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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执行这种“平价”政策的结果——剩余的农产品堆积如山，可以说达到了前所未闻的程度（这种情形的出现不仅对美国农业的稳定构成了一种新的威胁，而且也对世界农业的稳定构成了一种新的威胁），而且对于耕地，美国政府所采取的基本上也是专断的且缺乏效率和不合理的分配方案，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已是众所周知之事，此处毋需再做详考。任何人都不会否认，当下的主要问题已变成了政策本身如何能从它所造成的情势中摆脱出来的问题；而且同样也不会有人否认，如果美国政府从未干涉过价格、产量和生产方法等问题，那么美国农业的发展会健康得多。
3．尽管现代农业政策的不合理乃至荒唐，或许在美国最为显而易见，但是一如人们所知，此类政策的系统实施不仅极易使农民（与此同时，他们所具有的“坚固的独立性”［sturdy independence］也常被用来作为这样一种论辩的理由，即为了维护他们所具有的这种独立性，应当以公共费用对他们进行补贴和救济）遭受各种限制，而且还极容易把他们变成所有生产者中蒙受控制最严、接受监督最多的一种生产者；如果我们想对系统实施这类政策所造成的这些严重后果有充分的认识，那么我们就必须转而对其他国家的情况进行探讨。
这种发展趋向很可能在大下列颠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换言之，在英国，对于绝大多数农业活动的监视和控制所达致的程度，可谓是西方世界之最。一旦农耕在很大程度上以公共开支来运作，那么当局强制实施某些标准就无从避免；在这种情形下，甚至对当局认为的恶性农耕作业方法课以那种迫使违反者放弃其地产的惩罚，或许也无从避免。毋庸置疑，当耕作方法必须受“邻居委员会”（a mittee of neighbors）的监管的时候，当多数或者某个上级机构将其视为良性的耕种方法规定成普遍通行的标准方法的时候，还指望农耕会以更为有效的方式使自己适应于变化不定的环境，那就只能是荒唐的幻想罢了。这类限制措施对于维续那种我们知道的并且为许多人（其中的多数可能是居住在城市中的人）出于感情的考虑而希望加以保护的耕种方式来讲，也许是最佳的途径，但是它们最终导致的结果却只能是使农业人口变得更具依附性。
事实上，英国大众之所以对农耕的命运表现出如此之强烈的关注，更多的是出于审美的考虑而非经济上的考虑。在奥地利或瑞士这样的国家，大众为了保护山村农民或农夫而表现出来的关注程度甚至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其原由也同样不是经济方面的考虑。在所有上述情形中，这些社会都承担了一项沉重的负担，这既是由于他们担心现存耕种技术的灭绝将会改变人们所熟悉的农村面貌所致，也是由于他们担忧农民或农夫因得不到特别保护而将完全消亡所致。我们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正是这种担忧，致使他们对农业人口的任何递减都会感到恐惶，并在脑海中浮现出一幅农户被根除时渺无人烟的山村或山谷的图景。
然而农业能够独立发展的首要敌人，恰恰是这种所谓的“保存”（conservation）观。值得注意的是，发展变化从来不可能对所有的农民或农夫构成同样的威胁。如同其他行业一样，在相似条件下工作的农民之间，也存在着贫富的巨大差距。同样，有如在所有其他领域中的情况那样，如果农业能够针对变化不定的环境做持续不断的调适，那么我们基本上可以说，那些因为发现了如何对变化作出适当反应从而成功的个人所确立的范例，一定会为其余的人所仿效。而这必定意味着某些农作类型将遭淘汰。特别是在农业领域中，它意味着农民或农夫如果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使自己渐渐变成一个商人——尽管许多人为此哀叹并想遏制这个过程，然而它却是一个必要的过程。对于农业人口而言，任何试图替代农民变成商人这种过程的方案，只会越来越使农民成为国家保护公园的一种附属品，亦即将那些具有古老生活方式的村民当作一种风景保存下来，并经由深思熟虑的措施而阻止他们进行观念调适和技术调适，而这种调适原本能使他们自力更生。
这些试图通过保护农民以使他们不对其顽固的传统和习惯进行变革从而保存一定数量的农业人口的种种努力，一定会把农民变成永远受政府监护的人，亦即靠其他人的努力而糊口的领取抚恤金者，并且还会把他们变成长期依赖于政治决策生活的人。相反，如果允许一些偏远地区的农民迁走，而且在某些地方，如果使那些在不同境况下曾一直被作为可耕地使用的土地变成牧场甚至森林，那么危害肯定要小得多。毫无疑问的是，如果我们允许某些生活方式彻底消失，而不是将其当作过去某个时代的历史珍品而保存下来，那么我们当是在对人的尊严表示更大的尊重。
4．我们认为，在农业领域中，没有任何理由主张实行价格管制或生产控制的措施，也没有任何理由主张实施任何类型的全面规划；这类措施中的大多数措施不仅本身在经济上是不明智的，而且也是对个人自由的一种威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当然地认为，农业政策所关注的问题不切实际或不重要，或者说政府在农业领域无重要职能可以履行。但是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在农业领域，一如在其他领域一样，政府所承担的任务主要表现在下述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逐渐完善法律制度，以使市场更为有效地发挥作用，并促使个人更充分地考虑其行动所会产生的各种影响，而另一方面是进行一些真正的服务性活动，而在这些活动中，政府作为人民的代理者，主要是为农民提供某些信息上的便利，因为这种信息上的便利在发展的某些阶段上不大可能通过其他方式来提供——即使在这个方面，政府也绝不能硬性地将提供信息的排他性权利据为己有，而应当促进那些到一定的时候能取代政府这些功能的自愿性机构的发展。
