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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诙遣换嵯裱始夷茄プ邢缚急嫫渲械南附冢热绾缢嫡飧龌笆窃谑裁词焙颍�1944）、闻一多被害（“成仁”）是在什么时候（1946）、伟大领袖发出学习的号召又是什么时候（1949），更何况材料中既然已经明确指出这是对闻一多先生的“进步”的辱骂，当然也就更加不会有人去关心胡风到底为什么要说这个话了，他们能够从这里获得的印象，只能是胡风的“不像话”，所谓人神共愤、天理难容。“胡风案”爆发出来之后，社会各界一片哗然，舆论几乎完全一边倒，显然是与类似材料的高度刺激性有直接关系的。
那么这条材料到底是怎样得来的呢？应该指出的是，舒芜先生在这里并没有断章取义，也没有像在其它段子上那样针对内容加出格外的注解，即是说，没有做出故意的曲解，但是，这些并不意味着舒芜先生在这里就“尊重事实”了，相反，他是以另外的方式歪曲了事实：他隐瞒了真相。所引出的文字本身是胡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致舒芜信中的最后一个自然段，内容与全信所谈毫无关系，如果全信完整地摆出来，相信谁都可以看出，胡风所以会在信的末尾没头没尾地说上这么一小段，肯定是作为对对方来信的一个回应，客气一下，附和一下，并不十分当真的。这后面一点我们从引文本身也可以体会得出来。“当然”云云，是没有兴趣的口吻；“这里还有”云云，是说相比起来更重要的都没有谈，这个就更不值一谈了。但是要体味出这些，还是得以全信为基础。舒芜先生当初如果真有实事求是之心，在无法公开全信而又不能不作这样的摘引的情形下，最低限度也应该对这一段文字有所说明，至于究竟怎么说明法，这或者才是真正需要发挥舒芜先生的聪明才智的地方。总之我们今天已经知道，其实这“恶攻”闻一多一节，真正的责任人应该是舒芜先生自己。根据《胡风全集》的注释，胡风信中的这段话，“系由舒芜十一月二十三日来信中认为闻一多最近的表现为‘投机’而引起。”〔48〕而在这一部分的总结陈述中出现过的“蛆虫”和“市侩”两个字眼，现在也已经很清楚，前者原是针对国民党特务而发的，后者只是胡风文艺评论中一个常见的修饰词，用来指称那些他认为不真诚、投机性的人和事。至于说“他把所有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一律骂作‘蛆虫’、‘市侩’”，那只能是明目张胆的造谣：别的不说，“七月派”中哪一个不是“进步作家”？
我要举出的第二个例子，是《材料》中放在第四部分的第三三则摘引，摘自胡风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信，摘录的目的，是要证明“在这些信里，胡风的唯心主义的思想，是比在他的公开的文章中表现得更加露骨的。他认为意识形态是独立存在的，还感到甚么‘主观在运行’，甚么‘大的意志贯穿了中国’，他在‘唯物主义’上面加上‘市侩’两字，以表示他对唯物主义的轻蔑和反感。”看到“主观在运行”、“大的意志贯穿了中国”这样的短语，有心的读者可能立刻就会意识到，这正是舒芜先生在《后序》中谈到过的他自己当年在学习过伟大领袖的光辉文献《论联合政府》之后的得意之笔〔49〕，发明权也应该归于他自己的，这里怎么又慷慨地奉赠给胡风了呢？细读《材料》中引用的胡风文字，我们明白了，原来在这里面，胡风在表扬舒芜“感到了真的主观在运行，一个大的意志贯穿了中国”是“把认识化成了实感”的同时，还“批判”了“主观、中庸二文（指《论主观》《论中庸》）没有被这实感所充溢，恐怕这才是缺点”，而“权威”和“有的老实人”之所以觉得这两篇文章“有点异样”亦即对之提出批评，也“未非不是由于这一点”。什么意思呢？“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舒芜先生这样的文章作得真是令人叹为观止！要知道，这才仅仅是“摘录材料”而已。然而，通过摘录，舒芜先生达到了某些洋洋数万言的长篇大论恐怕也难以达到的目的，即，不仅打击敌人（是的，敌人），更要维护自己。他要通过那两天两夜的劳动向全国人民宣告：你们看，面目可憎的胡风不是对我过去的重要作品不满意吗？什么叫“用别人的血洗自己的手”？这就是一个具体而微的例子。
