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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地理优势，建立经济特区。胡耀邦说：新事新办，特事特办。赵紫阳说：跳出现行体制之外。邓小平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周口。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五年多，中央和国务院在积极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扩大进出口贸易等对外经济活动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效果明显的重要措施。建立经济特区，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步骤。
兴办经济特区， 是邓小平倡导、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的。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当时广东省委的主要负责人习仲勋、杨尚昆谈到要发挥广东的优势。邓小平提出了办特区的问题，他说，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随后，中央和国务院派谷牧带领工作组赴广东、福建考察，同两省领导一起研究办特区的问题。1979年7月，中央和国务院发出文件，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市划出部分地区试办特区，作为吸引外资的一种特殊方式，当时叫“出口特区”。lop年5月，中央和国务院又发出文件，正式定名为
“经济特区”。1980年吕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正式批准建立特区。这以后，中央和国务院在1981年和1982年又发出三个文件，进一步规定了办经济特区的各项方针政策。
经济特区主要是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和特殊的经济管理体制。谷牧在一次讲话中将其要点归纳为四条：一、特区的经济发展，主要靠吸收和利用外资。特区产品主要供出口。特区的经济是在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份并存，以中外合资和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经营企业为主的综合体。这不同于内地以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为主。二、特区的经济活动，以市场调节为主。这不同于内地以计划指导为主。三、对来特区投资的外商，在税收等方面给以特殊的优惠和方便。这也是与内地不同的。四、经济特区内实行不同于内地的管理体制。用赵紫阳总理的话说，叫做“跳出现行体制之外”。
对于经济特区的兴建，中央一直十分关心。试办特区以来，邓小平多次给予肯定的评价。1982年，陈云曾经在一份文件上批示：
“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和中央其他领导人，都先后到深圳、珠海、汕头、厦门作过实地考察，进行现场指导，使特区的建设健康发展，也极大地鼓舞了特区的建设者。
1983年春节前夕，胡耀邦在深圳考察时非常高兴地对当地负责人说：你们已经闯开了一个新的局面。我对你们总的评价是，比较出色地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他指出：经济特区是个新生事物，要勇于探索，大胆创新。特区要新事新办，特事特办。新事新办就是立场不变，方法全新。共产党员的立场不能变嘛！
1月24日至2月间日，邓小平和王震、杨尚昆去南方，特地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他说他要亲自看一看特区是不是能够成功。通过这次实地考察，他对特区取得的成就表示谢意。他在这三个特区都高兴地题了词。
邓小平从南方回到北京后， 于2月24日上午同胡耀邦等中央一些领导人座谈，讨论进一步办好经济特区和进一步开放沿海港口城市的问题。
邓小平发表了极其重要的战略指导思想。
他说：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他还提出：厦门特区划得太小了，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除现在的特区之外，考虑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邓小平概括了经济特区的作用，他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
这个座谈会开得非常热烈。在座的胡耀邦等中央领导人都很赞成邓小平的倡议，认为进一步开放部分沿海城市，是继续实行开放政策的重要部署。也是在这次座谈会上，大连、青岛、烟台、宁波、温州、北海六个沿海港口城市被提出来，准备当作进一步开放的城市。随后，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开始筹备部分沿海城市座谈会，进行具体的设计、安排。
“中国政治局面不管怎样发展，不管在台上的领导人哪一个消失了，决定政局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人心向背。”
胡耀邦会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政道时，反复强调了被历史证明为颠扑不破的真理：顺民心者昌，逆民意者亡。
胡耀邦指出，中国共产党当前所奉行的政策顺乎民心，这就是我们事业必定胜利的根本保证。他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和干部，任何时候都不可背离民心民意，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必须遵循的一项重要准则。
胡耀邦说：“我们党今年六十一岁。我们党和国家所以能改变中国面貌，所以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归根结底是我们适应了时代的潮流，符合了人民意志。今天我们这些在台上的人有点本事，本事从哪里来？主要是代表人心，也就是我们的政策顺乎民心，符合绝大多数人的要求。有了这一条，就充满信心。离开了这一条，即使是天下的奇才，也要犯错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谁违背民心，谁就会失败。”