所有属于上述第一方面的问题，在农业领域同在都市生活中一样，都产生自“相邻效应”（the neighborhood effects），并产生自一块特定土地的使用所可能给社会上其他土地造成的较为深远的后果。其中的一些问题与保护自然资源这类一般性问题相关，因此我们拟在下文考察自然资源保护的问题时对它们加以讨论。然而也有一些只属于农业的特殊问题，而就解决这些问题言，我们的法律框架，特别是有关所有权和土地保有权（tenure）的法律都还存在着改进的余地。当然，价格机制运作过程中也存在着许多较为严重的缺陷，然而，这些缺陷只有通过那些在单一控制下的具有企业性质的适当单位的演化发展，而且有时也可能只有通过适当的群体为了某些特定目的而进行适当的合作，才能得到救济。这类适当的组织形式能发展至什么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地法的性质，也包括在具有必要的保障的前提下，该法做出强制性征收（pulsory expropriation）规定的可能性。毫无疑问，欧洲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合并分散土地的做法或英格兰对公共土地的围圈措施，都是必要的立法性措施，而正是这些措施使个人进行变革尝试具有了可能。尽管“土地改革”的实际经验并未使我们获致足够的信心，但是我们至少仍可以想见的是，在一定的情势下，土地法的变革会有助于瓦解那些已变得不经济但由于现行法律的某些规定而使其仍得以存在的大地产。既然在法律框架内，此类渐进改革还有余地，那么允许在现行安排中进行尝试的自由越大，亦就越有可能朝着正确的方向发生变化。
就上述第二个方面的问题而言，政府带有服务性质的行动也具有很大的施展范围，特别是在传播信息方面。在一个动态且生机勃勃的社会中，农业面临的真正困难之一在于，农民或农夫所具有的那种特性使其比之其他行业的人较少关注知识的进步和变化。就像农民常常坚持采用传统耕种方法一样，这意味着他们中的大多数个人甚至不知道存在着可资运用的有用知识并值得花钱去购买这些知识。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由社会来承担传播此类知识的费用便常常是一笔合算的投资。使我们的同胞能够进行明智的选择，对于我们大家都会有百利而无一害，而且如果科技的发展所提供的种种机会尚未引起一些个人的足够重视，那么社会只需承担一笔相对来说较少的支出就常常足以导引这些人去利用这些新机会，进而发挥他们自己的主动性，“更上一层楼”。需要重申的是，政府不应当成为知识的唯一传播者，也绝不拥有那种可以决定什么应当为个人所知、什么不应当为个人所知的权力。再者，政府方面如果采取太多的措施，也有可能因阻碍更为有效的自愿性机构的发展而不利于这些知识的传播。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在原则上都没有理由反对政府提供这类服务。至于这些服务中有哪些是值得提供的以及它们应当被提供到什么程度这类问题，纯属一权宜性的问题，而且也不会引发根本的问题。
5．尽管在这里我们不可能对“低度发展国家”（underdeveloped countries）的特有问题进行详考，但在面对下述这样一个悖论性事实（the paradoxical fact）时，我们恐怕只有在对它做出简要的评述后，才能结束我们在上文中对农业问题的讨论。这个悖论性事实便是：一方面老牌国家（old countries）为了防止其农业人口的衰减而陷入了最为荒唐的复杂困境之中，而另一方面，新兴国家（new countries）却更为迫切地通过人为手段来加快工业人口的增加。新兴国家的这种努力，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是出自于“把发生在后的事实或现象作为发生在前的事实或现象的原因”（post hocergo propter hoc）这类非常幼稚的“倒果为因”的逻辑谬误：由于在历史上，财富的增长通常都伴随着迅速的工业化，所以它们就设定工业化会导致财富更为迅速的增长。这里显然涉及到对居间性因果关系（intermediate effect with cause）的混淆。的确，人均生产力的提高乃是将更多的资金投放在工具上的结果，而且更是将资金投放于知识和技术上的结果，因此，随着人均生产力的提高，人们亦将要求增加越来越多的工业产品产量。同样确凿无疑的是，在那些粮食生产获致实质性增加的国家，也将要求增加生产工具的供给。但是，上述两个方面的因素都无从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如果要使大规模的工业化成为增加平均收入的最为迅速的途径，那么就必须存在着可资使用的农业剩余产品，以供养工业人口。如果有无限的资金可供使用，又如果仅仅对充足资金的运用就可以迅速地改变农业人口的知识和态度，那么这类新兴国家按照最先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有计划地重构它们的经济，也许就是合理的。然而，这却显然不具有实际的可能性。需要指出的是，像印度和中国这类国家如果要实现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似乎只应当将很小一部分可资利用的资金投放于生产精密的工业设备，甚至不应当将资金投放于建造那些为劳动力价格非常高的国家所特有的高度自动化的、“资本密集型的”工厂；此外，这些国家似乎还应当着眼于把那些紧缺的资金尽可能广泛地扩散到那些会直接增加粮食产量的用途上。
通过将先进的科技知识运用于那些极度缺乏资金的经济，有可能会产生基本上不可预见的种种发展；然而，较之那种把一种模式强加给经济的社会，上述做法在提供自由发展机会的社会中更可能加速这类经济的种种发展，因为那种强加给经济的模式，实际上是从其他发达社会舶来的，然而这些发达社会中的劳资比例关系，在可预见的未来则完全不同于新兴经济中的劳资比例关系。无论在新兴国家中有多么充分的理由支持政府主动提供范例并免费传播知识和开办教育，但我仍以为，在这些新兴国家里反对就经济活动采取全盘计划和进行总体指导的理由，要比在较为先进发达的国家里甚至更为充分。我这样说，既有经济的理由，又有文化的理由。只有自由的生长或发展，才有可能使那些新兴国家发展出其自己的富有活力的文明，才有能力对整个人类的需求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
6．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