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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九四八年一直到斯大林死时，苏联科学刊物上没有发表过一篇敢对米丘林学说有任何异议的文章。斯大林死后，反对的声音开始浮现。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个学说不仅未能对农业生产有任何的效益，反而带来了严重的灾难。李森科竭力主张在西部西伯利亚播种经春化处理的冬小麦，结果从来也没有得到过收成，甚至连种子也收不回来。李森科否定生存斗争的存在，将这个观点称为“马尔萨斯主义”、“庸俗达尔文主义”，自称“创造性的达尔文主义”，认为种内不存在竞争，主张密植，越密越好，导致作物大批死亡，光是这一损失，估计即达十亿卢布。多倍体、自交系、辐射育种等遗传育种技术已在世界各国大规模发展，成为农业增产的重要方法，而苏联在这些方面仍然是一片空白。一九五六年二月，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做揭露斯大林罪行的报告。四月李森科被迫辞去了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职务，苏联开始派代表团出席国际遗传学会议，恢复了遗传学研究。但是在一九五八年，赫鲁晓夫转而支持李森科，一九六一年，李森科东山再起，重新担任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苏联遗传学研究再次转入地下，改在物理、化学研究所之内偷偷进行。直到一九六四年十月赫鲁晓夫下台，苏联遗传学才算获得了合法地位，可以跟米丘林“生物学”平起平坐了。但是在二、三十年代曾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苏联遗传学，这时已落后了四分之一世纪。从一九三八年到六十年代初，苏联没有出版过一本遗传学教科书，也没有一所医学院教遗传学。“独联体”各国仍然在承担这个断层导致的恶果：直到现在，这些国家的生物学研究水平仍然远远落后于世界水平。
二
在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前，中国的遗传学家基本都有留美、留欧背景，其中也不乏在摩尔根实验室学习、研究、得过博士学位的（像李汝祺、谈家祯等人）。他们回国后大都在大学任教和从事研究，已为中国遗传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建国后，李森科的《论生物学现状》一文在中国大量印行，成为大学生物系和农业院校的必读文件。苏联伪生物学家纷纷应聘来华传播伪生物学。一九五二年，中国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遗传学家们都受到了批判。这一年六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的文章，批判“反动的”、“唯心主义的”摩尔根学派，严厉指责“当前我们生物科学的状况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各大学中生物科学各部门基本原封不动，旧生物学的观点仍然贯穿在课程的各个方面”，勒令“要用米丘林生物科学彻底改造生物科学的各个部门”、“从批判旧生物学、旧遗传学工作中来学习米丘林生物科学”。从这一年秋季起，遗传学课程在各大学基本被取消，遗传学研究全部被停顿，而改以伪生物学研究取代。遗传学家们虽然一般仍留在原单位，但全部被改行从事其他方面的教学或研究工作。遗传育种材料被销毁，试验田被铲除。甚至直到一九五五年，李森科在苏联已遭到批评，而在中国仍然对之视若神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胡先骕在这一年出版的《植物分类学简编》一书中，因对李森科“创造性达尔文主义”的一些观点提出异议，被全部销毁。一九五五年十月底在北京召开的纪念米丘林诞生一百周年大会上，胡研究员受到了政治批判。
一九五六年四月，传来了李森科辞职的消息。中共中央也在这时候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指定在遗传学领域树立“百家争鸣”的榜样。于是在一九五六年八月，由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共同主持，在青岛召开了约一百三十人参加的遗传学座谈会。遗传学家和米丘林主义者在这次会议上一起讨论遗传学问题，至今仍被视为“百家争鸣”的典范，用我在大学本科时一位老师的话说：为中国遗传学的发展立了大功。
这次会议，如其名称所表示的，并非一次学术讨论会，而是座谈会，更确切地说，是一次遗传学家向米丘林主义者普及遗传学的基本常识的会议。参加会议的许多人，在发言之前都声明自己是外行，从其发言内容看，倒也并非谦虚。童第周、朱洗等实验胚胎学家对基因学说还有所怀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生物个体发育过程中的基因调控机制也只是近十几年来才研究得比较透彻，在当时还一无所知。但是，会上米丘林主义者对遗传学的攻击，即使是按当时的水准，也是极其低下的。他们全然不懂基因型和表现型、后天获得性和自然选择的区别，不具有遗传学的基本概念。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室主任奚元龄竟然还用细菌的抗药性来证明后天获得性的正确，不知道早在四十年代微生物遗传学实验就已证明了那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即使是遗传学家们，由于巳多年被禁止从事遗传学工作，各种遗传学期刊自一九四九年起就被停订，对国际遗传学的进展也大多不了解。在整个座谈会中，只有中国科学院生理生化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德宝提到了在三年前华森和克里克就已做出的DNA双螺旋结构这一划时代的发现，还不忘小心翼翼地声明“并不能算做定论，我们对于DNA的构造知道得还很有限”。
