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是事隔很久才复的，而日期又是随便写的，林则徐显然已记不清“冬至后十日”自己并不在路上，而是仍在北京。英雄欺人，本历史常事。然百年有隐，终究一发。
这里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林则徐并不想让龚自珍去广州。林则徐一方面是民族英雄，另一方面又是深受道光皇帝眷宠而又老谋深算的封建大吏。林则徐深知封建社会的游戏规则，而龚自珍性格刚烈，往往容易出格，林如何会喜欢龚这样的人当属下呢？龚、魏有一好友张维屏，道出了龚、魏既不为朝廷，也不为林则徐所用的秘密，其曰：“魏默深、龚定庵皆奇才，然使得位使权，其刚愎自任亦宋代王安石也。”〔16〕张早中进士，然又能早早辞官，其深知官场黑暗，故能出此言。
我们再以《林则徐日记》来检索林、魏之关系。林则徐发配新疆后常和内地通书信，并非不知魏源之下落，如道光二十四年八月十五日他在伊犁，从京报上看到了礼部会试放榜魏源榜上有名的消息，还赋诗《致雪逸五兄弟》，夸奖魏源“镆之不终埋”。因为这一年魏源已经五十一岁了（一般通过会试的贡士都能顺利通过殿试，但魏源因会试试卷潦草被罚停殿试一年，于次年补行殿试后才成为进士，署东台县令）。其实，魏源的《海国图志》（五十卷本）已经在二年前就写成刊行。道光二十七年《海国图志》六十卷本又刊行。咸丰三年（1852）《海国图志》一百卷本再次刊行。可自道光二十五年后林、魏之间似乎已失去了直接的联系，林则徐的日记和书信中居然没有一次问及他所托的《海国图志》，甚至再也没有提到过魏源。道光二十五年年底，林则徐又署陕甘总督，此后接着又任陕西巡抚、云贵总督，此皆封疆大吏之职，正是用得着《海国图志》，甚至是用得着魏源的时候，可两人的友谊又杳无踪影了（可资反比的是远在伊犁却有踪迹可寻，但须记着那是仕途不顺时）。以致魏源的研究家们只好连林则徐的儿子赴京经过扬州去魏源家住了一夜，也算做了林、魏友谊的证据，若借用一句元曲真是“好不可怜也么哥！”
读《林则徐日记》使我们可以看见一个真正的林则徐。让我们再回到林则徐道光十八年十一月的北京日记。该月十八日，林则徐记：“计自到京后召见凡八次，皆上毡垫。”一般臣工入宫奏对，皆跪于地。而林则徐以道光命内侍上毡垫给他跪（因当时正值严寒），感到恩宠，特记之。林则徐八次陛见还享受到了道光的其他一些笼络手段。如十三日，他第三次被召见，记：“蒙垂询能骑马否，旋奉恩旨在紫禁城内骑马，外僚得此，尤异数也。”次日，他第四次被召见，“寅刻骑马进内，递摺谢恩，第五起召见（按：指当日被排在第五起召见），蒙谕云：‘你不惯乘马，可坐椅子轿。’谨叩头谢恩。”此后，自十五日至十八日四次召见，皆“肩舆入内”。清代百官上朝，都必须于大清门外（位置相当于今毛主席纪念堂）下马落轿，步行入内。穿过大清门、天安门和午门进入大内，其距离达一公里。而早朝在寅刻，即现在的早上三至五时，在这样的黑暗中，冒着北京的严寒，步行如此远的距离，其滋味自然不好受。因此，有清一代，官吏皆视“赏紫禁城骑马”、“赏紫禁城内乘二人肩舆”，为莫大之荣耀。读这些记载我们可以深知林则徐对道光的感恩戴德。史书记载事件，可日记可以记载心灵感受。
第五，读古人日记可知百姓之心态。
面对一个重大事件，百姓如何想，常常事关重大。如1900年之“庚子事变”，虽有义和团之“扶清灭洋”，攻打使馆，但是否全体百姓都热血沸腾，皆愿保家卫国？为何攻入北京城的首批八国联军还不足万人，就可以迅速完全地控制住这座数百万人口的中国首都？陈恒庆“时服官京师”，住北京西四牌楼迤东，曾记载：“予在北城见各户皆插白旗，上写‘顺民’二字。殆仿闯贼入京城之故事。嗣北城为日本分区，传谕各户撤去‘顺民’二字，涂一红日于旗心。”〔17〕而《综论拳匪滋事庸臣误国西兵入京事》记：“城内日人所占领之界各店铺，每家门首均悬挂‘大日本顺民’等旗号。