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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对一个暴发户的厌恶会肆无忌惮地表现出来。任正非曾形象地描述，“你到人家家里去做客，就得按人家家里的规矩办，不能说你是农村来的，就在人家的客厅里抠脚丫子。”
同样是跟结盟的伙伴学习，宝钢就为我们提供了别样的经验。宝钢坐拥中国市场份额的优势，不遗余力与国际钢铁巨头新日铁、阿赛洛、浦项和蒂森克虏伯等合作，以便获得市场、技术和管理优势。在一般公司靠低成本、低价格进行跨国竞争的时候，宝钢则已经完成管理一体化的改造，启动高效率的组织生产这个高端来实现全球化布局。谢企华在巴西和澳洲投资建厂整合上游优质铁矿资源，而且其上游资源整合从来就没有脱离对全球下游客户的争夺战。谢企华正积极推进在巴西、澳大利亚、印度等地建立大型钢厂，图谋的是广阔的美洲及全球的汽车、电子、通讯、机械等产品市场。在2004年《财富》杂志公布的500强中，宝钢营业收入在世界钢铁家族中名列第四位，而盈利水平却处于第一。宝钢被评为亚洲成本效益最好的钢铁公司。这个评价不一般。因为亚洲集结了国际最大钢铁集团前6位中的5个。学生早就超过了老师——新日铁。
不同的学习方式，结果当然不一样。由宝钢方式所增加的跨国运营能力永远属于公司，而TCL在异国他乡花血本培养的众多骨干，却很可能禁不住诱惑带着一身学来的本事跳槽。
华为全球化战略与路径（下）李东生的盲区
李东生的盲区
坊间的评论多把TCL跨国并购遭遇的困境解释为“磨合期效应”，而我的观察却直指李东生国际化战略的盲目性。
李东生是一个视野宽阔而又务实的商业领袖。当他对波士顿咨询公司关于收购汤姆逊风险的报告碾转反侧，夜不能寐时，跨国并购的诸多问题一定在他脑子里不知过了多少遍，他的思维肯定比我们这些旁观者深刻得多。最后，他还是选择走上这条倍受质疑的道路。为什么？
李东生全球化的经营思维的神经，最初是被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所触动的。中国企业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遭遇反倾销等保护措施的封杀，更让李东生看到中国电子产品产能的迅速扩张与市场需求之间的恒久矛盾。如何突破产业机会与自身能力的鸿沟，如何突破欧美坚固的贸易壁垒，成为李东生殚精竭虑的核心问题。他最终选择了跨国并购，以期一石二鸟，既能迅速提升技术、品牌与市场能力，又能借牌出海在欧美市场的后方培植自己的势力。
可是，随着德国施耐德的挫折与2004年新并购一些合作细节的透露，却显示出相反的讯息。在汤姆逊彩电业务的整合中，TCL最渴望的完整销售渠道与高端彩电的生产技术并未获得，同时汤姆逊的专利和品牌，只可以无偿使用两年，两年之后，合资企业就要付费。就是外界盛传整体盘过来的阿尔卡特手机，根据协议，也只是2G、2。5G多项专利归合资公司拥有，3G专利并不划归合资公司，而手机真正爆炸性的成长机会却是在3G。
当然，李东生从来就不是一个人，他有一个强大的团队。他的团队核心成员的观念，一定程度上也映照或烘托了李东生的思维。时任中法合资公司TCL阿尔卡特移动电话有限公司（TAMP）的首任CEO的万明坚，数次在媒体访谈中阐释他提出的“中国制造智慧化”，即凭借在制造规模上的优势反向整合国外优秀企业的品牌和技术资源，赚取产业价值链的高端利润。TCL海外控股公司总经理安明浚更断言：“现在再向这个市场（欧美市场）推荐新品牌，已为时太晚了。”这位安明浚曾经是TCL集团在2003年4月收购的美国GoVideo公司首席执行官。由此，可以看出TCL高层团队的跟随智慧：“现在再没有机会向欧美市场推荐新品牌，中国制造的智慧化只能靠整合国外优秀企业的品牌和技术资源来进行”。
