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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君劢做报告期间，国民党顽固份子纷纷写条子递上去，表示抗议，其中一位国民党参政员竟然直接从座位上站起来破口大骂，不仅使在野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寒心，就连旁听席上的国民党开明分子也摇头叹息，表示愤慨。
张君劢的发言结束之后，参政员们围绕国民大会闭会期间是否需要设立常设机构进行发言，国民党参政员和其他各派参政员展开激烈辩论，一时之间，会场上唇枪舌剑，火药味越来越浓。论战的焦点，集中于对权能划分的理解上。国民党方面认为《修正案》赋予议政会的预算、决算、宣战、媾和等权不能算政权，因为这些在总理遗教上是找不到任何根据的。同时指责起草者对《五五宪草》相关条文的删节和修改，都是着眼于国民大会议政会的增设，凡是无碍于议政会职权的都勉强听任存在，与拟增设议政会的精神和作用有所抵触的，就一律删除，完全是立场决定态度，这样先入为主的做法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表现。《修正案》支持者则一再说明他们根据的也是孙中山遗教，并未反对政权治权分开的原则，但认为议政会的权力属于政权而不属于治权。
最后，国民党参政员提出建议，主张将国民大会的会期改为每年一次，坚决反对设立国民大会议政会，在野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则力主维持原案。激烈的争吵和辩论持续了整整一天，由于双方各执一辞，始终无法取得一致意见。
这时候，蒋介石一反前几天的温和态度，公开对《修正案》当中限制政府权力的规定表示不满，他铁青着脸说道：“修改宪法，必须适合中国当前的国情，并且与总理的五权宪法相符合，这是必须遵循的两个原则！然而，起草者们显然没有考虑这些，直接照搬欧洲的议会政治模式来制定宪法，完全违背了总理遗训。所谓设立国民大会议政会的提议更是荒唐——现在中国正处于战争状态，前线的形势往往瞬息万变，而议政会却严重束缚政府的行动，必将导致严重的损失。我实在想不通，劳动这么多学者专家，居然制定出这种不能施行的制度，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工作的，他们的责任心又在哪里？”
与会者都没有想到蒋介石的态度居然会急转直下，会场顿时陷入短暂的沉寂，秘书长王世杰急忙请蒋以议长身份提议将各种意见并送政府，以缓解现场尴尬的气氛。
眼看着凝聚着参政员们无数心血的《修正案》就要陷入束之高阁的境地，孙百里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怒过，用力一拍着身前的桌子，当参政员们的目光全部被吸引过来之后，他立即长身而起，大声说道：“蒋委员长、秘书长、各位参政员，我想请教诸位一个问题：究竟是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重要，还是党派利益重要？”
孙百里没有等待别人给出答案，而是用沉痛的语调继续说道：“自总理创立民国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十年，可是国家依然是一片散沙，民众依然生活在贫困之中，造成这种状况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实际控制中国的各方力量之间缺乏信任！尽管如此，当日寇全面入侵之后，大家还是竭尽所能地团结在国民政府的周围，一致对外，进行全民族抗战，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是因为大家都能够以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为重——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第三党、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还是像福建、广西、山西等地方实力派，无论大家的政治立场有多么大的差异，但是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深爱着自己的土地和人民，并愿意为之付出生命和鲜血！”
“现在，全国各地、各阶层的代表们不远千里，有的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来到陪都参加参政会议，目的就是想通过这次会议来摒弃己见、消除隔阂，建立一个能够容纳所有爱国者的联合政府，更加紧密地团结协作，共同打击日寇，早日光复国土，解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沦陷区民众！”
“然而，我非常失望地看到，某些人依然把党派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继续制造不和谐的声音，把这个实现全民族和解的大会时机白白浪费掉，实在令人痛心疾首！”
孙百里环顾会场，郑重说道：“我代表福建、江西、广东三省参政代表提请大会对《修正案》进行表决，支持我们的请站起来！”
会场上顿时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参政员们一边鼓掌一边站起身来，一个个高大的身影顿时把顽固派全部遮挡住，同时也给呆立在主席台上的蒋介石带来巨大的压力，迫使他示意王世杰统计人数，是否达到法定的比例。
第二五九章 军政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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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投票结果显示，与会的218名参政员当中的193人投票支持，这样一来，《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修正案》正式成为决议案，再加上国民政府在此前的会议上宣布承认其他抗日党派和武装的合法地位、释放政治犯、给与民众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等举措的一一落实，扫清了政治民主化的主要障碍，议政会议提请国民政府最高国防委员会召集国民大会，在把《修正案》正式变成宪法条文的同时，启动政府改革的进程。
既然包括中共在内的在野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一致要求的政治民主化已经基本实现，国民党方面的参政员就顺章成理地提出军队国家化的要求，明确指出只有在各派系武装全部置身于国民政府大本营的统一指挥下，才可能商讨国民大会代表的产生办法、人数，并确定会期召开会议。国民党参政员的提案表面上看是针对国内所有不直接听命于国民政府的武装，但是实际上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隶属于福建政府的十九路军——桂系的地盘已经被日军占领了大半，最后还是靠中央军的支援才勉强顶住日军的凶猛进攻，自然失去了讨价还价的机会；阎锡山的情况还要复杂些，山西境内不但有日军、中央军还有八路军，腰杆也挺不起来；日军占据了越南、广西之后，从两面夹击云南，兵力不足的龙云自然也无法表示反对；新疆的盛世才和甘肃马氏兄弟的那点兵力完全没有分庭抗礼的资本。
