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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停尸房，只不过是一个简陋骯脏的小房间，摆着张被旧血迹染得黝黑的可怕木桌。夏天闷热，冬天则冷得让曼恩几乎无法伸直手指。什么鬼差事，曼恩一定这么想，也许医生应该感谢那两个护士替他省去不少麻烦。况且，要医生替那女人看是被谁杀死的又有什么用。她的头都快掉下来了，就像吊在肉铺里的猪只一样被宰杀得面目全非。曼恩没仔细听菲立浦医生继续抒发他的不满，抱怨他的工作条件不只糟糕，还有损健康。
医生的这个观感将在死因调查法庭中得到充分宣泄。怀恩·白斯特验尸官向陪审团和媒体说明东区没有合宜的停尸间实在是荒谬至极。若说伦敦大都会区有哪个地区急需处置死者的设施，那就非贫穷的东区莫属。在瓦平附近，从泰晤士河捞起的尸体由于缺乏合适的单位接收，而不得不“放在盒子里”，白斯特说。
白教堂区曾经有停尸间，但为了铺设新道路而拆除了。基于纷杂的理由，伦敦官员始终没有着手建造新的停尸间，而这个问题也不是很快就能获得解决的。就像我在法医办公室工作时经常说的：“因为死者既不投票也不纳税。”死者无法游说政客们替他们编列预算。尽管死亡是平等的，世人皆难免一死，然而死者却没有得到平等对待。
菲立浦医生沉住气，开始检查安妮·查普曼的尸体。此刻尸僵已经到达完全阶段，由于低温的关系这过程应该会减缓许多。因此菲立浦医生估计安妮的尸体被发现时大约已经死亡二到三小时的说法或许稍嫌保守。不过，他根据她胃里的少量食物和体液量极少而下结论说她死的时候是清醒的，这点却相当大胆。
一般验尸时不见得会针对诸如血液、尿液和眼球玻璃体这类体液进行药物或酒精测试。倘若当时他们做了，应该就会发现安妮遭到谋杀的时候仍然在酒醉状态。她越是虚弱，对凶手就越有利。
安妮颈部的几道刀痕位于“脊椎左侧”，以大约一英寸半的间距互相平行。凶手曾经试图切断她的颈骨，这表示他想割下她的头。由于这些刀痕是从左侧开始由深到浅往右侧延伸，表示凶手或许是惯用右手的，假设他是从背后攻击她的话。安妮的肺部和脑部都显示有严重病变的迹象，此外，尽管她身材肥胖，却有营养不良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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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冥府般的暗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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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死因调查法庭中，菲立浦医生针对安妮·查普曼死亡过程的推估是这样的：她的呼吸首先停止，接着由于失血严重而心跳中止。死亡原因，他说，是“昏厥”，也就是血压骤降。要是弗吉尼亚州首席法医玛赛拉·费洛医师当时也在场，我可以想象她会怎么说。血压骤降是安妮·查普曼的死亡过程，而不是死因。任何人垂死时血压都会降低，断气之后则没有血压。
人死的时候，呼吸停止，心跳中止，消化停顿，脑波不再起伏。说一个人的死亡原因是心跳中止、呼吸停止或者昏厥，就好像是说一个人目盲是因为他看不见所造成。菲立浦医生应该告诉陪审团，死亡原因是由于颈部伤口所导致的大量失血。我始终无法理解为何有些医生会在死亡证明书的死因栏中填写心跳停止或呼吸停止，而不理会死者遭到枪击、刺杀、殴击、溺水、被汽车辗过或者被火车撞的事实。
在安妮·查普曼的死因调查法庭中，有个陪审员打断菲立浦医生的陈述，问他是否拍了安妮眼睛的照片，说不定她的视网膜捕捉到凶手的长相。菲立浦医生说他没拍照。接着他骤然为自己的证词作了结论，对白斯特验尸官说，已知的情节已经足够判定受害者的死因，再深入谈论细节“只会引发陪审团和民众的感伤”。当然，“我会虚心接受各位的判决”，菲立浦医生又说。
