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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知类”以后，过去、现在、未来，即不是互有鸿沟的三截，而成了发
展进程中的一条有机联系的长流。所以鲁问篇说：
“彭轻生子曰：‘往者可知，来者不可知。’子墨子曰：‘籍设而（尔）
亲在百里之外，则遇难焉，期以一日也；及之则生，不及则死。今有固车良
马于此，又有奴（驽）马四隅之轮于此，使子择焉，子将何乘？’对曰：‘乘
良马固车，可以速至。’子墨子曰：‘焉（乃）在（察）来矣’。”
诚然，墨子的类推方法，有时陷于纯量说的错误。这就是说，在运用着
类概念以明是非、别异同的场合，墨子往往见量不见质，不知由量变质的道
理，不知同量成分由于所系属的事物有高级形态与低级形态的差别；不知异
质异类不能相比，而仍视为同类，相为推论，以致陷于错误而不能自知。例
如，墨子的明鬼思想，他揭发了无鬼而学祭的矛盾，却不自知其有鬼而节葬
也是矛盾的。又例如，他揭发了命定论的矛盾，却不自知他的天鬼论和非命
论也是矛盾的。
然而，在中国逻辑史上，墨子首先提出了“类”概念，并在“知类”、
“察类”的水准上从事于思维规律的研究，其功殊不可泯！墨子的这一发现
及其运用，对思想史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例如孟子惯用类比方法与人辩诘，
实承籍于墨子的类概念，但又在类的歪曲理解中形成了比附方法；至于后期
墨家的“以类取、以类予”的类概念的发展，其为直接承藉墨子而更具有发
扬光大的思想成就，尤为明显。
（二）“故”概念的发现及其运用
论语全书“故”字凡十二见，其作名词用的，皆与“旧”字或“故意”
一词同训。例如：（一）为政篇“温故而知新。”朱熹注：“故者，旧所闻；
‘新’者，今所得。”今按朱注非是。此所说“温故”之“故”乃指西周以
来的氏族宗法的历史；所说“知新”之“新”，是指东周以下的全部未来历
史的发展途径。全句的逻辑性格，是从特称推出全称。为政篇由夏、商、周
三代之礼的损益，居然能推出虽百世可知的历史规律，即是此义。（二）泰
伯篇“故旧不遗。”刘宝楠论语正义引小司寇注：“‘故’谓旧知。”（三）
微子篇“故旧无大故。”朱熹注：“‘大故’谓恶逆。”今按“大故”之“故”
即“故犯”之“故”。书大禹谟“刑故无小”可证。上引四“故”字都是实
义字，并无逻辑概念的意义。此外“故”字尚有：（一）子罕篇“吾少也贱，
故多能鄙事。”（二）同篇“吾不试，故艺。”（三）先进篇“求也退，故
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四）同篇“是故恶夫佞者。”（五）子路篇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六）季氏篇“故远人不服则修
文德以来之。”（七）微子篇“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故不
为也；女（汝）安则为之。”此八“故”字，皆与“是以”同训；其文法上
的功能，在承前文的原因以推言其结果，或接连前文的前提以导出其结论。
如果说最原始的逻辑是结合于文法的东西，则论语里与“是以”同训的
八个“故”字，就不能说毫无逻辑的意味。但第一，“故”字在论语里尚不
是与时人及门弟子“应答”的主要形式；第二，孔子尚未提出“故”字使之
成为自己“立言”的依据；第三，“故”字在论语里尚未转化成与“原因”
同训的名词；第四，“故”字尚未成为思想上的独立范畴，尚不是使人“追
问”或“察明”的所思对象（前举第一例的“温故”，是指学习旧日的历史，
与逻辑思想上的“明故”、“察故”，字面相似而义则不同）。因此，我们
不能指蛋为鸡，当作逻辑上的概念来分析。
墨子书就不同了。首先，在前期墨家文献二十九篇里，出现了“故”字
三百四十个。就其基本性质来看，大体形成了逻辑的概念。兹为便于研究，
特将此等“故”字列表统计如下：
篇名
训
“旧”
训
“故意”
训
“是以”
训
“原因”
字误
训
“固”
总计备考
尚贤上0 0 8 3 0 0 11
尚贤中0 0 16 6 2 0 24
尚贤下0 0 7 13 0 0 20
“胡”字误为“故”
