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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外国史略》，《瀛环志略》等书中的材料，详细地介绍了美国民主政治，涉及
到美国的联邦制度、选举制度、议会制度等方面。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魏源没有
像后来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那样，向资产阶级转化，成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此时
魏源的“师夷”思想实质，仍属于封建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思想范畴。
魏源不仅是爱国志士，而且是杰出的军事思想家。他在战略防御的思想指导下，提
出了“以守为战”、“以逸待劳”（《海国图志·筹海篇三》）的战略思想，以至“诱
其深入”、“坚壁清野”、“出奇设伏”、“水陆夹攻”、“草木皆兵”（《海国图志
·筹海篇一》）等战术原则。魏源这种以弱胜强的战略战术思想，不但适用于近代中国
的反侵略战争，也适用于遭受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其他国家。当时有个叫鹫津毅堂的日
本人，为了寻求“防英夷之术”，读了魏源的著作后，感慨地说：“海防之策莫善于是
篇。”（《圣武记采要序》）
由于当时学术水平的限制，魏源的《海国图志》当然不是一部完善的著作，全书除
《筹海篇》和各部分的叙文、按语以及《元代北方疆域考》等文字为精心撰述外，其余
大多是辑录他人著作汇编而成的。这样，在汇编时其中原有的欠缺和错误，他并没有下
大功夫去纠正。比如，百卷本所辑之世界各国分图，由于原书绘制技术差，致使位置、
距离、形状等亦多偏差，并不准确，魏源却没有逐一纠正。再如，魏源在书中认为，
“亚墨利加一土，孤悬宇内，亘古未通声息，英人于前明万历年间探得之”（卷五十
二）。其实，美洲是意大利人哥伦布发现的，而不是英国人，时间是在1492年，比明万
历年间要早得多。
《海国图志》不愧是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史学史上的一部杰作，它对海内外起过深远
的影响。梁启超赞誉说：“治域外地理者，（魏）源实为先驱。”（《清代学术概论》）
尤其是他在该书中所阐发的“师夷”思想，对中国当时和后世都有相当大的影响。晚清
的洋务派，就是受魏源“师夷”思想的影响，加以运用和发挥的。当然，应该指出的是，
洋务派的思想与魏源的“师夷”思想虽有共同性、继承性，但二者并不尽相同。魏氏是
地主阶级改革派，而洋务派则是大地主大官僚。魏氏倡导“师夷”的目的是为了“以彼
长技，御彼长技”，“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洋务派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师夷”
是为了“师夷长技以制民”，“资夷力以助剿济运”，镇压国内农民革命。在洋务派之
后，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如冯桂芬、王韬等人）及后来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如康有
为、梁启超等人），对“师夷”思想加以发展和丰富。
《海国图志》在国外，尤其是日本，也有一定的影响。此书出版后传入日本，1854
年日本翻刻了《海国图志》60卷本，争相购读。它曾在日本维新运动中起过一定的作用，
现代日本学者井上靖说过：“幕府末期日本学者文化人等，……例如，横井小楠的思想
起了革命，倾向开国主义，其契机是读了中国的《海国图志》。”（《日本现代史》）
日本维新潮流日趋高涨，倒幕府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终于在1868年酿成了著名的明治维
新运动，推翻了封建的幕府统治。可见，魏源《海国图志》在介绍和传播西洋情形与一
般近代文化，在影响日本维新运动的发展上确曾起过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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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星书库｜｜ ebook007影响中国的100本书