李东生作为TCL的创业元老与精神领袖，身处于一种拥戴中，就不知不觉被一股大力推着向前走。他不是铁腕。他是善于发挥众人之长、善于听取意见的领袖人物。这其中固然有一个人的思考惯性，但更多的是一种周围情势的烘托和推动。他的高层团队，基于特定立场上生发出的观念，不可能不反过来影响领袖本人。其实，在成熟市场中，固然不再有市场的空白点，不再有盲目的庸众，但同时机会也是每天每时都在产生，生活不断需要新产品、新品牌来开辟新坐标。那里需要绝活，不是拣一顶破落户的帽子戴上就可以大行其道。
适合自己的战略
中国本土已经被深刻地全球化了，这里有全球一流的跨国公司，你能与他们抢夺中国市场份额，你就一定能在别的市场上有所作为。国内市场就是高端！占据高端，才有与国外一流公司结盟的可能。在自己的地盘上，掌握着销售网络、相关的商誉、知识产权、客户关系以及强劲的本土关系，都是TCL的无形资产，利用这些TCL王牌，可以获得真正的技术优势与管理优势，能够更有效率地组织生产和办工厂。
李东生是一个智者，他时刻警醒着事物昙花一现的本质，从来没有把TCL定死在一条路上。他不断通过行动对前期的跨国经营进行反思。2004年11月4日，TCL集团发布与日本东芝株式会社共同投资5000万美元，在南海组建电冰箱、洗衣机制造和销售公司；11月8日，TCL白色家电再次宣布与具有意大利公司背景的青岛威士电器合资，在青岛建立冰箱生产基地——TCL电冰箱青岛工业园。通过与技术领先的国际品牌合作，既使TCL快速实现白色家电产品产业线的全面升级和管理的提升，也是TCL全球化经营的新战略探索。
在2004年6月底李东生与杰克·韦尔奇的那场高峰对话中，韦尔奇告诫，千万不要固步自封，应对欧美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好办法，就是要勇于到欧美市场上去办厂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固化本原，TCL会顺着情势自然更新发展战略，勇敢地到美国市场上去创立TCL品牌。一如建房子，先夯实基础，再垒墙上梁，是自然而然的事。
。c。李东生勇吃螃蟹万明坚解聘自己
都在道上跑，还是自觉维护一下江湖规矩来的聪明。
——题记
2004岁末，李东生第5次出席中央电视台年度经济人物颁奖典礼，带着标志性的谦和微笑，发表了即席演讲：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讲述了TCL作为第一家中国公司收购国际著名彩电、手机品牌的故事，而只字未提前不久祭起绩效大旗把万明坚从TCL移动CEO拿下的事。
华为全球化战略与路径（下）“袍哥”背祸
“袍哥”背祸
万明坚出生于四川宜宾山区，他性格中存有“袍哥”文化的深刻影响，行事作风狂傲、硬朗。1994年万明坚加盟TCL，起初给人的印象一直是一个狂热于研发的工学博士。1999年，万明坚获得李东生的批准，开始了其自立门户，带领TCL移动迈入手机行业。他的崛起速度令人惊讶。2001年，TCL手机业务实现销售收入30亿元，2003年则达到82亿元，晋身国内手机市场前5名、国产手机前两名，连续4年保持100％以上的增长，万明坚由此和波导总裁徐立华一起，成为国产手机的领军性人物，更被尊称为“手机教父”。万本人在2002年荣获共青团中央颁发的“中国杰出青年科技创新奖”，2003年获得中青联评选的“中国十大杰出青年”称号。万明坚还是一个商业理论家，他撰写的《系统战必胜》由中信出版社出版，2004年9月底的新书发布会开到了人民大会堂，一大批部级官员和一流学者到场。让这样一位明星人物去职，李东生一定经过了慎重而痛苦的抉择。万明坚辞职的消息一经公布，网上当天的评论就有1000条之多，各路媒体更是一路狂追，万明坚还因此获得2004年十大落榜经理人，TCL也一时成为“一山不容二虎”或“功高震主”公司政治的新典型。
而李东生对万明坚的辞职显得很平静：“今年市场竞争加剧，原来成功的那些因素在新的情况下可能不一定能成功。这就需要调整。”“万明坚申请辞职的主要原因，一是他身体不好，另一个原因是经营业绩下滑。”