至于说“他在‘唯物主义’上面加上‘市侩’两字，以表示他对唯物主义的轻蔑和反感”，那也是明目张胆的造谣和污蔑。作为与胡风维持了多年的亲密关系的人物，他不可能不知道胡风所反对的只是“市侩的唯物主义”，而不是“唯物主义”本身；知道实情而要面向绝大多数不知道实情的社会公众入人以罪，这就是构陷。
人只有在怎样的情况下、出于怎样的心理才会做出这等令人不齿的行为来？舒芜先生也许会辩护说，上举两个段落都是林默涵特别标记出来的，他甚至还可能为此拿出实物证据，但我觉得，这样的辩护根本不足以说明他的无辜。原因无它，正如包括舒芜先生自己在内的多位当事人反复强调的那样，在伟大领袖正式介入此事之前，围绕着胡风们的政治形势远远不像后来那样严酷，他们虽然逐渐失去了公开的发言权，但至少还享有口头上的言论自由，即可以为自己申诉、辩诬。舒芜先生此时但凡还怀有任何对胡风的顾惜和姑息之心的话，遇到林默涵的要求，他也完全可以解释、说明、保留和拒绝，林默涵即使不高兴，也并不能拿他怎么样。请记住，所有当事人一致指陈，此时没有任何人要置胡风们于死地，也就是说，一直到舒芜先生完成其两天两夜的特殊劳动为止，事情都还走在“的确是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要把人救活，不是要把人整死”的路线上，尽管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那么，是不是舒芜先生心理特别阴暗，一定要借机置胡风于死地而后快？人们有足够的理由倾向于这样认为，但如我们所知，这样的认识决不会为舒芜先生自己所接受，我甚至觉得，促使他下定决心撰写《后序》的最主要的动力，可能正是要尽最大努力拒绝这样的历史认识。在舒芜先生的自述中，他尽其所能地表达了自己的最大真诚，承担了自己所愿意承担的最大责任，包括自己文字上的诛心之论的“残酷”，但与此同时，他坚决维护了自己人格上的清白，他所能够接受的关于自己在胡风事件上的责任的结论似乎是：由政治信仰的真诚幼稚犯下了巨大的罪过。
这里面存在一些非常微妙的地方。我认为，如果在舒芜先生愿意接受的结论中再加上本文上节所论的个人性因素，可能会成为一个接近完美的结论。怎么说呢？让我先说舒芜先生愿意接受的部分。
与胡风相比，舒芜毫无疑问是具有丰富的政治常识和高度的政治敏感的。这一方面的证据很多。比如上引“大的主观在运行”之说，从毛泽东的一篇讲话中就可以感受到“已有真的‘主观’在运行”，就足以说明问题。又比如《后序》中述及的他自己与胡风在是否需要“联络人”、“争取人”，亦即他们是否在“孤独作战”的认知问题上的分歧〔50〕，事实上正是政治上的统战头脑与文艺上的坚持主见之间的认知冲突。胡风关心的完全是自己的文艺立场，对于事实上的政治同盟毫不在意或很少考虑，这也是导致他长期与左翼盟友关系紧张的根本原因。舒芜因为不懂文艺，在“胡风理路”上进入很浅，对文艺是非介入不深，最初接近胡风，是把他认作一位“（左翼）大人物”而接近的，因而当然会更多地从政治大局的角度去看问题、理解胡风思想和理论，这就使得他成为胡风“集团”中的一个异数。胡风曾经说过舒芜“不懂文艺”，而这样的人在他身边的年轻人中堪称仅有，因为别的都是货真价实的“文艺青年”。胡风所以会欣赏他，爱才当然是主要原因，但他所带来的文艺以外的思想风范对胡风无疑是一个吸引。对胡风来说，舒芜是一个崭新类型的文艺青年。胡风对舒芜言论话题的不熟悉，对其理论成果的难置可否，可以从他们之间当时的通信中和胡风后来的回忆中找到大量的例证。而在舒芜这一面，他所以会对于胡风在周恩来、茅盾等人面前表示“发表《论主观》是为了引起批判”长期耿耿于怀，并发而为“两面论”，也正是基于这一思想出发点的不同和看问题的基本角度、方法的不同而引起的。舒芜后来终于认同左翼文艺界对胡风和他自己的批判，并且尤其在“宗派主义”这一点上深有心得，思想根子乃在这里。
