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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相对于东方，西方自古以来从法律上就规定了严格的一夫一妻制。从古希腊古罗马到中世纪欧洲，再到近现代，莫不如此。从传说中的罗马建城直到西罗马灭亡，罗马人都是古代世界严格实行一夫一妻制的范例。古罗马法学家莫德斯丁即称，“婚姻是一夫一妻的终身结合，神事和人事的共同关系”。即便贵为罗马皇帝或各国国王，也不例外。西方的帝王从没有妻妾成群，嫔妃如云。他们只能有一个配偶，同普通百姓一般。他们如对自己的皇后或王后不满，可以离婚，再结良缘，但没有重婚的权利。他们可以与别的女子偷情，可以与情妇幽会，但不能像东方帝王那样可以随意占人妻妾，夺人女儿。而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和普通百姓一样，西方的帝王们连离婚的权利也几乎被教会剥夺。离婚还要请求罗马教廷的批准，否则，其离婚及再婚都是非法的。即便古日尔曼蛮族时期的国王、贵族可以不止一妻，但真正多妻的情况仍极少见。后来他们接受了基督教，基督教严格实行一夫一妻制，连国王贵族的这一特权也被取消了。实际上，西方自进入文明阶段后，从未实行过一夫多妻制。堕落无耻的东方帝王、权贵和富豪们将妻妾成群视为其应当的享受及荣耀，而西方人却自古以来将一夫多妻制看作东方人人性堕落的证明。东方的一夫多妻制与西方的一夫一妻制，显然表明了东西方妇女权利、地位的重大差异。一夫一妻制起码在男女一对一的结合上给人一种男女平等的含义，而东方的一夫多妻制则连这种形式上的平等也一扫而光，从男女结合的一开始，就是极大的不平等，直到终结，也丝毫看不到平等的影子。自古以来，除非是通奸，在西方从未见丈夫可以杀伤妻子的规定或风俗，也没有妻子为丈夫殉葬的野蛮情状。用妇女或奴隶殉葬，这是被萨义德等人美化的东方古代文明的“功德”和特有的“纪念”，与西方文明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不知道那些常爱夸耀东方文明的先生们是否也拿此夸耀。
当然，自古以来西方妇女的法律权利和社会地位优于东方妇女，其表现决不仅仅在西方实行一夫一妻制或妇女不必为男人殉葬上。在法律与社会生活涉及妇女的方方面面，都能看出这一点来。如在婚姻自主权问题上，古雅典法律规定，男女双方都有结婚离婚的自由。只要一方逐出另一方，或抛弃另一方，就构成离婚的事实，无须提出任何理由。在财产继承方面，法定财产继承的顺序是：儿子、兄弟、侄子，如无上述人等，则姐妹、甥女辈可以继承。如果死者没有儿子，女儿虽无继承权，但可以把这份产权转移到其儿子身上。雅典法律还明令禁止虐待妇女孤儿，将其作为刑事犯罪予以惩罚。古罗马在共和时期实行有夫权婚姻，妻在家中与其女儿的地位同等。丈夫虽对妻子有家长权，但妻子也有继承丈夫遗产的权利。妻子与子女一样，是丈夫财产的当然继承人。如果丈夫在遗嘱中没有明确提到妻子的继承权，或剥夺了妻子的继承权，则遗嘱无效。有夫权婚姻下实行夫妻财产共有，丈夫管理妻子在婚前婚后的全部财产，但是没有妻子的同意，丈夫不得让与不动产。这里的财产首先指在意大利境内的土地，后也包括在外省的不动产。在制定《十二铜表法》前，法律只准许丈夫休妻，即如果妻子与人通奸，准备放毒，或伪造钥匙等。因为雅典的法律同样给予丈夫与妻子休婚的权利，受雅典法律的影响，《十二铜表法》也给予妻子休弃丈夫的权利。也就是说，即便在古罗马有夫权婚姻中，妇女的权利地位也远优于古代印度、中国的女性。罗马共和制末期，普遍流行无夫权婚姻。