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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埃利奥特说。
“她已经七岁，快成熟了，”芒罗耸耸肩说，“她毕竟是大猩猩嘛。”
“不可能。”埃利奥特坚持道。
不过他明白芒罗的意思。饲养黑猩猩的人到了一定的时候必然会发现他们再也养不了它们了。它们一旦成熟，长得又大又有力量，强烈的种属个性就表现出来，变得难以驾驭。对它们依然爱护备至，视它们为娇小可爱的人类宠物已不可能。它们的基因决定了它们具有终将不可忽视的必然差别。
“大猩猩种群并不排外，”芒罗提醒他说道，“他们接受陌生者，尤其是雌性猩猩。”
“她不会那样干，”埃利奥特坚持道，“不可能。”
埃米从小就是由人喂养长大的。她对西式的高速公路和“免下车”餐馆要比对丛林熟悉得多。如果埃利奥特驾车途经她所喜爱的“免下车”餐馆而不停车，她会迅速拍拍他的肩膀，指出他的错误。她对丛林又有什么了解呢？丛林对她和埃利奥特本人一样，是陌生的，只不过——
“我们最好在这儿安营，”罗斯看看表说道，“她会回来的——如果她愿意的话。毕竟不是我们丢下她，而是她离开了我们。”
他们带了一瓶堂·佩里尼翁香槟酒，但是此刻谁也没有心思搞什么庆贺。埃利奥特因失去埃米而悔恨不已，其他人则依然对先前所看到的营地的情景心有余悸。夜色迅速降临，要架设地球资源技术服务公司的野外环境报警防御系统还有很多事要做。
该系统的防御技术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环形防御在整个刚果探险的历史中占主导地位。一个多世纪以前，斯坦利曾评说道：“只有用灌木或树木围起来的营地才算是完整的。”从那以后，几乎没有什么理由要改变这一教导的基本性质。不过，在防御技术变化了的今天，野外环境报警防御系统吸收了所有最新技术。
卡希加和他手下的人把银灰色的密拉牌聚酯树脂帐篷充上气，并把它们紧挨着排列在一起。罗斯指示把管式红外照明灯架设在可伸缩的三脚架上。固定后，这些照明灯就可以向营地四周照射。
随后他们在四周装上环形栅栏。这是一种质地很轻的准金属丝网，与其说像金属丝网，不如说像布。固定在木桩上的环形栅栏把营地完全围了起来。把它和一只升压变压器相联之后，它上面就有了１万伏电压的电流。为了减少燃料电池的消耗，电流频率被调制到每秒四周，并产生间歇而有规律的脉动交流声。
６月２１日晚餐是大米饭，外加克里奥耳虾酱。虾米复水没复好，还夹杂着一点纸板的味道。不过，谁也没有抱怨这项２０世纪技术的败笔，因为他们还在环顾四周越来越浓的丛林夜色。
芒罗安排人放哨。他们每班岗要站四小时；芒罗宣布他和卡希加、埃利奥特站第一班岗。
站岗的人戴上夜视镜，警惕地注视着丛林。他们看上去活像神秘莫测的蚱蜢。夜视镜增大周围的光线强度，并把光投射到原有的影像上，使影像边缘蒙上阴森森的绿色。埃利奥特感到夜视镜很沉，而且眼睛很难适应里面看到的图像。戴了几分钟，他就摘了下来。他十分惊讶地发现周围的丛林黑漆漆的，于是又匆忙把它戴上。
黑夜在静悄悄地过去，平安无事。
《刚果惊魂》作者：＇美＇ 迈克尔·克莱顿
第九天：津吉城
１９７９年６月２１日
１．虎尾
６月２１日他们终于进入了失落的津吉城，但并没有碰到１９世纪类似探险的记载里所叙述的那些神秘浪漫的事件。这些２０世纪的探险家们，背着沉重的技术装备，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他们携带的设备有光学测距仪、数据镇定罗盘、装有附属发报机和微波转发器的无线电频率测向器。它们对于现代高速评估古代文明遗迹的情况是必不可少的。
他们只对金刚石感兴趣。谢里曼①在发掘特洛伊城时，只对金子感兴趣。他花了三年时间。罗斯希望三天就能找到金刚石。