“三十万言书”中有两个细节，生动地表现了胡风舒芜在政治敏感性上的差异。其一充分证明了胡风对“革命政治”的无知。周扬指控他的思想与“社会民主党”接近，是“反对派”，对此，胡风的反应是：“我听了周扬同志等的这个裁判的时候，莫名其妙，连考虑那含义也无从着手，只好放开不管。”〔51〕他真的是不懂。事后的发展证明，如果他懂得这一指控的真实含义，及早对对手的这一陷他于政治上的不利地位的企图加以防范和应对的话，则至少会使得他和他的朋友们在灾难来临时心理准备更充分一些。
另一个细节正是关于舒芜先生的。在一九五二年的“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期间，应舒芜的要求，胡风与他见面，做了最后的一次谈话。关于谈话情况，胡风写道：
谈了几小时，完全是听他谈；我记着笔记。他还告诉了我几件党内情况，其中有关于毛主席的。最后，他说要说的意见说完了，但提了一个问题。我在一篇纪念高尔基的文章里提到拉狄克（《剑、文艺、人民》三六至三九页），说当时看到他在苏联第一次作家大会的报告虽然感到不满意，但还觉得是：“虽然粗糙，没有真的追求力，但我们也以为他是尽了一个政治家所有的力气的。”舒芜说他不懂这意思。我没有回答，他也没有要我回答。我知道他是暗示我：你断定了政治家不懂文艺，你看不起政治家，你是反抗党的领导的，当心我要把这揭发出来！他当然也知道我是懂得他的意思的。〔52〕
舒芜对胡风说这番话肯定带有警告的意思，但可悲的是，胡风却完全领会错了这警告的真正含义。这个错误说明了他对三十年代以来日新月异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政治极其隔膜，甚至完全无知。怎么回事呢？根据《国际共运史事件人物录》等辞书提供的资料，拉狄克（1885—1939），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联共（布）党内反对派代表之一。一九一九年任俄共中央委员，一九二○年后主要从事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曾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执行局委员和主席团委员，一九二三年加入托洛茨基反对派，一九二五年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一九二七、一九三六年两度被开除出党，一九三九年被处决。一九八八年获得平反。〔53〕
如果说周扬们对胡风的“社会民主党”的指控还属于“查无实据”一类，可以“放开不管”的话，舒芜在这里抓出的可是一个令胡风百口莫辩的真正“反对派”（“托派”）的证据。尽管没有材料表明舒芜曾经对这一证据加以利用，但面对这种在高度政治化的生存环境中由高度的政治嗅觉和高度的政治无知参差交错编织而成的文化悲喜剧，实在也足以令人黯然神伤。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这两个人的人生轨迹要是没有发生交错的话，岂不是可以避免许多？——这就使我们更进一步地深入了问题的核心，这里出现的问题是：没有这个舒芜，会不会出现另一个？
我的答案是：舒芜只有一个，没有他，就没有这样发生的“胡风集团案”。正是他的在上述种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内涵复杂、不可名状的理性狂热，导致了胡风们处境的逐渐恶化，最后变得不可收拾。
文章确实已经写得太长，关于这个论点我不拟多说，事实上上面的许多篇幅也已经从不同侧面证明了这一点，因此这里仅就几个基本事实的未被充分强调的方面作出总结陈述。其一，以《向错误告别》肇始的那些文字，舒芜为什么非写不可？答案是：因为政治实践成功而来的非凡成就感，导致头脑发热，导致以政治眼光看待一切，也就是胡风指出过的“把对象局限于所痛切关心的一方面”的老毛病作怪。对此，舒芜先生自己有过痛切反省。其二，在自己的检讨中为什么非要牵扯别人？从舒芜先生自己的立场和理解来说，他在这一点上其实已经很谨慎，凡是没有受到公开批评者不涉及，受到过公开批评的，也并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