他国所占领之界内，甚为荒凉，亦无悬旗等事。所遇华人，均手提一旗，上书‘日顺民’等字样。呜呼，惨矣！痛矣！”〔18〕至于德国占领区内，店铺纷纷易名为“德发”、“德昌”、“德兴”、“德法长”者，亦并不为奇。民心何以如此？有一部《王大点庚子日记》最能说明问题。此本日记主人王大点是当时北京五城公所的一名吃皇粮的衙役，其职责相当于今日之警察。当义和团在北京实行“红色恐怖”，大杀教民和白莲教时，其终日之乐事是看别人或是熟人被杀头，看义和团杀义和团，看甘军与练勇局互杀，看兵部尚书徐用仪等三大吏被砍头。真是看得好不逍遥，悠哉游哉。谁被杀死了，他便“瞧看尸身多时”。如六月十六日，他记：“至平西时，瞧看黄家店团上（指义和团拳坛），由北宫园地方拿获抬杠吴五奉教。又擒得金台书院地方居住之剃头庞九，亦天主教。伊妻被获，取保释放。不大时，焚表不起，在坛根恭设香案、鞭炮、钱粮等仪，将吴五捆绑，赤身诛之（于）祭坛。我在坛坡看的真切。回（头）又将剃头庞九搀出，仍在彼处乱刀砍毙。我并无瞧彼乱砍（按：原文如此）。”这种日记正配给鲁迅的“中国最多的就是历史的看客”作注脚。
北京城破，他居然又趁火打劫，二十二日，他记：“闻五道庙宝全被劫，我至其处，人纷拥挤，抢掠衣物，得皮衣二件，持家。少顷，将彼后院坑埋放瓷锡器。同院邻赵家、韩家、北迤范家，推一小车，彼此逃命出城。出口外，不料与众失散。我又至宝全，复（得）旧皮衣二件。行西草厂胡同，至顺治门大街，见沿途逃荒男女，纷纷不顾东西，信息太紧。”“又遇范三推小车，家眷亦与韩、赵冲散。风闻西便门关闭。同范三等推车上教场口南关中馆暂停。遥望顺治门大街路东长裕开门，亦被劫，我进内抱现钱数十吊，放在伊小车上；又进内，得东西若干。见路西富兴，进内，复得东西若干。与范三等分手，我在路东棺材铺暂躲，拾掇好了包袱，复回家。椿萱到沙土园，与众冲散，即回。后冯三来家打听，言他家已然出城，白云观候等，并连赵家、韩家一处回来探望，复回。”“午后，同韩宝璋、张三、小朱上教场三条范五家，拿车上放的被物。先我由当铺得的钱有八千零，韩宝璋抓诈钱若干。并有张三、小朱帮同持之。行南柳巷，闻兴成被劫，见十间房复豫亦抢净。沿途各铺，抢掠肆行。回，平西时。晚，各处当铺全行被抢，从此日见艰难，米面无处购买，各粮店、面铺、碓房全然抢净。以后有卖面之处：源盛、聚泰、大顺、东鸿泰、金聚山、富聚等处各粮店卖面，三更以后出卖，有铺、邻佑多人。四更就无。由此忧虑畏害怕俱胆惊，未得，胆敢举笔书记。”〔19〕
八国联军在抢劫，这日记里的中国人也在抢劫，堪称九国联军。王大点日记语多不通，可见文化不高，可他经过书铺，竟然也劫书数十本，甚至连木板也抢。此后多日又大看洋兵杀义和团，杀抢劫者。又看得快活！九月二十二日，他记到：“走鹞儿胡同口遇两个大头布洋人（按：指印度兵）找妓馆。我带上四神庙路西土娼下处，二人同嫖一妓，各用一洋元与之。哄他多时，又给我花生食。后由牛血胡同回行万佛寺湾，又遇德国洋兵三人，意往娼处。我据带同猪毛胡同路东妓馆，有二洋兵各嫖一妓，亦以一元与之。”
平心而论，与汉奸比较，王大点还不算最坏。他的自私贪财在旧中国司空见惯，但他的麻木却是惊人的。不仅为入侵者嫖妓引路，还食人花生，如此之国民岂知有国？这便是大清国当时国民的精神状态。义和团的气焰万丈在“刀枪不入”的神话破产之后便荡然无存，而从梁启超、孙中山直至鲁迅的中国两代思想者都无不以国人不知有国为愤！考察庚子战争，只知义和团之豪言壮语，而不知王大点日记，就无法理解北京一百年前的“顺民”旗。
第六， 读一位思想家的日记可以提高自己的史识。