字
尚同上0 0 5 0 0 0 5
尚同中1 0 16 5 0 0 22
尚同下0 0 16 7 0 0 23
“何说”即“何故”
之异文，“是以”
即“是故”之异文
兼爱上0 0 17 0 0 0 17
兼爱中0 0 7 6 0 0 13
兼爱下0 0 11 7 0 0 18
“是以”即“是故”
之异文
非攻上
0 0 1 3 0 0 4 “是以”即“是故”
之异文
非攻中
0 0 8 1 0 0 9 “是以”即“是故”
之异文
非攻下
0 0 5 7 0 0 12 “其说”即“其故”
之异文
节用上0 0 4 0 0 0 4
节用中0 0 1 0 0 0 1
节葬下0 0 12 0 0 0 12
天志上0 0 9 1 0 0 10
“故说”即“何故”
之异文
天志中0 0 11 1 0 0 12
天志下0 0 14 3 0 0 17 “其说将何哉”即
“何故”之及其文
明鬼下0 0 20 3 0 0 23 “其说将奈何”即
“何故”之异文
非乐上0 0 14 0 0 0 14 “其说”即“其故”
之异文
非命上0 0 6 1 0 0 7
非命中0 0 5 0 0 1 6
非命下0 0 11 0 0 0 12
非儒下0 0 0 3 0 0 3
耕柱0 0 4 4 0 0 8
贵义0 0 5 6 0 0 11
公孟0 0 4 8 0 0 12
“此之说”即“此
之故”之异文“以
若说”即“以此故”
之异文“故以为其
力也”之“故”
鲁问0 0 6 2 0 0 8
公输0 0 1 1 0 0 2
“何止我攻郑”即
“何故止我攻郑”
之省文
分计1 0 244 91 2 2 340
就此表分析，可以看出下列四点：
第一，训“旧”的“故”字在论语里占百分之四十四，而到墨子里则只
剩下一个；训“故意”的“故”字完全没有；而训“是以”的“故”字多至
二百四十四个（书中与“故”同义的“是以”颇多，未计在内）；训“原因”
的“故”字（此为论语所无，乃是墨子的新名词）也出现了九十一个。这就
说明了在论语里无逻辑意义的“故”字，在墨子里已大体消灭；论语里稍有
逻辑意味的“故”字，在墨子里更见增加；作为逻辑概念的与“原因”同训
的名词“故”字，在论语里尚未形成，到了墨子书里则已大量出现，约占全
书“故”字百分之三十八。这种与“原因”同义的“故”字，在墨子的思想
里，已经成了一个重要的概念。“故”、“利”、“类”这三个概念，已经
成了墨子“立言”的前提，成了明是非、别异同的最高根据，成了必需追问、
必需察辩的认识对象。例如：
（1）“今天下之士君子曰：‘乃若兼则善矣；虽然，天下之难物，于（迂）
故也。’子墨子曰：‘天下之士君子，特不识其利、辩其故也！今若夫攻城
野战，杀身为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难也；若君说之，则士众能为之。况于
兼相爱、交相利，则与此异，。。此何难之有？特上不以为政，士不以为行，
故也。’”（兼爱中）
（2）“今遝夫好攻伐之君，又饰其说以非子墨子曰：‘（子）以攻伐之
为不义，非利物与？昔者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此皆立为圣王，是
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谓“攻”，
谓“诛”也。。。’则夫好攻伐之君又饰其说以非子墨子曰：‘子以攻伐为
不义，非利物与？昔者楚熊丽、。。越王繄亏、。。唐叔与吕尚。。，此皆
地方数百里，今以并国之故，四分天下而有之，是故何（疑作“是何故”）
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非攻下）
第二，墨子“明辩其故”的逻辑思想，无疑地是对于残余的氏族遗制要
问一个“为什么”，是对于儒家的教条背诵及知识武断的一个有力的反抗。
所以凡是“何故”出现的场合，多与反氏族、非儒学的批判任务密切相连。
前表尚贤三篇中有“故”字五十三个（两个由“胡”字形误者除外），其作
为名词与“原因”同义的“故”字亦多至二十二个；非儒篇共三个“故”字，
皆训“原因”，均反映此事此义。兹为使问题更能具体了解起见，特举二例
如下：“叶公子高问政于仲尼曰：‘善为政者若之何？’仲尼对曰：善为政
者，远者近之而旧者新之。’子墨子闻之曰：‘叶公子高未得其问也，仲尼
