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谐∨壮觯砩峡梢宰骄薅罾蟆Ｕ庑┱毡就蹲收叩脑蛟谟冢和蹲收哂腥ㄒ笠匀赵ジ豆潭ǖ谋窘鸷屠ⅲ胶蟮幕懵仕绞顾钦庋鲇欣赏肌Ｕ馕蝗毡救饲肭蟀罾堤毓居胨呛献鳎笈柯蚪庑┱⒃谌毡鞠邸５饧颐拦久τ谧约旱某邢滴瘢源瞬⒚挥刑蟮男巳ぁ！ �
在我同贝拉尔和三木一起吃饭时，这位日本小伙子问我们公司在欧洲是否有业务关系，是否能替他们在欧洲大量采购这种债券。幸运的是，我们跟欧洲确实有业务联系，我们也愿意为他提供全面周到的服务。尝试几笔交易后，三木感到很满意，于是决定开始大规模的采购。他同意由我们公司独家代理这笔大规模的采购业务，而我们也承诺只为他的企业——大阪藤本票据经纪银行（Fujimoto Bill Broker Bank of Osaka）——提供服务。这些附有息票的债券都要运到日本。我们每次采购都可得到2％的佣金，所有的采购费用，包括电讯费和运费，都从佣金中支付。
交易的金额数以百万计。这些债券原先的分销中心在伦敦、巴黎和阿姆斯特丹。我们便与这些地方的经纪公司建立起良好的业务关系。由于法郎对日元的贬值，这些债券在巴黎的售价高出面值许多，同时日本投资者却能以很低的折扣价买入，即便是扣除巨额经纪费后也是如此。
这笔业务使我在内勤办公室成为不受欢迎的人。不知出于何种原因，这些债券中的大部分最初在美国发行时面值为100美元，而不是通常的1000美元或更罕见的500美元。在巴黎和伦敦上市的债券也是如此。在西方国家，人们认为持有小面额债券是件烦人的事，因此它们的售价远低于面值。但在日本却没有这种偏见。
我真高兴能以这么便宜的价格买进这种债券，因此办公室里总是堆满了这种小面额债券。我们每次的采购量一般为10万美元，通常这意味着1000张小面额债券。我们不仅要清点债券的数量，而且要逐一检查以防息票丢失。由于我们手头经常有大量的债券等待运走，我们为此准备了一只特制的保险箱。公司的跑腿员必须每天将这只分量很重的箱子搬入保险库，需要时又得从库内搬出，因此他们颇多怨言，并把它称为“本·格雷厄姆的箱子”。然而，这笔业务的金额数以百万计，为公司带来了丰厚的利润。我们的佣金收入肯定超过10万美元。大约两年后，三木自己开了公司，自己直接采购债券。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我们并不怀恨在心。同时，我们名声远扬日本金融界。两家日本股票交易所派代表团来学习我们的经纪业务和技巧，希望将它们移植到东京和大阪的股票市场中去。三木带他们来见我。他们跟我学了很长一段时间，临走时还带走了无数张表格——我们公司整套已经印好的表格。不久后他们用日文出版了一份关于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报告。他们给我也寄了一份。让我惊喜的是：每几页报告中他们都插入一张表格，表格上的公司名字“纽伯格—亨德森和罗勃”分外引人注目。
当我们与藤本银行结束业务关系的同时，我们也结束了独家代理协议，双方都同其他公司做起了生意。我们同另外两家日本银行建立了业务往来，它们通过电报给我们传达购买债券的指令。这些电报使用5个字母的编码，这使得电讯费用大为降低。虽然有时候编码会出错或意思含糊不清，而且我们的生意伙伴是用日语思考问题，但两年来业务开展得异常顺利。但是我们也有过一次不幸的事故。在这次事故中，日本人表明了要树立自己的信誉的决心。（那时候，东方民族被认为诡计多端、两面三刀。）
在接到这家东京银行的指示之后，我们买进了数十万美元的债券，并及时向他们作了汇报。但他们发来了一份电报，上边写着“取消订单。请确认”。于是我们便取消了订单中剩下的那些采购计划，并回电“订单已取消”。接着我们把已经买进的债券运往日本。一个月后当债券到达日本时（那时候没有空运），东京的朋友又惊又怒。他们坚持认为他们已经取消了这笔交易，因此他们不会承担任何责任的。当然，我们则声称：在华尔街，“取消订单”指的是取消还未执行的那部分订单，如果他们希望取消整个订单，他们应该用电报告诉我们“取消采购”。（尽管那时已经太晚了，因为我们已经执行了部分交易。）我也不够聪明，没有在电报中将这一点讲清楚。