【① 谢里曼（１８２２—１８９０），德国考古学家，曾在希腊和小亚细亚发掘特洛伊遗址、迈锡尼遗址等。】
根据地球资源技术服务公司电脑模拟的结果，找到金刚石的最佳方法是先草绘一幅城市平面图。有了这幅图，就可按照城市结构布局比较容易地推断出金刚石矿所处的位置。
他们希望六小时内就能给制出这样一幅可用的平面图。使用无线电频率转发器，他们只要站在建筑物的每个角上，按一按无线电遥控器，营地上两台间隔较宽的接收机就可记录下信号，这样电脑就可绘制出二维平面图。但是废墟的面积很大，覆盖面超过３平方公里。无线电测绘会使他们进入浓密的树林，彼此相隔很远。考虑到先前的考察队所遭的不测，这样做似乎不明智。
他们另选了一种在地球资源技术服务公司里被称之为“虎尾法”的非系统测绘法。（这是公司中的谑称：找虎的方法之一就是不停地往前走，直至踩到虎尾。）他们穿过建筑物的废墟，避开游动的蛇和匆匆躲入幽暗处的大蜘蛛。这里的蜘蛛大如手掌，还发出很响的喀嚓声，这真使罗斯颇为吃惊。
他们注意到，虽然很多地方的灰岩已坑坑洼洼、破碎不堪，但是石建的质量却相当之高。所到之处，他们都可见到半月形的门窗设计，这似乎是一种文化基调。
然而，在他们所经过的房间里，除了弧状造型外，并没有什么其他特色。总体上看，房间都呈长方形，面积大致相同，墙上光秃秃的，没有装饰。在经历了数世纪的风风雨雨之后，他们已找不到任何手工艺品——虽然埃利奥特最后偶然找到一根圆盘状石捣棍。他们推测，这是当时人们用来捣制香料或粮食用的。
他们在这座既无生气又无特点的废墟城市中越往前走越感到烦躁不安。此外，他们还感到异常不便，因为他们无法说出这些地方的名字。于是，他们便给不同的建筑任意取上个名字。卡伦·罗斯发现一间墙上凿满小洞的房间。她说这房子一定是邮局。从此，这房子便被称作“邮局”。
他们看到一排小房间，里面有栽本栏杆的洞。芒罗认为这是监狱的牢房，不过显得特别小。罗斯说，也许这里的人矮小，或者是为了达到惩罚的目的而故意建造得这么小。埃利奥特则认为，这或许是动物园的笼子。不过，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所有的笼子都一般大小呢？芒罗指出，没有观看动物的规定。他坚持认为这是牢房。于是，这些房子便被称为“监狱”。
在监狱附近，他们发现了一个被他们称为“运动场”的开阔场地。很显然，这是一个运动场或训练场。有四根高大的石柱，石柱顶端有一个已经毁坏的石环。显然，这些石柱是用来进行绳球这样一类比赛的。在运动场的一角竖着一根离地面不到五英尺的横杠，使这里看起来像个丛林体操馆。埃利奥特根据这个矮杠子得出结论说这是一个儿童游乐场。罗斯坚持认为当时的人矮小。芒罗在想，这个体操馆是不是士兵训练场。
他们继续往前搜寻，大家都意识到他们的各种说法只不过反映了他们的先入为主的见解而已。这座城既无斑斓的色彩，又无令人遐思之处，他们只是在做一种罗夏墨迹测验①。他们需要了解的是曾经建设过这座城的人和他们生活的客观情况。
【① 罗夏（１８４４—１９２２），瑞士精神病学家。罗夏墨迹测验用以测知患者的人格结构。】
有一个现象尽管本来就一直存在着，可是他们过了很长时间才慢慢意识到。在许多房间里，都有一面墙上长满了墨绿色的霉菌。芒罗注意到，这些霉菌跟窗户里透进来的光，跟空气的流通或其他他们能说出的因素并没有关系。在一些房间里，霉菌密密麻麻长到墙壁一半高的地方，然后齐刷刷地停在一条水平线上，像是刀子切过一样。
“真他妈怪，”芒罗说道。他仔细看着霉菌，用手指在上面抹了一下，手指上沾上了蓝色颜料的痕迹。
就这样，他们发现了曾上过颜色的精美的浅浮雕，这种浮雕全城到处都有。然而，因为凹凸不平的雕刻表面长满了霉菌，灰岩上麻麻点点，要解释这些雕像是不可能的了。
吃午饭时，芒罗说遗憾的是他们没有带一组艺术历史学家前来修复这些浅浮雕。“他们用灯光和器械马上就能弄清这是怎么回事。”他说道。