亦未得其所以对（按即“未明其故”的同义语）也。叶公子高岂不知‘善为
政者之远者近也（之）而旧者新是（之）哉？问所以为之若之何也。不以人
之所不智（知）告人，以所智（知）告之，故叶公子高未得其问也，仲尼亦
未得其所以对也。’”（耕柱）
“子墨子问于儒者曰（今本作“曰问于儒者”，兹据苏校改）：‘何故
为乐？’曰：‘乐以为乐也。’子墨子曰：‘子未我应也！今我问曰：“何
故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为男女之别也。”则子告我为
室之故矣。今我问曰：“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是犹曰：“何
故为室？”曰：“室以为室也。”’”（公孟）
第三，墨子认为，惟“明其故”始能“察其类”。所以墨子书中每遇“故”
字出现，论证即深入一层。这因为：其一，在“明故”“察类”以后，表面
上孤立的事物即显示出了彼此的内部关联性；以此为根据，类推方法遂得以
普遍地运用起来，前表所记训“是以”的“故”字达到了二百四十四个之多，
即以此故。其二，“明故”“察类”以后，可以发现现象上相反的事物而在
本质上却保持着一致性；以此为根据，墨子对于儒家所视为不两立的“义”
和“利”两概念，发现了它们的统一性。全书凡言“义”处，皆以“利”为
实体，凡言“利”处，亦皆以“义”为旨归，空前地完成了“义利双行”（宋
陈龙川语）的思想体系。凡此，皆是思想史的新的跃进。这一跃进，一方面
由于“是故”或“是以”成了主要的论证形式，在领域上扩张了墨子思想的
宽度（例如知识素材），另一方面由于“何故”或“何说”成了支配的决疑
武器，在方法上加强了墨子思想的深度（例如问题探源）。墨子在这两方面
显示了他远过于孔子之处。关于墨子思想之“宽”于孔子之处，本章第三节
已有叙述；其“深”于孔子之处，则表现为对于问题的看法。这即是说，不
但要平面地说明现状，并且更重在立体地发掘问题的来源，也即在发展的观
点上来把握事物的本质。在这一点，墨子充分地利用了当时自然科学的知识。
例如：
“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必察乱之所自起，焉（乃）能治之，不察乱
之所自起，则不能治。譬之如医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乃）
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则弗能攻。。。圣人。。当察乱何自起。。。臣
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此何（故）也？皆起不相爱。”（兼爱上）
“今天下之所誉善（疑当作“义”）者，其说（按“说”与“故”同训）
将何哉？。。虽使下愚之人，必曰：将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
下中人之利，故誉之。。。今天下之诸侯将犹多皆免（俞校谓“免”字衍文）
攻伐并兼，则是有誉义之名而不察其实也；此譬犹盲者之与人同命黑白之名
而不能分其物也。。。是故古之知（智）者之为天下度也，必顺虑其意而后
为之行，是以动则不疑，速通（远迩）成（咸）得其所欲，而顺天鬼百姓之
利，则知（智）者之道也。”（非攻下）
“今天下之君子之欲为仁义者，则不可不察义之所从出。。。然则义何
从出？子墨子曰：义不从愚且贱者出，必从贵且知（智）者出。。。天下有
义则治，无义则乱，是以知义之为善政也。夫愚且贱者不得为政乎贵且知（智）
者，（贵且智者）然后得为政乎愚且贱者；此吾所以知义之不从愚且贱者出，
而必自贵且知（智）者出也。’”（天志中）依此可知，与孔子只说“定义”
的思想有别，墨子更进了一步，要探出事物的原因。例一说明了“不相爱”
是“乱”的原因；例二说明了“利”是“义”之实，“义”是“利”之名；
例三就义之“所从出”，大胆地说明了天下之义与不义皆由“贵且智者”＝
“为政”者负其全责；而“不得为政”的“愚且贱者”于此全无责任，可知
权利义务的关系是由统治阶级所规定的。所有这些思想，都是发现并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