在运送债券期间，债券价格有所下跌，造成了数千美元的损失。我们同设在纽约的横滨铸币银行（Yokohama Specie Bank）就此事进行了交涉——该银行是日本的政府机构，是日本金融界的官方代表。不久后，他们便按实足的金额付清了债券欠款——虽然他们完全有理由建议由双方分担损失，因为这是相互误会造成的。
我和三木成了好朋友。他经常来我家，而且似乎很喜欢我们的犹太菜肴。他也带我到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那家日本俱乐部去品尝丰盛的日本菜。就是在那里，我平生第一次尝到了日本菜的美味。让我惊奇的是，我居然吃了那么多用无数调料浸泡而成的生鱼片。但在地上连坐两个小时并非轻松愉快的事。
三木经常给我介绍日本的显要人物，他们大多是金融界人士。有一天他问我是否愿意同他的朋友桑贝先生一起吃饭。桑贝先生是位英俊、壮实、和蔼可亲的人物。在吃饭时我们谈论华尔街及其他种种见闻。当我们准备离开时，永远笑容可掬的三木对我说：“格雷厄姆先生，你是否愿意下星期到森林山体育场去观看桑贝打球？如果你想去的话，我很乐意给你一张票。”这时我才意识到同我一起吃饭的正是那位著名的日本网球选手，美国公开赛单打比赛的夺标大热门。我们竟然一点也没有谈到网球——这可是我最喜爱的一项运动啊！我有多迟钝、多不走运！
35年后我访问日本，并与三木纯吉重叙旧谊。回到日本后，他做了大阪证券交易所（Osaka Stock Exchange）的官员，后来又成为神户大学的金融学教授。他领我参观大阪证券交易所，并与那里的官员会面。我走进董事会办公室，里边坐了一大群人。介绍完毕后，三木以非常平淡的口气对我说：“格雷厄姆先生，现在请你花40分钟时间给在座的各位讲一讲证券分析的原理。我很乐意做你的翻译。”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但在这种环境下我只有尽我所能了。每当我讲完一句或两句话后，三木教授便把这些高度专业化的词句译成日文，然后满屋子的人便点头表示理解。
在我与三木重逢期间，他领我到大阪最好的饭店，在那里我见到了日本艺伎。由于美国客人络绎不绝，有家饭店就在它们的矮桌子底下挖了个坑。人们坐在地上时可以把腿伸到坑里。这样西方人就舒服多了。饭店里的艺伎相貌出众、衣着华丽，她们的歌舞和三弦琴演奏非常娴熟。在长时间的宴席中，她们不时地照顾客人。她们对美国的舞蹈知之甚少，但通过我那优雅的舞姿学会了一点。我们玩了一些无伤大雅的游戏，大家都觉得很开心。
让我们仍回到1920年去吧。有天晚上三木来到我家，让我教他玩扑克牌。我教了他一种玩法，他认真地将每手牌的牌值记在小本子上。他一边与我玩牌，一边不停地将手中的牌与笔记本比较。这样玩了几轮后，他满意地宣称已经学会了，并准备与他的朋友一起玩。几天后我问他结果如何，他摇着头，可怜巴巴地说道：“格雷厄姆先生，你可真是一位好老师。我输了很多钱给我的朋友。”我回答说：“天哪！我有什么地方教错了吗？”“你一点也没有教错。你只是忘了教我如何迷惑对手以及如何不被对手迷惑。他们整夜都在捉弄我；牌打完后还在一个劲取笑我。”我为自己这一不可原谅的过失感到无地自容。我甚至建议由我掏钱弥补他的损失，但他以日本式的尊严谢绝了我的好意。