参政会议开始讨论军队国家化的议题之后，中共代表向国民政府提出如下要求：第一，八路军及新四军扩编为五军十六师，国民政府统一提供后勤保障；第二，政府承认陕甘宁边区原有地区，但改称为陕甘宁行政区，直属行政院；第三，朱德为鲁察冀热四省战区司令官兼河北省主席，委任贺龙为察哈尔省主席。
国民党参政员认为第二条可以接受，但是第一条和第三条值得商榷。他们指出，八路军和新四军最多只能扩编为四军十二师，理由是中共的根据地相当分散，很多小块根据地只有游击队在里面活动，不能计算到正规军当中；河北省主席和察哈尔省主席的职务需要等到国民大会召开之后，由新选举出来的总统任命，不应当作为先决条件提出来。另外，国民党参政员还指出，八路军和新四军是进行整编而不是扩编，完成以后就是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自然和其他军队一起由国民政府统一补给；八路军和新四军当中的党务工作者必须退出，以保障军队真正国家化，军队中的党员和共青团员名单也要交给政府。
国民党方面的意见提出之后，中共认为过于苛刻，如果按照这样的方案来整编，等于把自己手中的军队全部交了出去，如果政府的民主化进程受到阻碍，国民党完全可以凭借暂时还掌握在手中的政权和军队的力量恢复一党专政，故而在军队国家化之前，必须要有实实在在的措施加以保证。
国民党方面则攻击中共根本就没有军队国家化的诚意，或者是受到外部力量的左右，于是双方各执一辞，在参政会议上争吵不休，无法达成共识。
这时候，军队国家化的另外一个主角孙百里代表福建政府表明了态度：第一，福建政府重新接受行政院的直接领导；第二，关税和盐税全部上缴国家财政，其他地方税收和官办企业收入将在五年时间内逐步移交给国民政府；第三，第19集团军和第12集团完全接受国民政府大本营的直接指挥，犹太军团的地位则另行讨论。
孙百里的表态顿时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当中引起强烈反响，舆论一致认为福建政府的举动是真正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为重，必将有力地推动了军队国家化的进程，再加上福建政府调拨的大批粮食运抵重庆，使孙百里声望与日俱增，大有与蒋介石平分秋色的架势。
在舆论的巨大压力下，国民党和共产党同时调整自己的立场，最终就中共领导下的边区政府和军队的地位达成如下协议：第一，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编制为四军十二师，由国民政府统一提供后勤保障，第18集团军（八路军）总司令和新四军军长的职位两年内不做调整；第二，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根据地全部改为行政区，直接隶属于行政院领导，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政府领导机构，原来实行的政权工作人员比例的‘三三制’原则改为没有限制的全民普选原则；第三，军队中取消党务工作者，党员名单上缴国民政府。
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原则性问题解决以后，参政会议就责成立法院制定新的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准备召开国民大会。
立法院直接照搬《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的相关规定，向议政会议提交的选举法草案中把国民大会代表产生办法罗列如下：第一，当然代表，包括中央执行委员及中央监察委员，共五百六十五人； 第二，区域代表，六百六十五名；第三，职业代表，三百八十名；
第四，特种选举代表，（含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的选举，蒙古、西藏的选举，在外侨民的选举，军队的选举）一百五十名；第五，由国民政府指定者，二百四十名。合计两千名代表。
由于此时的立法院完全控制在国民党手中，因此制定出来的选举法对国民党非常有利，如果按照这个法案进行选举的话，国民党代表将在国民大会中占据压倒性的优势地位。议政会议经过审议之后，当即驳回立法院的提案，并根据参政员们的提议，要求在选举法中取消当然代表和指定代表着两项，增加党派代表和社会贤达代表。
立法院根据议政会议的要求，立即修改选举法，在第二次递交上去的选举法当中做了相应的调整，增加党派代表和社会贤达代表共计1050人，使代表总数达到2050人，随即被议政会议批准，国统区各省和上海租界开始进行代表选举工作，国民大会的准备工作开始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
至此，第二届议政会议第一次会议也是最后一次会议正式落下帷幕，因为它的职能将全部被国民大会和国民大会议政会代替。由于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参政员们纷纷踏上归途，要把会议的精神带到全国各地，引导人们投身到国民大会的选举当中去。
始终关注着中国政府一举一动的日本政府很快就通过情报人员掌握了第二届议政会议的第一手资料，在得知中国各方力量已经摈弃己见、达成共识，即将进行政令和军令统一的举措之后，顿时感到非常担心——随着战线逐步前移，日军的机械化优势被中国西南和东南地区的山岳地形完全抵消，而漫长的战线又导致其兵力严重不足，以前中国军队各自为战的时候，还可以采用割肉补疮的办法相对集中兵力，进行局部重点打击，现在肯定是行不通了，而日本最精锐的关东军却驻扎在东北防备苏联，无法继续增兵关内战场！
这时候，日本政府为了摆脱被动局面，尽快打破中日战争的僵持局面，决定立即着手改善日苏关系。首先，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在议会发表演说，谈到要消除日苏之间的误会，重新调整两国关系。接着他又在日本众院重申这个问题，并说两国关系最近颇多改善，频频向苏联送秋波。
1941年3月23日，松冈洋右抵达莫斯科，随即得到斯大林的破例接见，紧接着，日本政府就和苏联政府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该条约共四个条款，其中第二条规定：倘缔约国之一方成为一个或数个第三国敌对行动之对象时，则缔约国之他方，在冲突期间，即应始终遵守中立。这显然是对日本侵略的默许和纵容。
另外，日本和苏联在两国政府联合发布的《共同宣言》中宣称：遵照苏日于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是缔结之中立条约的精神，苏日双方政府为保证两国和平与友好邦交起见，兹特着重宣言：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于是，在这场狼狈为奸的交易中，蒙古和东北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