除了漠视科学事实之外，米丘林主义者从发言中还表现出逻辑思维混乱、没有掌握科学方法，根本就不具有从事科研的能力。比如华南农学院教授王仲彦在长篇介绍了他们做的“无性杂种”证明米丘林学说的实验之后，承认还存在缺点，“（1）没有原种对比，科学性不够。（2）所观察的对象仅为外部性状，外部性状是容易变异的，对遗传性的影响如何尚须深入研究”。他不知道，这两点就使他的实验毫无价值，没有对照的实验，不仅是“科学性不够”，而根本就是“没有任何科学性”。难怪北京农业大学教授李竞雄认为“论争的焦点，还在于共同语言，共同语言不仅只是事实，还包括实验材料、方法、结果的解释以及科学定义等”。
然而整个会议中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米丘林主义者几乎一致地认为遗传学的发展恰好证明了米丘林学说的正确。武汉大学生物系教授何定杰说，用于证明DNA是遗传物质的肺炎球菌实验正好证明了后天获得性能够遗传（我将他的话看了几遍，至今不明白他是如何推导出这个结论的），“由此可见，摩尔根遗传学，近年的发展，已大大的接近于米丘林遗传学”。“从摩尔根遗传学的发展趋势看来，它不是与米丘林遗传学背道而驰，而是一天一天的接近于米丘林遗传学，朝着米丘林遗传学方向发展着”。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遗传研究室副研究员梁正兰说：“我听了几位先生介绍摩尔根学派的发展，许多工作是很有意思的。基因的概念不像以前那样，而有了新的发展。我相信这是因为许多新的研究成果不能不使这种理论有所修改的结果。基因概念的这种发展是很好的。在我看来在某种程度上和米丘林学说比以前接近了些。”该研究室副研究员李г蛑冈鹨糯Ъ医蜓档背闪恕熬哉胬怼保罢蛭绱耍谀Χ糯е校钡浇袢眨诶砺凵峡床患裁捶⒄购痛醇薄８醚芯渴抑魅巫娴旅髟诨岷笞芙嵛恼轮校采颇Χ勺罱敖ソゾ醪斓较赴侍乇鹗腔肪程跫杂谝糯木薮笞饔茫佣醪浇饪巳旧寤蜓档氖俊薄？蠢凑飧鲋泄糯芯康娜ㄍ梗ǖ笔币糯芯克刮闯闪ⅲ┚兔挥幸桓鲆糯Ъ遥�
对于这些在现在看来极其可笑甚至可以说相当无耻的论调，当时的遗传学家们又是怎么反应的呢？除了李竞雄教授敢于针锋相对地、极其正确地指出米丘林学派“抹煞了一百多年来生物科学发展的事实，而回到一百多年前去了”，其他遗传学家都采取了一种回避、退让、调和的态度。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李汝祺跟他的“师弟”、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谈家祯说要“走中间路线”，会上走中间路线的人的确不少，像“孟德尔和米丘林学派都有片面性，应该截长补短，互相补充，融合起来，希望我们遗传学成为一门创造性的科学”（浙江农学院教授陆星垣的发言）之类的骑墙说法出自几乎每个发言者的口中，若不查其师承，难以认定他们是遗传学家还是米丘林主义者。如果说这是碍于情面不好当面发生冲突，那么会后的总结文章也一样试图调和。谈家祯教授会后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说：“我认为米丘林提出的定向培育理论，标志着人类控制和改造生物类型的崇高愿望，可能把遗传学、甚至整个生物学的发展方向提到更高的阶段。”“从摩尔根学派最近开展的有关细胞质遗产和微生物定向变异的初步研究成果来看，摩尔根学派不是同米丘林学说的基本精神没有一点共同的基础的”。等于是认同了米丘林主义者的“先进”谰言了。山东大学生物系教授方宗熙会后在《生物学通报》上一面指出摩尔根主义“成为现代生物学的极其重要的知识，成为现代生物学的基本理论。因此，现代遗传学的研究应该以它为基础”。一面又赞扬“米丘林学说所强调的定向改造遗传性使生物更好地为人类服务的方向，是生物学发展的一个新方向，这样的方向符合于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也符合于科学发展的前途”。也一样是承认“米丘林生物学”之“新”。
其实当局的既定政策，就是在“百家争鸣”的口号下让两家和平共处。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副主任童第周在致开幕词时，已指出“苏联的科学精神”和“米丘林学说”是碰不得的：“在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中还不能很好地领会苏联的科学精神”、“几年来我们虽然学习了米丘林学说，因为体会不深，在研究上和教育上主要根据李森科学说来进行工作和教导学生”，而这次会议的用意，就是要解决“过去摩尔根学说被批判了，不敢介绍；现在李森科学说也被批判了，更觉得无所适从”的尴尬。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随后发言，为整个会议定下了基调：“遗传学的两个学派应该互相学习，互相补充。”会议的目的，看来是达到了。按照童第周先生在闭幕词中所言，这次座谈会一致认为：“摩尔根学说的研究和米丘林学说的研究，都应当发展，都应当扩大它们的领域。本着提高我国科学技术水平，十二年内达到国际标准的共同目标，各学派之间互相学习，互相批评，这对于遗传学的发展，不但没有妨碍，相反地将会起很大的作用。”像李竞雄教授这样的“极端”分子的不平之鸣，也就只是整个会议中个别的不和谐声音。《人民日报》在会后发的报道《一个成功的学术会议》批评这些“极端”分子说：
“有个别摩尔根学派的科学家，曾经要求会议作出我们遗传学应该按照摩尔根学派方向发展的结论，认为只有采用摩尔根主义的方法才能在十二年内赶上遗传学的国际水平；认为在高等学校中应该只讲授摩尔根学派的细胞遗传学等。这些看法，受到其他科学家，包括一些摩尔根学派科学家的反对，他们认为这是和‘百家争鸣’的精神不符的，是和实际情况不符的。”
今天读到这些话，只有让人感到悲哀。当局的如意算盘，是觉得遗传学和米丘林主义各说对了一半真理，科学的发展会使它们统一起来。但这种美妙的情景在科学史上极其罕见。历史早已证明，正确的恰恰是那些和“百家争鸣”的精神不符的个别的遗传学家。我忍不住要设想：假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