这种婚姻不以家族利益为基础，而以男女双方本人利益为目的。结婚无须履行法定仪式，只要男女双方同意，即可成立。夫对妻无所谓“夫权”，妻没有绝对服从丈夫的义务。夫妻财产各自独立，妻子的财产无论婚前婚后所得，一律属自己所有。夫妻双方可以互为各种法律行为，如买卖、互易等，如同与第三者发生法律行为一样。夫妻有互负贞操的义务，任何一方的重婚都为法律所严禁。夫妻双方都有离婚的自由，只要对婚姻不满意，男女都可以提出离婚。罗马帝国时期，男女离婚很普遍，很正常，即与此有关。对女子来说，如果丈夫出征，杳无音信，妻子可以自由地重行结婚。罗马法规定的离婚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为协议离婚，一为片意离婚。前者指只要夫妻双方同意离异即可解除婚姻关系，后者指由夫妻一方提出的离婚。罗马帝国时期，因离婚频繁，公元331年，康士坦丁颁布法律，对离婚加以限制，规定夫离妻的理由为：妻与人通奸，以毒谋杀其夫，堕胎。非此，夫若无故离异，妻可取回嫁资。夫若再娶，妻并可取得后妻的嫁资。妻离夫的理由为：夫犯谋杀罪，以毒谋杀其妻，毁坏坟墓。除此，妻若无故离异，没收其嫁资，处以徒刑。公元449年，法律又规定夫离妻的理由为：妻犯叛逆罪，通奸，逆其夫意夜间外出，不听夫劝出入剧院、舞厅，与其他男子共浴，堕胎。妻离夫的理由为：夫犯叛逆、奸非、杀人、毒害、诈欺、侵犯神殿、强盗及盗窃罪，谋杀其妻，招引不良妇女至家，殴打其妻。总之，在罗马法中，夫妻双方都有离婚的主动权，决没有像印度、中国古代法律规定的只有男方主动、女子只能被动接受的片面与不公。按照罗马法，凡父母死亡未立遗嘱者，每一子女可获得遗产的四分之一。女子出嫁，不仅有权从家父获得嫁资，而且家父死后，已出嫁的女子仍有权继承家父的遗产。这意味着她实际上比其兄弟继承的还要多。再者，罗马的家长权意味着在父亲死亡前，儿子所有的劳动所得都属于家长的财产，出嫁的女子再来继承其父亲及兄弟的财产，显然有失公允。为了保护其兄弟的正当财产权利，罗马法中又规定了“财产合算制”，即出嫁的女子主张遗产占有时，要将她从父亲处得到的嫁资提交出来，同家父的遗产一并分割继承。
早期日耳曼法律规定实行夫妻财产共有制，实际由丈夫管理和处理，但也承认已婚妇女可有自己的个人财产。主要包括：丈夫支付的身价，嫁妆，新婚之晨丈夫对妻子的财产赠与（—般是较贵重的物品，也可能是不动产），从娘家继承来的财产。对属于妻子的个人财产，丈夫不得处分。在继承制度上，六世纪后半期以后，子女对父母的不动产都有权继承。在没有男性子嗣的情况下，女子有权继承采地。而对动产，则所有的亲属都有权继承，包括子女、父母、兄弟、姐妹。死者的嫁妆，只能由女儿继承，其他人无继承权。例如，《萨利克法典》规定：“如果有人死去而无嗣子者，如果他的母亲还在，她应接受遗产。”“如果母亲已不在，又如果他有弟兄或姊妹，他们应接受遗产。如果没有他们，母亲的姊妹应接受遗产。如果没有母亲的姊妹，父亲的姊妹应接受遗产。”〔7〕早期日耳曼法律规定，杀死人可以用赎罪金抵罪，根据死者不同身份支付数额不一的赎罪金。如杀死一个普通自由人付二百金币，杀死一个贵族付六百金币。它还有一独一无二的规定：杀害一个妇女的赎罪金是杀害一个男子的三倍，这是日耳曼社会妇女确有较高社会地位的明证。
