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艄庀碌姆缇啊！�
杨惠根对南、北极光的研究，同样是从兴趣开始的。
“北极光在天穹下抖动着银光闪闪的帘幕，忽黄忽绿，忽而赤红，时舒时缩，变幻无穷。继而撕成一条条白银般多褶的缎带，闪烁着道道鳞光，瞬时间华光皆消。不久，天顶上微光点缀，幽幽冥火，忽见一道金光从地平线上冲天腾起，倏地滑入月色之中……”这是挪威著名极地探险家南森100年前对极光的诗样描绘。
极光的英文名字叫“奥罗拉”（Aurora），这是古罗马神话中掌管北极光的织架女神。
传说中的奥罗拉经常爱上凡人，她最宠爱的是特洛伊国王的儿子提托诺斯。她明知自己不能爱他，但又无法割舍心中的爱情，更不能接受所爱的人会在永生的自己面前死去，于是奥罗拉请求主神宙斯赐他长生不死。宙斯答应了她的非分请求，并切再三告诫她不能反悔。
魔法实现了：提托诺斯果真长生不死。但是岁月流逝，奥罗拉痛苦地发现，他的爱人虽然不死，但越来越老，甚至瘫痪在天国的宫殿里。奥罗拉意识到自己错了，她忘了请求宙斯让爱人不老。她再次请求宙斯收回咒语，但已经晚了。奥罗拉看着提托诺斯终日呻吟却不能死去，于是流着泪，将他变成了蚱蜢。
奥罗拉每天黎明都身着彩衣漫步天庭，回想那些不能实现的爱情，她的泪水，便是落到人间草叶上的晶莹露滴。因此，她又是神话中的黎明女神。
神话毕竟是神话，用杨惠根博士的话说：“奥罗拉”其实是一个并不科学的科学术语。她是极夜里的大气发光现象，这样命名是古人误认极光为黎明晨曦的结果。
人类对极光的记录由来已久。在古代的西方，人们认为极光是死去少女的灵魂或北冰洋月光透在鱼鳞上的反光，甚至认为是北极狐皮毛的闪光。那么，极光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
原来，地球就像一根巨大的磁棒，内部的磁力线是闭合的，从两极发出的磁力线则是张开的。磁力线从南北两极抛入外层空间，形成无数个闭合磁力线圈，无形地将地球紧紧包绕。与此同时，太阳向地球吹来带着大量带电粒子的太阳风，带电粒子一旦被地球的磁力线捕获，就会沿着张开的磁力线沉降在两极地区，形成极光。中国的南极中山站正处于开放磁力线区域，太阳风可以沿着开放磁力线到地球内部来，是地球开向太阳风的窗口。
关于极光，杨惠根早在读高中时就有关注，他高兴地知道，极光偶尔驾临中国的漠河，但那只会发生在太阳风引发巨大磁暴的时候。因此，要在那里观测极光，等于守株待兔，只能去遥远的南北两极。
对杨惠根来说，极光是宇宙对他的召唤，注定是将他终身蛊惑的玄秘天象。
杨惠根真正对极光产生兴趣，还是他在武汉大学读书时发生的两件事。
进校不久，武汉大学从隔壁校园——武汉测绘学院邀请了参加中国首次南极科学考察的鄂栋臣教授为学生举办讲座，介绍极地见闻。讲座现场热烈火暴，杨惠根拼命挤了一晚，最终未能挤进会场。
1985年2月20日，中国南极科考队建立了中国第一座南极科学考察站——长城站。电影迷的杨惠根从一部介绍长城站建站的纪录片中，了解到中国在南极开展了电离层观测。这个消息让20岁的杨惠根怦然心动，兴奋不已。因为武汉大学当时也在进行电离层的观测实验，只不过是在赤道附近的低纬地区。在那里，磁力线与地球平行，无法观测极光。极光只发生在磁力线与地球垂直的极地圈内。这是杨惠根第一次把自己的专业与极地科学考察联系起来，幻想有朝一日能去南、北极进行科学考察，研究高纬的空间物理问题。
1989年，杨惠根开始读博士学位，设在上海的中国极地研究所于同年成立。1992年杨惠根博士毕业，极地研究所高空物理学科带头人刘瑞源教授与杨惠根的导师、武汉大学空间物理系系主任王巢教授联系，希望他能够推荐一名博士，加人中国的极地空间物理研究。当时北大、科大等校还没设立空间物理专业的博士点，空间物理的博士在全国凤毛麟角。那年，中国南极中山站也刚建立，中山站的地理和地磁纬度都高于南极圈外的长城站，为中国开展极地空间物理观测提供了一个大好良机。当时，中国虽已开始了地质调查等考察，但对极光——这个壮观的极地高空大气物理现象，尚是一个空白领域。王巢教授征求了弟子的意见，杨惠根毫不犹豫地回答愿意去中国极地研究所工作。把握了这次天赐的良机，他带着一个新的追光梦想，离开武汉来到上海，并从那里踏上了通向极地之路。