李东生的话确有数据支撑。2004年12月21日，TCL通讯控股发布预亏公告，表明2004年第三季度的财务表现远较预期疲弱。2004年前三季度，TCL通讯控股销售收入同比锐减16亿元，净利润同比下滑50。4％。2004年10月，TCL通讯控股收购阿尔卡特手机业务后，迄今还没有一个准确定位，几近裹足不前。在收购阿尔卡特后，TCL手机员工的不满情绪开始膨胀，由于融合进度缓慢，合资公司的销售情况不见增长，TCL不仅要填补阿尔卡特手机业务每月几千万人民币的亏损，而且TCL移动的员工开始普遍降薪。TCL移动的营销及研发人员开始流失。
万明坚解职到底是公司政治的牺牲品还是绩效说话？
成功害人
万明坚在市场下滑的背景下力主收购阿尔卡特，想与收购汤姆逊一样，形成TCL的第二个发展里程碑。这桩看似完美的婚姻实际上可能乏善可陈，TCL并没有拿到3G技术，因为阿尔卡特的3G技术基本掌握在另一家合资公司富士通阿尔卡特手里。本来一个公司一年整合一家跨国公司是件很难的事了，可是TCL却要整合两家，因此难上加难。李东生没法对万明坚说不字，因为他太成功了！TCL既然给了彩电板块这样的政策，就不得不接受移动板块的收购计划。“可惜还缺赌资，否则我敢大赌。”万明坚时常袒露自己的野心。经理人有太多的抱负和野心，从来也不是一件好事。一旦在一个位置上呆着，就想把这个平台变大。一切由此而生，而不深问理性。经理人可以享受大赌的名利回报，却不会承担大赌的财务风险。李东生和董事会牵肠挂肚，提出一系列建议，却常常不被理睬。
一位太过聪明的CEO对一个大公司来说，可能并不是一件好事。万明坚太能了，以至于在第一瞬间就会看出别人的荒唐和不经济。他把制片、导演、主演、配角揽于一身，不给他人留出空间。在这样的强势下，技术副总裁叶飞不得不离开，TCL营销干将黄万权只能到国外学学外语。万明坚是TCL移动董事长和CEO，兼任TCL－阿尔卡特CEO。他还是创意总监，因为他创造过带珠宝的手机曾经大获成功，于是他随便就能否决彩屏的动议；他是营销总监，因为他对分销商有影响力，曾创造过分销商夹道欢迎高喊“万明坚万岁！”的奇迹；他是商业理论家，新写的书从实践与理论的结合上解决了中国企业的难题。李东生曾多次与万明坚商谈救赎方法，在TCL董事会开出的药方中，对万明坚的用人、营销体系等提出了诸多建议，但是“非专业”的管理建议万明坚根本就不感兴趣。
万明坚已经陶醉在自己思想的辉煌之中了。2004年6月在记者采访时，曾经踌躇满志地说过“我不出思想，谁出思想！”“我不出思想，这个企业还不完了！”出思想可以，只要不把自己的思想置于现实之上。万明坚提出使中国制造智慧化，坚持自主研发的道路，只是醉心于庞大的队伍和大型研发机构，于是有了对阿尔卡特研发垂涎三尺，全然不顾当今技术情势的发展。而国内其他手机厂商的研发和采购是“开放式”的，也就是海外有什么好的机型就去买，就去引进。巨头微软和思科，对新思想、新技术有着极强的商业敏锐和资本手段去迅速商用化，没有技术权威，却能靠技术奠定市场地位。他们能把公司办成一个开放式的平台，把所有的散兵游勇、那些学生、那些十几岁的孩子、那些无所顾忌的愤青，都能通过资本市场组建成一个造梦的平台，许多跃动思维、鲜活的思想都会接踵而至。尤其是现在端到端联系的普及，这种开放式的平台对一个高科技公司来说，尤为重要。
李东生力破中国公司顽疾：不以绩效论赏罚
业绩不好被撤职，本来是现代公司的一条起码准则。但是在中国，一个稍有点名声的能人走了，公司和老板就要背负许多骂名。纯粹的家族企业还好说，有家长一个人负全责，公司的命运始终是他考虑问题的基点。可是在国营公司或者公众公司，董事长可能只持有很少的股份，他的权利和利益不是来自股票分红，而是来自对公司运营的控制。而控制权力则更多来自在业界的名声。中国公司政治把个人声望、权威、利益通过特殊的方式连接在了一起。故此，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