64 《列女传》
第一部女性名人传记
《列女传》8卷，汉刘向撰。刘向（约公元前77—前6年），本名更生，字子政，沛
（今江苏沛县）人。楚元王刘交的后代，经历了宣帝、元帝、成帝三朝，曾任光禄大夫、
中垒校尉等官，是西汉著名学者，生平著书多种，其中有《洪五行传》、《新序》、
《说苑》、《别录》、《世说》、《高士传》、《列女传》等。
西汉成帝年间，命谒者陈农搜求天下遗书，于是，散落于民间的大量的诸子百家及
各行各类典籍被汇集于汉政府藏书台。为了对这一大堆杂乱无章的古书进行系统整理，
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刘向遂与其子刘歆受诏
同领校书，开始细心地校正古书。而《列女传》就是刘向在校书时编撰的，他说：“臣
向与黄门侍郎歆所校《列女传》，种类相从为七篇，以著祸福荣辱之效，是非得失之分，
画之屏风四堵。”（徐坚《初学记》引《七略别录》）班固也说“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
自近者始。故采《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之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
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汉书·刘向传》）
可知刘向作《列女传》，其目的就在于以此作为妇女的教育用书，同时也以“古列
女善恶所以兴亡者以戒天子”（宋人曾巩语）。
《列女传》屡经传写，到了宋代已经不是原来的本子了，分篇也各有不同。现存的
本子是7卷，每卷15人，共105人，每一卷的后面都有颂。书后有《续列女传》1卷，相
传是东汉班昭所增加，《续传》又收列女20人。到了晋朝，又得名画家顾恺之为之一个
个画出图像来，于是《列女传》的影响才大起来。
本书的7卷就是7类，按其编排顺序依次为《母仪》、《贤明》、《仁智》、《贞
顺》、《节义》、《辩通》、《孽嬖》。
《母仪传》主要以封建伦理道德为标准，选取那些言行仪表中合封建礼仪道德的母
亲，用以教育后代，以兴教化。例如魏芒慈母的故事，讲魏芒卯的后妻宁肯委屈3个亲
子，而绝不亏待前妻5子，勤劳忧惧，仁爱持家，致使前后8子亲如一母兄弟，后来皆为
魏大夫卿士。
《贤明传》主要选取贤明廉正、动作有节、通晓事理、遵纪守法的女性。如周宣王
后姜氏，贤而有德，非礼不言，非礼不动。周宣王曾沉湎于女色，早睡晚起，不理朝事。
姜后即脱簪珥彩服，待罪永巷，痛责自身以谏宣王。宣王惭而从谏，乃早起晚退，勤于
政事，成为有名的中兴之君。
《仁智传》选取的是聪明仁智、能预识难易、避危趋安的女性。如曹僖氏妻善于观
人。晋公子重耳不得志时，曾到曹国，曹恭公不予礼待。曹僖妻则谓僖曰：不知其子者，
视其父；不知其君者，视其所从。视晋公子的随从，皆有卿相之材，将来必有成就，应
该礼待他们。曹僖即从而礼待之。后来公子重耳果然成霸业，成为著名的霸主晋文公。
文公为报曹僖当年之恩，令兵士不许入其间里，而士民百姓却扶老携幼，赴其闾门以避
祸，门外成市。时人都夸赞曹僖之妻有远识。
《贞顺传》选取的是谨遵妇礼、忠贞不二的女性。如蔡人之妻既嫁于蔡，而其夫有
恶疾，其母欲改嫁之。该女认为夫之不幸即妾之不幸。嫁人之道，一旦结婚，则终身不
改。今夫不幸染上恶疾，正应细心照料，以情相慰，怎么可以弃之而再嫁呢？遂不从。
《节义传》选取的是好善慕书、终不背义、为了节义而不避死亡的女性。如鲁义姑
姊的故事。齐军攻鲁，于郊野之中见一妇人怀抱一儿，手牵一儿而行。见齐军将至，妇
人弃怀中儿而抱手牵者向山中奔去。弃儿啼哭，妇人径行而不回头。
齐将追及而问之，才知妇人怀抱者乃是其兄之子。她解释说：
见齐军将至，力不能护两儿，则舍己子而反抱兄子。己之子，私爱也；兄之子，公
义也。背公义而向私爱，亡兄子而存己子，是背义也。齐人听之，而罢兵。
《辩通传》选取的是智慧聪颖、能言善辩，以讽喻而排忧解难的女性。如齐钟离春
故事。齐无盐氏之女奇丑无比，但很有辩才。因年已40而无能嫁人，乃自荐于齐宣王，
谏曰：
齐国有四殆：西有强秦之患，南有劲楚之仇。外有国难，内聚奸臣，不务众子而务
众妇，如此，一旦山陵崩驰，社稷不稳，则一殆也。修渐台，饰以黄金白玉、珍珠翡翠，
致使百姓疲惫，则二殆也。贤者匿于山林，谄谀立于左右，邪伪立于本朝，谏者不得通
入，则三殆也。饮酒沈湎，夜以继日，女乐俳优，纵横大笑。外不修诸侯之礼，内不秉