一到上海，杨惠根立即投入到极光的研究课题，并且成为所里的骨干。虽然，他身处一个曼哈顿般的繁华闹市，但是他的心早去了极地，来到他尚未亲眼看到的纯净世界。
命运之神只降临在有梦之人的窗口。杨惠根本是个有梦却不信命的人，但是他这次，他真的信了！
在远古时代，中国所在的大陆版块与南极大陆原是一双连体的兄弟，它们同处于古冈瓦纳大陆。后来，古冈瓦纳大陆分裂，经过复杂的褶皱和断裂运动，在三千万年前痛苦肢离，遥远相望。所以，中国人对极地的研究，实际是对自己远古家园的回访。但是，中国对南极的科学考察，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迟迟起步。虽然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就翻译介绍过南极知识，但许多次的私人探险计划，都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搁浅了。
从1981年到1983年，中国先后派出海洋生物学家董兆乾、冰川学家秦大河、地理学家张松青等几十名科学家先后前往南极，在卡塞、戴维斯、史考特、布朗等多座外国南极考察基地进行科学考察。随后于1984年11月自己组队，首赴南极，次年2月20日在南舍德兰群岛的乔治国王地上，建立了第一座科考站——长城站。五年后，又于1989年2月26日在伊丽莎白公主地上，建立了纬度更高的第二座南极基地——中山站。
杨惠根幸运的是，尽管中国的极地科考起步很晚，但后来居上。南极的长城站、中山站以及新近建立的北极黄河站，为杨惠根和他的同事提供了一个可以发挥自己学识的绝好平台。在极地研究所，杨惠根的研究对象是与低层大气完全不同的、距地球表面60公里外的“近地空间”，那里充满了等离子体，有地球磁场等各种复杂构造，受到各种力的作用。
近地空间，对常人来说可能是个遥远虚无的抽象概念，但对现代人来说意义重大。要知道，卫星就在300公里的轨道上穿行，载人航天以及未来星球大战、太空行走，也都发生或将要发生在这一空间里。在近地空间内会发生电离层暴、极光亚暴、磁暴等有如地震、海啸一样的自然现象，但其发生时间、位置和强度究竟怎样？是人类至今不能准确预测的难题。
自从博士毕业，杨惠根始终进行极光的观测和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在他面前打开了一个问题越来越多的世界，等待他的，是几辈子干不完的活儿。科学家不是历史学家，科学研究并不是“越做越了解什么”，而是“越做越不了解什么”，越来越发现人类的渺小，越来越对变化莫测的大自然生出膜拜之心。
与此同时，正是这种逐渐扩大的无知，引导科学家不断求索，成为一种令人无法止步的呼唤和诱惑。搞科学的人，只有怀着一份对自然之神的敬畏，才有可能接近真理。
选择科学，等于选择了一条孤独的道路。由于知识体系的隔绝、思维逻辑的相异，使杨惠根在日益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里，也难免感到形只影单。因为，一位前沿科学家永远独自面对人类的未知之境。随着研究的深入，那无人问津的一隅会变得愈加宽广，就连最密切的亲人和同伴也无法跟从。
有一次，杨惠根探亲回家，一位家里的亲戚半挖苦半认真地诡笑道：“你读了这么多书，能不能先把蚊子给我灭了？”惠根听了心里苦笑。
的确，他能奢望小学文化的家人了解自己既抽象又玄妙的空间物理；即便跟爱妻林洁，也很少提及自己的专业。妻子顶多知道丈夫又得了一个奖、又发表了一篇论文等客观情况。单从这个角度讲，杨惠根选择的专业，是个仅容他一人进出的神秘世界。
杨惠根从小习惯了自由独处，只要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家人对他的事从不过问。从这个角度说，他目前的生存状态跟他小时候时区别不大。在很小的时代，杨惠根就已给自己留下了一片自由的天空。