德古斯托和其他一些人所发明的艺术品鉴定最新技术采用了红外线和影像增强法。刚果考察队就具备现场运用这一技术的必要设备。起码值得一试。吃完午饭后，他们就带着摄像机、一盏红外夜间照明灯和那台电脑显示屏回到废墟现场。
经过一阵摆弄，他们架设了一个系统。他们用红外光线照射石壁，用摄像机拍下图像，然后通过卫星把图像输入休斯敦的数字电脑程序，再把处理过的图像传送到他们的便携式显示系统上，这样他们就能看到壁画的真面目了。
用这样的方式看浅浮雕倒使埃利奥特想起了夜视镜。如果直接观察墙壁，除了深色的苔藓、地衣和凹凸的石头外，什么也看不到。但是如果看一看这台小型电脑屏幕，就会看到原画上充满生气、栩栩如生的场面。他记得，这个办法“很别具一格，虽然我们处在丛林中，但我们却能借助于器材这种非直接的方式来观察所处环境。夜晚用夜视镜，而白天则用摄像机。我们用器材来观察用其他办法观察不到的东西，我们完全依赖这些器材”。
还有一点使他感到奇特：由摄像机录下的信息先得传输２万多英里，然后才传回到只有数英尺之遥的显示屏上。他后来说，这是“世界上最长的脊髓”产生出的奇特效果。即使以光速传送，信号的发送也需１／１０秒。因为休斯敦的电脑需要经过短暂的处理，所以图像并不是同步地在屏幕上显示，而是要慢半秒钟左右。这一延缓几乎注意不到。这些画面使他们首次能深入地了解这个城市和它的居民。
津古城的人是个头较高的黑人。他们长着圆圆的脑袋，体格健壮，外貌酷似２０００年前从高原上的大草原首批进入刚果北部的讲班图语的人。从壁画上可以看出他们生气勃勃、精力充沛：尽管气候炎热，但是他们偏爱穿装饰精美、色彩艳丽的长袍；他们性情豪爽、仪态大方。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他们都与眼前这毫无生气、已经消亡了的文明结构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第一批解密的湿壁画显现出集市的场景；卖者蹲在地上，身旁摆着编制精巧的篮子，里面盛着圆形物品，而买者站在一旁和他讨价还价。起初，他们认为那些圆东西是水果，但罗斯断定是金刚石。
“那些都是包在斑晶里未经切割的金刚石，”她看着显示屏说道，“他们是在卖金刚石。”
这些壁画使他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津吉城的居民后来到底怎么了？这座城显然是被遗弃而不是被摧毁的——没有发生战争或受到入侵的迹象，也没有任何发生过大地震或自然灾害的证据。
罗斯认为这个金刚石矿已开采殆尽，因而这座城也如同历史上其他许多矿城一样被遗弃了，这是她最担心的。埃利奥特认为是瘟疫或疾病征服了居民。芒罗说，他认为应归咎于大猩猩。
“别笑，”他一本正经地说，“这是火山区。由于火山爆发、地震、干旱、草原火灾，动物都疯了，行为完全反常了。”
“大自然发狂啦？”埃利奥特问道。他摇摇头。“这儿的火山每隔几年才喷发一次，可我们知道，这座城已存在了几个世纪。不可能是那样的。”
“或许发生了宫廷革命，政变。”
“那与大猩猩有何相干呢？”埃利奥特问道。
“就有这种事嘛，”芒罗说道，“在非洲，一旦发生战争，动物就变得古怪起来，你知道吧。”接着，他讲述了发生在南非的狒狒袭击农舍和发生在埃塞俄比亚的狒狒袭击公共汽车的事。
埃利奥特无动于衷。像这种认为世事反映在自然界的想法是很古老的——至少像伊索寓言和科学的起源一样古老久远。“自然界与人类的事毫不相干。”他说道。
“哦，毫无疑问，”芒罗说道，“可是自然的世界已所剩无多了。”
埃利奥特不愿附和芒罗。事实上，一个著名的学术论题争论的正是这个问题。１９５５年，法国人类学家莫里斯·卡瓦利发表了题为《自然之死》这篇引起争议的论文。他在文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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