国家之治，此四殆也。齐宣王闻之，愧而从之，拆渐台，罢女乐，退谄谀，去雕琢，选
兵马，实府库，四辟公门，招进直言，延及侧陋，齐国由是大安。无盐女也因之被立为
齐宣王正后。
《孽嬖传》选取的是淫妒荧惑、背节弃义、指是为非、终致祸败的女性。如殷纣之
妃妲己，淫乱无度，唆使纣王造酒池肉林，令男女裸体而相逐其间。又鼓动纣王剖比干
之心，囚禁其子于狱，逼走微子，终使殷朝佐臣尽失，殷终为周所灭。
《续传》也即第八卷，已非刘向所撰，而是后汉班昭所补，共收20人，也以“母
仪”、“贞顺”、“仁智”等区分之。
《列女传》的成书有其重要意义。不管作者编撰此书的主观愿望如何，客观上，刘
向把古代著名妇女事迹，“种类相从”的搜集起来，便于人们查考和研究。人类社会本
是男女两性共同组成的，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也是男女共同劳动的结果。在数千年的古代
社会里，重男轻女，妇女压在社会的最底层，《列女传》可以稍稍提高人们对于妇女的
认识。自从刘向编撰《列女传》以后，《汉书》即立《元后列传》，《后汉书》则有
《列女列传》，其后许多史书有开设记载妇女活动的专栏，创立了重视妇女历史地位的
先例。所以，《列女传》在中国古代妇女史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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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史通》
第一部系统性的史论专著
史论又称史评，包括的范围十分广泛，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两大
类。史学理论指有关史学体例、编纂方法以及史官制度的论述；史学批评则包括评论史
事、研讨史籍得失、考订史事正误异同等。
我国史论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曾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先秦诸子借评论
史事，论证本学派政治观点的正确性，形成我国早期史论的一种形式。在先秦史籍中，
又出现《左传》中的“君子曰”的另一种形式的史论，这种体例为后世史家所沿用。自
秦汉以来，出现了如《史证》的“太史公曰”、《汉书》的“赞”、《汉记》的“论”、
《东观汉记》的“序”、《三国志》的“评”，以及后史的“史臣曰”（如《资治通鉴》
的“臣光曰”）。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序论”，于史篇之前，加入史家说明著作宗旨、
体例源流、评论人物史事的文字，如《史记》、《汉书》等，都有这类“序论”的文字。
随着史学的不断发展，史学批评也随之开展起来，出现一种以论述史籍得失、评论
史学体例、研究撰史方法为主要内容的新的史论形式。这种新的史论发端于秦汉而完成
于唐代。到了唐代，刘知几继承前人的批判精神，将这种史学形式发展成“总括万殊，
包吞千有”的史论著作，写出我国第一部系统性的史论专著《史通》。它兼有史学理论
和史学批评两方面内容，是集唐以前史论之大成的宏伟巨著。
刘知几（661—721年），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
生于唐代名门，父（刘藏器）、兄（刘知柔）都是唐高宗和唐玄宗时的官僚，并以
词章知名于世。刘知几因家学渊源，自幼博览群书，攻读史学，后又致力文学。他20岁
时中进士，任获嘉（今河南获嘉县）主簿。武则天圣历二年（699年），刘知几奉调长
安，任王府仓曹，并参与编纂《三教珠英》的工作。不久任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又迁为
左史，先后参与撰修起居注及唐史。
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年），迁为秘书少监，又掌修史之事。当时，由于权贵控制
史馆，史官无著述自由，凡事皆需仰承监修旨意，刘知几颇不得志。因此只好“退而私
撰《史通》以见其志”。（《史通·自叙》）并以一家独创之学，对于史馆垄断史学表
示抗议。景龙四年（710年），《史通》撰成。
此后，刘知几名声大扬，迁官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馆学士，加银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