中世纪调整西方家庭、婚姻关系的主要是教会法。从一开始，教会法就倡导由男女双方自由同意的一夫一妻制婚姻。只要男女当事人同意，即可构成一件合法婚姻。当然，在特定条件下，婚姻也可以由任何一方当事人废除。不过一般来说，婚姻是神圣不可离异的，对男女双方都一样，男子决没有单方面离弃妻子的权利。十六世纪英王亨利八世提出离婚，即被教皇所否决。普通民众的离婚更是难于上青天。教会法这种一般不准离婚的规定，在中世纪自然有利于保护妇女。教会法坚持在上帝面前男女双方平等的原则，规定了婚姻义务、忠诚义务的相互性，比同时期东方国家片面要求女子对丈夫忠诚来得合理和公平。为了保护妇女的应有权利，使其在丈夫死后不至出现生活的困难，教会法规定男女结合前必须划出一笔抚养寡妇的财产。这笔财产在婚姻存续期间不得克减，否则，任何婚姻契约均不得缔结。在继承问题上，教会法保护妻子和子女的法定继承权，以使她们免于被遗嘱剥夺继承权利。如果死者只有妻子或只有子女，则她或他们就可以取得遗产的一半。十四世纪德意志皇帝查理四世的《黄金诏书》规定，任何臣民如图谋弑君，或图谋杀害公侯，本人处死，罪犯财产充公，罪犯之子不得继承任何亲属的遗产，但得保全性命而已，而对罪犯之女，则恩出格外，可以获得父母遗产的四分之一，使彼等能享受适当的生活。“因女性较为柔弱，不能以身试法，故量刑应较轻。”〔8〕似这样法律上特地照顾女子的内容，在古代东方是难以想象的。
更重要的是，中世纪的欧洲不仅承认女子对父母财产的继承权，而且规定女子有权继承父母的身份与地位，包括王位。所以我们在西方历史上见到不少女王。除了法国剥夺了女子对王位的继承权外，欧洲大多数国家都有合法继承的女王。如西班牙的伊莎贝拉女王，英国的玛丽女王、伊丽莎白女王、安妮女王等。更令东方人难以置信的是，不仅公主有王位继承权，而且连公主的丈夫、子孙也因此享有王位继承权，哪怕他们有一半外国血统。由于欧洲王室之间通婚频繁，如果没有直系男性女性继承人，则由已嫁到外国的公主的丈夫或儿子继承王位，这在欧洲既合法又合理。如1603年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继承英格兰王位，1688年荷兰执政者威廉出任英王，1714年德国汉诺威选侯乔治一世继任英王。他们之所以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得以继承英国王位，是因为法律承认公主对王位的合法继承权。他们或是英国公主的丈夫，或是公主的子孙。而在东方，几乎不见依法继承的女王或女皇，更不用提公主的丈夫、儿子依法继承岳父、外公或舅父的王位。
古代东西方法律对妇女权利保护之巨大反差，可从下面一事上看得最清楚。《汉谟拉比法典》规定：“倘自由民之妻与其他男人同寝而被捕，则应捆缚此二人而投之于河。”〔9〕甚或仅仅怀疑妻子行为不端，并没找到真凭实据，也可以投之于河。古印度、中国的法律都有大致同样的规定，可以当场将奸夫奸妇杀死而不负法律责任。而古雅典立法规定，如男子发现妻子、姐妹与人通奸，他仅有权当场将那个男子杀死，却无权杀死自己的妻子和姐妹。
当然，不管古代史上东西方妇女的权利地位有多大的差异，总体上看，不分东方或西方，妇女的权利地位不及男子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即使在欧洲，男女之间毕竟存在着相对的不平等，男子于女性而言，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妇女从来都不是任由男子支配的家庭奴隶。确如孟德斯鸠所说：在西方，“丈夫之于妻子，只有微小的权力；父之于子女，主人之于奴婢，也都一样。他们一切纠纷，都可以诉诸法庭”。〔10〕而法庭的判决往往对丈夫不利。而在东方，与政治上的专制主义相伴而行的，是男子对妇女的全面奴役。“在亚洲，无论什么时代，我们都看到家庭的奴役和专制的统治总是相辅而行的。”〔11〕在东方专制主义最典型的中国与印度，专制统治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