那时候，打完猪草，杨惠根经常一个人躺在油菜地里望着天空出神地发呆，想一些天上的事情：宁静的田野上，有风有云，有太阳有蓝天。他可以想天上的云，想云上的人，想那些自己的想象不能抵达的地方。从那时起，他就自觉不自觉地把自然作为对话的对象。他喜欢这种散漫的独处，在独处中，体味到一种隐秘的、无人分享也无须与人分享的浪漫。
若不是南极北极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普通人难以目睹的自然景色为杨惠根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壮观的舞台，恐怕周围的人永远不会注意到他。即使这样，杨惠根所搞的研究，仍未被大多数人理解。所以，他在上海地球物理学会担任常务理事，被封了一个科普分会主任的头衔，其任务就是用普通人可以理解的语言，准确传神地传达科学的思想并让人接受，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同样需要艺术的创造力。
许多年过去，杨惠根早已跟与科学相伴随的孤独“言和”了。
科学家与艺术家不同：艺术家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在舞台上层现自己的存在；然而科学家却需要离开喧嚣，沉浸到一个没有观众的世界里。久而久之，许多科学家连被他人理解的奢望都没有了。
经常有人问他：你研究极光，到底有什么用？在以商业价值衡量一切的拜金社会，这个问题恰恰触到了理论科学家的软肋，他们无法将自己的成果用货币量化，无法理直气壮地阐释自己研究课题的实用价值。
杨惠根说：“尽管我观测的极光是可视的，而且瑰丽壮观，但是我搞的物理是抽象的，至少现在不知何用……我们搞基础科学的跟搞应用科学的不同，我们考虑的问题总会与现实有一段的距离。因此，搞我们这行的不该抱有太强的功利心……”
现实生活中，许多科学家丢三落四、言行不羁，甚至充满孩子式的天真，显得不食人间烟火。虽然他们这种缺乏生活管理能力的形象，常常沦为他人的笑谈，但在杨惠根看来，生存能力本来就不应该成为审视科学家的行为标准。
作为空间物理学家，杨惠根的兴趣还不仅仅局限于围绕地球空间的物理问题，而且伸展到宇宙之中。因为，在诸如木星、火星等拥有大气和磁场的行星上，也会发生有如地球上的极光现象。科学，给杨惠根插上了可以穿越时空的翅膀，他从一个百户人家的小村庄，翱翔到无边无际的宇宙。在追逐极光的过程中，逐渐接近自己本来朦胧的科学梦想。
追寻极光，是科学的浪漫。而在追逐的途中，却抵押了现实生活中的浪漫。在离多聚少的爱人眼里，作为丈夫的杨惠根是个不一样的怪人。
林洁与杨惠根相识，是在他读研究生期间。林洁的母亲，是武汉大学校医院最受师生喜欢的老护士。一次，杨惠根膝盖受伤，住进了校医院，古道热肠的刘护士对每位病员都体贴入微，精心看护。每天清晨，刘护士都会在每张病床的木柜上，放一枝清香的栀子花。
“刘护士，您有女儿吗？把您的女儿嫁给我吧！”病房里，男病员经常调皮地玩笑。
那时，十八岁的林洁高中毕业，常到武大的校医院玩。几个不经意的碰面，文质彬彬、不失幽默的杨惠根给林洁留下印象，他也被女孩快乐的性格和纯净的美貌所吸引。不知出于单纯的热心，还是由于动心后的试探，林洁主动为他介绍女朋友。没想到，介绍到最后，杨惠根娶了红娘。
经过五年恋爱，这对年轻人在1991年结了婚，那时杨惠根决定了要去上海。他常跟妻子玩笑说：“根据恋爱统计理论，第一个女孩，再好也不能要；第二个女孩好些，可要可不要；第三个女孩如果是三个中最好的，才可以考虑要……我第一个遇到你就娶了你，实在太亏了。”玩笑归玩笑，结婚十几年了，杨惠根无论走到哪里，心里惦记的还是他的初恋。
1991年杨惠根与林洁成家。不到一年，小夫妻就演了一幕《新婚别》。1992年11月至1994年3月，杨惠根受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