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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2006年第2期-第8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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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正是这样,连续不断的行动凸显了朱棣的强者形象。这是巩固他统治的有效手段。父皇数十年的经营为他的一次次大手笔打下了基础,而他的才华又足以使他把一次次表演进行得有声有色。当然,除了制造阴谋和战争,他的智力、精力、毅力使他治理起国家来也得心应手。他每天四鼓即起,常常工作到深夜,根本没有休息日的概念。除了五次出征蒙古,他还常年巡行在外,以至没有几次能在京城正式庆祝自己的生日。事实证明,帝位正是为他这样的人打造的。他的那些委靡不振的孙子们和他比起来简直就是一群蛆虫。明代最耀人眼目的大事几乎都是他做下的,在他的治下,大明国力强盛,人民富庶,政治安定,文化繁荣。永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充满活力和开拓精神的时代。 
  只有像朱棣这样,把中国社会,把中国人心理,把权力的奥秘捉摸得通透的人,才能在这片土地上取得成功,并且姿态潇洒。 

看2005《当代》小说
邓菡彬 
一、长篇小说:新人崭露头角,名家略输风骚 
   
  有人感慨当代小说已失去动力,以致劣作泛滥。但我觉得,许多作品之所以无法取得好的成就,还是因为它们与活生生的生命日渐疏离,徒然走向技巧化、工匠化(无论是走形式创新的路子,还是走传统现实主义的路子),自断其通路,自窄其格局,缺乏生命的痛感和质感。与此相反,《当代》所推出的不少作品,比如今年第1、2期的两个长篇《桥溪庄》(王华)、《苦楝树》(楚荷),虽然其作者都可以称得上是文坛上的“新人",经验尚浅,在技巧上显得粗糙一些,但是由于发自真切的生活体验,反而能够呈现出鲜活的姿态。 
  与去年《当代》上刊载的、同是写国企和工人的重头小说《那儿》一样,《苦楝树》主角也是工人,而非站在风尖浪口的改革家。小说写得极有质感,将工厂生活的血肉肌理呈现出来。在小说中,工厂绝不仅仅是工人打工挣钱的地方,而是他们生活的家园;工人也绝不是可以随意换算成金钱的低级劳动力,而是工厂的主人,至少是其中的一分子——这种感觉是社会主义大厂文化给他们的,因而他们如小说中的苦楝树一样,失去特定土壤就会枯萎。也许《苦楝树》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工厂的繁荣和大厂文化有某种“怀旧式美化",但它确实有足够的细节来支撑它对社会现实的理解,足以使我们相信,在这部小说中,我们起码是看到了一个方面的“真实"。它将工厂的垮掉归罪于闭门造车急躁务进的“改革家"们物质主义的算盘,把那种支撑一代人和一代事业的精神力量活生生地阉割掉了。小说没有明确提出批判。与《那儿》相比,它少一点左翼知识分子的锋芒,而是多一点善良的平民式的对生活的朴素理解——它以非常朴素的笔法,写出了工人们的失落和伤痛,写出了对物质和精神双重家园之被毁灭、被抹杀的心痛和惋惜。在各种社会发展方案争论不下、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的今天,关注底层的作家未必能给“说法"、找出路,但这种大面积存在的真切伤痛,却正是文学该表达的。 
  《桥溪庄》写的是当代农村的苦难,小说的焦点也不在于对现实层面苦难的描绘,而在于对人心灵内伤的揭示。因为工厂的污染,桥溪庄的男子都患上了不育症,使得所有对幸福的追求都变成绝望。小说把几对青年男女的爱情写得悱恻、哀伤,那种溶化于深情的苦难让人心痛,也让人无法逃避地意识到:对农村资源不计成本的掠夺,也许可以免除一时饥寒之苦,但对农民生活造成的潜在损害和对其生气活力的剥夺,却是各种统计数据无法显示的。 
  这两部长篇都出于“基层作者"之手,发现、发表这样的作品,想必费了《当代》编辑不少苦功。这种从基层发现作者、培养作者的传统已被不少杂志编辑放弃,正如“下生活”的传统已经被不少“成熟作家”放弃。“基层作者"在观念意识和艺术训练上往往多有不足,这两部长篇或寒俭或青涩,在语言和结构上都有缺憾,《桥溪庄》尤显单薄。但是,它们提供的现实生活的新质,却是寻求“美学脱身术"的“成熟作家"们没有发现、无力表达的。 
  相比之下,名家作品只有阿来的小长篇《天火》(第3期)具有较强冲击力。阿来的这篇新作开始正面进入历史,书写川西北藏区的历史在当代的变迁。相对于《尘埃落定》的唯美传奇性,《天火》最大的特征在于它的现实介入性。阿来终于尘埃落定,由空灵飘忽变得可触可感,但在鲜明的同时也显出了其思想观念某种程度上的单纯。比如,对于藏族文化的理解,阿来似有本质化的倾向,在他笔下,藏区生活原有的一切都是自然的、自足的、美好的、人性的,而外来文明则是疯狂的、侵犯性的、“大一统"的、毁灭性的。山火烧毁机村,仿佛象征着藏区小村那种蒙昧与神奇相混合的生活,无可避免地要被卷入当代历史的激烈动荡之中。如果说当年阶级翻身的主流叙述具有严重的遮蔽性,这样“再翻过来"的叙述也难免“单面化"。不过,如此庞大的命题,使作者的艺术才华也充分地显示出来:写天火之狂足见其驾驭能力,写“心火"之狂足见其分寸耐心。让人再次惊叹阿来的笔力。 
  其他名家作品,史铁生的长篇《我的丁一之旅》和刘醒龙的《圣天门口》,虽然保持了作家一贯的某些特色,但显得较平。 
  此外,还有杨志军的《藏獒》。其单行本销售业绩大有赶超《狼图腾》之势。可以看出,它的“中心思想"也和时下流行的“狼文化"和“狼崇拜"?芽?着一股劲儿:“狼一生都在损害别人,不管它损害的理由多么正当,藏獒一生都在帮助别人,尽管它的帮助是卑下而屈辱的。"这种观点或许更得人心,但小说语言和细节都存在问题,作为消费读物尚可,却难以撑起小说想要表现的刚健气派和宏大主题。 
   