我全权负责的NH＆L公司的“统计部”现在有了个令人肃然起敬的新名字——“研究部”或者“投资研究部”。我的助手是里奥·斯特恩，他是低我两届的校友。我离开公司后，里奥接管了大部分工作；后来他逐步成为公司的初级合伙人和全权合伙人，最后成为公司仅有的两名资深合伙人之一——另一位资深合伙人是从前雇佣我的4兄弟中最年轻的那位：兰斯特·纽伯格。客户会亲自到公司或写信就某些或某个证券提出咨询，我和里奥必须一一作出答复。我们经常发表公告，对某些证券作详细分析。在这些公告中，我们通常会推荐人们购买看好的证券，或建议他们换掉手头某只不太有吸引力的证券。例如在1921年，我们建议美国胜利（U．S．Victory）债券（年率为434，期限为两年，售价为9734美元）的持有人改持更长期限的国债（年率为4，但价格更便宜，只有8712美元）。我们认为：当时的高利率14必定会降低，长期国库券的价格将会达到或超出面值，而短期国库券的收益则十分有限。事实证明我们的预料完全正确。我们的公告登在报纸上，标题为“敬告胜利债券持有人”。公告登出后不久，纽约证券交易所就拿走一份进行审查。当时有一条不成文但非常严格的规定：交易所会员不准建议投资者抛掉国库券而改持其他证券。但他们对我们的公告没有提出任何批评，因为从爱国主义出发，我们的公告无可厚非，而且那些采纳建议的人都获利匪浅。
另一次公告则没有这样的远见。它例行公事般地就所有上市的轮胎和橡胶公司作了番详细比较。在分析统计报告的基础上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阿贾克斯轮胎公司（Ajax Tire）的股票最有吸引力。几天后，一位高大英俊的绅士大步走进我们的办公室，他自称是霍拉斯·德里赛，阿贾克斯轮胎公司的董事长。他要求会见公告的作者。在寒冬季节戴顶草帽（这是他的癖好之一）愈发使他惹人注目。当我的表弟米里亚姆（当时他是我的秘书）得意地告诉他我便是作者时，霍拉斯·德里赛径直走向我的办公室。在办公室外面，他正好碰到我在忙其他事，于是他傲慢地命令我：“小伙子，带我去见格雷厄姆先生。”他把我错认为是办公室里的年轻职员，一方面是由于他有些近视，另一方面则是我太年轻了，看上去不像身居要职的人。（这种印象持续了多年，引发出一系列事情。）我不知道我俩中谁更窘迫些——他要见的分析家是个毛头小伙子，而我要见的竟是个戴草帽的怪人。我们的会面确实很不自在。几年后我为那份公告追悔莫及，我多么希望在公告出版之前能与德里赛先生见见面。阿贾克斯轮胎公司的繁荣只是昙花一现，不久后它便破产了。
我的证券分析公告还出人意料地带来了这一生中最重要的友谊。1919年，我对两家铁路公司——芝加哥—密尔沃基和圣保罗铁路公司（Chicago，Milwaukee，＆ St．Paul Railroad）和圣路易斯和西南铁路公司（St．Louis ＆ Southwestern Railroad）——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分析。请允许我先将话题岔开，谈谈公司的命名问题。在我们这一行业中，铁路公司有着特殊的名字。当我刚进公司时，我听到公司的老资格报价员莫菲在喊“棒球游击手（Shortstop）”。我以为他是在叫“卖空股票（Short Stock）”。我百思不得其解：怎么可能买进几百股“卖空股票”呢？但我不敢向莫菲提出疑问要他解释。实际上他是在指圣路易斯和西南铁路公司。该公司在股票自动报价机上的缩写为“SS”。至于芝加哥—密尔沃基和圣保罗铁路公司，一般人都称之为密尔沃基；但在证券交易所却并非如此，在那里人们是根据报价机上的缩写给公司起诨名的。最有意思的例子是艾奇逊—托皮卡和桑塔费铁路公司（Atchison，Topeka，＆ Santa Fe）。铁路工人和旅客都称之为桑塔费。然而它在报价机上的缩写多年来一直是“ATCH”，因此华尔街的人都称之为艾奇逊或艾奇。不知出于何种原因，荷兰股票交易所却把它叫做托皮卡。因此，这家大铁路公司在3个市场有3个不同的名字。
在我进入华尔街之前，北太平洋铁路公司（Northern PacificRailroad）既有优先股，又有普通股，金融界人士分别称之为“大男孩”和“小男孩”。在1901年那场著名的“北太平洋恐慌案”中，优先股被收了回去。但13年后我仍然经常听到人们把该公司的普通股称为“小男孩”。有时候，这种对诨名的偏好会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