当今最优秀的一部日记乃《顾准日记》。这部日记在中国思想界引起的震动已毋庸赘言，可以引起我们一系列严峻的思考〔20〕。仅举一例，《顾准日记》记录了自己这样的学者在1959年的“大饥饿”里也要偷萝卜花生吃，“偷其实普遍之至”。他的日记还有一种照相式的精确：“捡粪，简直是等人家拉，也要强占毛厕，心里是腻烦的。不是死蚯蚓，是蛔虫。”在商城农场，看稻田所浇粪水中有死虫，以为是死蚯蚓，捡粪才知，那是蛔虫。“蛔虫甚多，有一堆粪便，粪极少间，蛔虫倒有七八条。”〔21〕这样的“大特写”记录令人震撼：极度的饥饿已经使人连正常的大便都拉不出来了！中华民族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可惜这种可以使史识提高的日记并不多见。
二
清末之张荫桓以为西汉的苏武、张骞均有出使日记，不过“史佚之耳”，今人可考中国日记最早者为唐宪宗时李翶的《来南录》（元和四年，808年）〔22〕，已为学界共识。这样中国有据可查的日记已有一千二百年的历史。天下的日记大约可分为六类：
其一，如鲁迅言，“是写给自己看的”，“这是日记的正宗嫡派”。
其二，自然是写给别人看的，如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那是“以日记为著述的”〔23〕。这样的日记鲁迅、郁达夫都写过。
其三，是开始写给自己看，又准备死后留给别人看的，如我们现今看见的《周作人日记》手稿影印本，那上面记着周作人曾作过三次校改（1949年以后一次）。周作人曾为汉奸，晚年并不知自己的日记还有可能问世，然他却对自己的日记如此重视，足见日记之重要。
其四，完全伪造的日记，如所谓《希特勒日记》。
其五，即所谓真假掺半者，如周作人《戊戌日记》。
其六，在某种特定的年代（如“文革”），为了应付突如其来的检查，不得不写一些“违心的”日记来保护自己，如顾准的《息县日记》〔24〕。这样的日记不应视为“伪日记”（如沙叶新言〔25〕），或是生了“猩红热”（如林贤治言〔26〕），而应视为穿了“迷彩服”（如陈敏之言〔27〕）。即使真有一部分属于“猩红热”（这也不足为奇，战士生存于世上，他就也有生病的可能），但那“迷彩服”里的躯体依然是战士的躯体。“迷彩服”是为了战斗而穿的。
日记如此复杂，那我们读日记时实在还应注意一些情况。
三
第一，
读日记应先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切忌枉自穿凿。马积高序《湘绮楼日记》说：王辏г瞬⒉皇羌峋龇炊员浞ǖ娜耍氨浞ㄊО芎蟮牡谌辏ü庑鞫辏┫睦拢骁玻赐蹶＇运）还在杭州与梁启超会晤，讨论时事，也可作为一种佐证”。此处马注：“据《湘绮楼日记》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二日日记。”〔28〕世人皆知梁启超戊戌后即遭通缉亡命海外，民国始归。考梁启超《新大陆游记》可确知梁启超此时在美国夏威夷〔29〕。再考《湘绮楼日记》，王辏г思鞘侨眨骸傲盒卵Ю矗怨ǎ怯轿易谥迹鹨圆煌弑胤呛澜埽胁恍冀桃运疾怀鑫灰病！薄�30〕此梁氏不过杭州一儒生，“新学”不过是其名字，与梁启超并不相干。其实，王辏г嗽谇笆眨ㄕ滤娜眨┑娜占侵谢乖诖舐羁怠⒘海绾斡只嵬蝗挥肓骸盎嵛睢蹦兀�
读今人日记也有这样的问题。眼下这部《宋云彬日记》，常记到一个王若水，但此人决不会是那个写《为人道主义辩护》的王若水，因为《宋记》中的王若水在“反右”后期便自杀了。
又读周作人《戊戌日记》，可常见其单独使用一“去”字，或言“兄去”、“偕兄去”，而不言去何处。这一年周作人才十三岁，在杭州。我们读他的《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一文便可豁然开朗：“那时祖父介孚公因科场案系杭州府狱……日记上遇着去看祖父的时候，便简单的写一个‘去’字。”周作人小小年纪便知避讳，真是早慧。
第二，
可找相关的书来对勘，以求互有发明。鲁迅的日记学界一向以为严谨可信，动辄征引。可鲁迅却说自己的日记“是不很可靠的。但我以为B来是在二月一，或者二月二，其实不甚有关系，即便不写也无妨；而实际上，不写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