  二、中篇小说:黑键白键,采阴采阳 
   
  本年度《当代》的中篇分为两类:一类重心在“怎么写",于艺术形式颇有用心;一类重心在“写什么",主要满足于讲故事的乐趣。然而两类小说都各有成败,恰如本年两个中篇的题目——黑键白键,采阴采阳。王大进的《葬礼》堪称佳构。它以一个农村老妪的葬礼为切入点,环环相扣,勾绘出一幅当代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世情图卷,多而不杂,纷而不乱。就细节而论,不免还有平庸之处,但其结构清朗,章法有度,亦足以掩其疏,立其骨。一个小型《红楼梦》式的乡村大家族各色人物、各种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层层充分铺垫之后,所有矛盾集中在一天爆发,众多动作、言语,纷而出之,而极有层次。很见叙述功力。小说写出当代乡村的精神现状:真情缺失,利欲熏心,谈不上什么信仰,即使是迷信,也是为了利益的保全或者扩张。作者只直陈其事,并无明确批判意图,虽然不乏隐忧。不过,“葬礼"本身强大的象征意味,使生命的自然与人世的浮嚣相对照,读者自可从中发其未述之意,达其未详之思。 
  韩少功的《报告政府》,大幅度地疏离了作者早已熟稔的那种带有知识分子审视目光的文风,大胆采用第一人称,把作品的叙述口吻,降到主人公的水平。不惜使文字显得粗糙。以此达到“以轻写重"的效果——犯人看牢狱生活,不像旁人看来那样满目残酷。略带油滑的文字,让故事很轻松地被讲述出来。残酷则被藏在这镜子反射的光线之中。相应,出狱后“现在的生活"也并不意味着“美好生活"的开始。通过这种对照,可以发现小说关注的重心其实不是“监狱"的残酷,而是在整个社会中都可能存在的残酷。这座监狱乃是一个社会隐喻。“报告政府"的标题,颇耐咀嚼。不过,作为一个韩少功小说的偏爱者,因为有对他以往小说的许多阅读经验,作品表达不够充分的地方,我也能够领会。这篇小说实际达到的水平与它想要实现的创新,大概还有些距离。 
  钟求是的《未完成的夏天》文字构思均十分精致,为我们提供了多种阐释的可能:极端年代里禁欲主义对人性的扭曲、亲人爱人之间看似莫名的彼此侵害,等等。《当代》的“编者按"认为小说特色在于“不动声色写残酷"。的确,作者把“不动声色"维持得很好,不管是开始的日常情节还是后来的极端化情节,都有一种置身事外的冷漠姿态在。不过,小说后半部,情节的极端化却让读者有突兀之感。对精神进行摧折屠戮,已经足够;又把肉体拿来损毁消灭,反而多余。也许,倘若来自日常,又消隐于日常,让生活在表面上依旧,只留下深深的内伤,反而更能体现“不动声色写残酷"。 