胡耀邦说：“现在人们对中国的前途很关心，中国究竟向何处去。我看，只能走团结之路，富强之路，统一之路，稳定之路。经济上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富强起来；政治上要安定；全国要统一，我们不要外国一寸土地，但中国的领土必须统一。安定、富强、统一，是中国人民的人心所向。这是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党目前奉行的政策符合民心，这就保证了我国的前途是光明的。”
胡耀邦说：“为了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中国，历尽了艰险，吃足了苦头。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吃的最后一次苦头，十年内乱把中国搞得更穷了。现在还要往穷上走，人民不会答应。
这一教训很深刻。现在，我们再也不能搞愚昧，搞分裂，把自己搞穷了。”
胡耀邦指出：“现在中国人心思定、思富强、思统一，我们就是要适应这一潮流，顺乎这一民心。”
胡耀邦又说：“中国政治局面不管怎样发展，不管在台上的领导人哪一个消失了，决定政局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人心向背。中国的政局一定会稳定。中国一定会实现四个现代化，使国家富强起来，统一祖国的大业必定要完成。这是人心所向。到底中国会向何处去，我认为，可以概括为：政局必稳，四化必胜，统一必成。
胡耀邦强调：“我们党要经常教育党员和干部不要违背人民的意志。不要违背人心。只要我们顺乎民心，我们的事业必胜无疑。”
端正对教育的认识，不能把教育视为纯粹的消费事业，而是一项生产投资。
19M年胡耀邦在北戴河会见了著名美籍华裔学者、 美国圣他·卡勒拉大学电机工程及电子计算机学系教授陈树柏及其夫人、儿子。胡耀邦对陈树柏教授筹办“中国实验大学”的建议，表示支持，并给予极大的鼓励。
胡先生一见面就对我说：“外面很多人说中国是一言堂，其实这个情况已改变了。我这次和你会面，不是代表邓小平主任，也不是代表我自己，而是代表党中央，向你表示筹办
“中国实验大学’的建议，已获批准。”陈教授回忆起这些话不禁带上了几分激动。‘“胡先生对实验大学的筹划，显然考虑得很仔细。他说，你向中央要求两亿元，我们决定给你两亿三千万。为什么呢？因为深圳一平方公里‘七通一平’工程已需费一亿，二亿元刚够平整两平方公里的土地。那么，平整土地后没有钱怎么办？所以我们决定再给你三千万作首期基建费用。……筹办期间，一定遇到很多困难，希望你不要碰到困难就泄气，不要性急，即使办得不成功，国家一样感谢你。’”
中央领导人能如此支持和体谅，陈教授怎能不感动？事实上，提出筹办实验大学的设想后，支持者固然有，但泼冷水者也不少。一位好心的亲友就曾赠陈教授十个字：“即甘冒九死，家国两无益。”这些意见，陈教授不可能不考虑。然而，每当他想到与胡耀邦的一席谈，他就更认定中国在经济开放后，教育也在开放，而实验大学就正是教育开放的一个新的突破。有这样开明的领导人，中国的改革不是很有希望么？陈教授正是看到了这个希望，所以，他愿破釜沉舟，向一切阻力挑战，为中国的教育创一条新路2
胡耀邦就一篇题为《政支出应首先保证智力投资》的讲稿复信千家驹，赞扬他对国家大事直言不讳的风格。 胡耀邦4月29日的复信说：讲稿拜读过了，你这种对国家大事直言不讳的风格是值得提倡的。我已经把这份讲稿转给依林、宋平、丙乾同志，我想他们会认真考虑你的意见。当然，我国教育经费要脐于世界先进之林，大概还得若干年的努力，但我看是大有希望的。
千家驹讲稿的要点是：我们过去的传统观点和做法是：财政支出首先要保证经济方面的基本建设，把经济建设放在第一位，把教育、科学文化放在第二位，这种做法不能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我们要端正对教育的认识，不能把教育视为纯粹的消费事业，而是一项生产投资。要把教育投资放在第一位，国家财政支出应首先保证智力投资。教育要走在经济建设的前面，而不是跟在它的后面，只有在教育发展的基础上，我国的经济建设才能很快上去。而不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提高教育事业。
胡耀邦对查良镛先生说：中央常委中，现在是我和紫阳同志共同主持，重大问题向小平、陈云、先念同志他们请示一下，其余一般的就定了。
胡耀邦会见香港《明报》社长查良镛先生谈到关于接班问题。胡耀邦说，全国干部，包括科技人员、教员、医务人员等，共二千一百万人。除去教员、医务工作者，也还有一千二百万人。老同志总是要一步一步退下来，这是自然法则，不可抗拒，我们的接班问题，总是要一辈一辈上，一批一批退。
胡耀邦说，中央常委六人，叶帅身体不好，一年前就不管工作了。小平同志身体健康，头脑清楚，一切大事由他掌握，但日常具体工作也不做了。中央常委中，现在是我和紫阳同志共同主持，重大问题向小平、陈云、先念同志他们请示一下，其余一般的就定了。我的实际年龄是69岁，紫阳同志是65岁。我们搞不了几年。我个人想法，到1987年十三大，要慢慢脱钩、脱身。
胡耀邦还说，目前的中委，三分之二超过60岁。如果说有什么危机的话，这就是危机。所以明年要下决心补上年轻而能干的人。
胡耀邦于1984年10且16日会见香港《明报》社长查良镛时，谈到了“四人帮”和华国锋、汪东兴近况。他说：“四人帮”还活着，他们每天看电视、看报纸。国庆节他们还在电视上看了我们的阅兵游行。（王兆国插话说：王洪文说，阅兵搞得这么整齐，很佩服。他对阅兵的武器有评论，说有些武器很有发展。）江青看了电视，她说邓小平那么健康，真没想到。。
国庆节那天观礼，外国记者发现华国锋、汪兴东也照样上了天安门。他们不同，他们打倒‘“四人帮”有功，不过错误也不少。他们还是坚持那一套，想搞第二次英明领袖。华国锋现在的待遇比我高，我当组织部长时把他的工资提高到三级。我们现在最高的是三级。毛主席54年把一、二级取消了。现在三级的只有小平同志、叶帅、徐帅、刘帅、乌兰夫、陈云同志七、八个人，其他的中央负责同志是四、五级，我是五级。我们总结了历史经验，对犯了错误的同志，生活待遇不降低，子女不受影响。
中商海勤政殿，胡耀邦、赵紫阳等中央领导人接见科学家。胡耀邦提议合影，赵紫阳要科技人员坐在前排中央，他们坐边上。
1985年1月13日， 胡耀邦在会见出席科技体制改革座谈会的科学家时提出，中央领导今后要加强同科学家的联系。
中南海勤政殿里，灯光璀璨；水仙盛开，淡雅清香；尽管室外寒风凛冽，室内却充满着春天的气息。人们正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