  姚鄂梅的《白键与黑键》以一个小孩子白键的视角展开,笔调不算紧凑,模仿少年视角也有“不像"之处,但行文很机智。人物之间的关系,都写得有声有色。若是以成人视角来写,必然要对白键报以同情,但小说则少有酸楚,多带揶揄,时不时加一点小大人式的酷评——妙就妙在是小大人,这些对世事人生的理解,成熟里带着些稚嫩,仿佛新炒的茶叶,明知只经得起一遍水,也还是爱其清香。在白键的世界之外,隐隐然是父亲黑键的世界,只通过白键的眼睛写出一角,但我们也能够通过这些断章来想象其生活的复杂暧昧。除以上几篇,其余还有一些作品在形式上也有其探索,但成效欠佳。如丁伯刚《有人将归》、夏天敏《土里的鱼》等,都不及作者去年发表的某些作品。 
  另一类小说以丰富的生活体验见长。这类小说有很多篇,但多流于讲故事——即便有的故事讲得还算精彩。兼有较高文学意味的,并不多见。 
  文学新人张静的《采阴采阳》,充分使用女性视角对生活进行发掘,充满了女性对生活的敏感体验。“我"与叶子之间那种如胶如漆而又若即若离的关系,“好像超出了友谊",但又并非同性之间简单的渴慕和爱恋,而是更带着人物的自恋自怜。也正因为这情愫微妙复杂一至于斯,“我"、叶子,以及为了陪衬这两朵红花而出场的两片“绿叶"之间的四角关系,也才充满了种种动荡。高潮部分的一些文字,故事、情绪、笔致几乎合而为一,感染力很足。但遗憾的是叙述完全匍匐于人物,不仅未能有所超拔或者间离,而且似乎沉溺于这匍匐。作家除了敏感和文采,还是应该使文字对生活有其穿透力。也许正是这个缺点,导致小说的结尾无法可施,突兀落俗。 
  同是写“北漂"生活,徐则臣的《三人行》也很有张力。一个北大博士生,一个北大食堂厨师、业余诗人,一个独自闯荡北京的女子,赁屋而居彼此为邻——相交之处是他们现在的生活,不相交之处是他们以往的生活;他们寄希望于“此处",但他们在“此处"是无根的,他们的根都在“别处"。于是,他们既彼此接近,又最终无法接近。小说将这种处境反复摇曳,最终氤氲成一股难诉的情绪。小说很好读,语言朴素而有趣,细节也比较丰满,但是不少细节的铺陈显得“急"了一点,未能充分展开。 
  第1期的头条《匈牙利舞曲》(余泽民)写异域移民生活,但也传达出当代人某种普遍的生活和情感体验。本来顺理成章的告别过去,被一个意外死亡扭转。现实逻辑的坚硬地面被打开,潜藏于心底、久被尘封的许多情绪从这缝隙里如地下水一般止不住地流出来。人容易告别一个空洞之物,却很难抛弃一个附着着大量具体细节的旧物。于是,当别的小说停止的地方,这篇小说的有趣之处却开始了。不过,它的语言过于随便,不够讲究,使整个小说减色许多。此外,20年来的往事必留下许多挥之不去的印记,并影响“现在",但每次倒叙,只匆匆带过,流于交待背景,使小说仅驻于“现在",白浪费了原可以展开的生活宽度。 
   
  三、短篇小说:双峰对峙 
   
  今年的短篇小说,在整个《当代》之中,文字显得较为讲究,可惜常常意思稍小。幸好年头年尾各有一篇佳作。 
  刘庆邦的《车倌儿》最突出的是充满质感的细节,一个接着一个,把情绪慢慢染开,读来温婉有致。所谓“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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