可是白斯特持不同意见。“无论多么令人难过，”他回答说，“基于正义的理由，还是有必要厘清安妮·查普曼谋杀案的细节。”菲立浦医生抗辩：“当我提到尸体下半身的伤口时，我必须重申我的意见，亦即公开我的检验结果是不明智的。这些细节只适合让先生你、还有陪审团知道，向大众公开这些只会引起极大反感。”于是白斯特验尸官要求所有女性和男孩离开拥挤的旁观席。他并且补充说他“从来没听过有人要求保留呈堂证物的”。
菲立浦医生没改变他的反对立场，并且再次要求验尸官别让大众知道那些细节。医生的要求遭到否决，他没有选择余地，只好说出他所知道关于安妮·查普曼被残杀以及器官组织被凶手取走的所有情节。他作证说，如果他是凶手，他绝对无法在十五分钟之内在受害者身上留下这么多伤口。如果要他，一个外科医生，运用技巧从容地完成这些，他估计至少也得花大约一个钟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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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黎明前的街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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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提汉杰弗表演厅是伦敦最大众化的音乐厅之一，也是席格在一八八八年前八个月经常流连的场所，每周总要去好几次。盖提厅位在查林十字街附近的东南区火车铁道地底，广达两百五十英尺宽的拱形建筑体设有六百个座位，不过挤进千名吵闹的观众在里头饮酒、吸烟、观看色情表演也是常有的事。极受欢迎的凯蒂·劳伦斯穿着裸露女性胴体的男裤或宽松罩衫，以超乎当时礼俗尺度的大胆表演震惊伦敦上流社会。席格常到音乐厅画素描的期间，以“爱国女郎”一剧闻名的音乐厅明星凯特·哈维和佛罗伦丝·海兹正在那里演出。
乳沟和暴露的大腿引人非议，不过似乎没人在乎剥削利用这些女童星在舞台上表演着成人式猥亵歌舞的不当。年仅八岁的女童穿着戏装或小罩袍，模仿带有性意味的动作，刺激着恋童狂的兴奋，也成为席格若干画作的主题。艺术史学者罗宾博士解释说：“颓废作家、画家和诗人普遍对音乐厅儿童表演者的甜美无邪存有一种狂热。”在她所着《华特席格：素描篇》中，她对席格夜夜在音乐厅中追逐着那些女性表演者作画的行为提出新的观察。他的素描反映了他的心灵深处以及生活方式。他会冲动地将油画送人，却怎么样也不愿割舍他画在明信片和廉价纸张上的即兴素描作品。
浏览收藏在泰德美术馆、瑞丁大学、利物浦渥克画廊和利兹市立美术馆那些笔触轻淡的铅笔素描画就像进入席格的内心和情感世界。他坐在音乐厅里，凝视着舞台，用仓促笔触捕捉着两眼所见的一切。这些素描就像透过他心灵的主观镜头拍出来的一张张快照。当其他人贪婪斜睨着那些半裸表演者，冲着她们鼓噪时，席格正速写着被分解的女性肢体。
有人会说这些素描只不过是席格用来磨炼绘画技巧的练习之作。例如手部就十分难画，连许多大画家都对双手没辙。然而当席格坐在包厢里或者前几排座位上拿着小纸片速写时，他不是在磨炼绘画技巧。他画的是被砍断脖子的脑袋，缺手的臂膀，没有手臂的躯干，被切下的丰满裸臀，没有四肢、乳房从领口迸出的胴体。
或许又有人会说，席格是在寻找新的人体呈现手法，不再局限于僵硬的姿势。也许他是在尝试新手法。他一定看过窦加的粉彩裸体画。也许席格只是想效法这位偶像超越以前在画室里面对穿衣模特儿的静态方式，试着描绘较自然的人体姿态和动作。但是当窦加单独画一条手臂的时候，他是在磨炼技巧，是为了把这条手臂加进一幅油画当中。
席格在音乐厅里画的那些女性局部肢体素描很少，甚至从来不曾出现在他的习作、粉彩画、版画或油画里。当他坐在观众席中看着穿着暴露雪白内衣的昆妮·劳伦斯或九岁的小法萝西表演，边用铅笔勾勒出的人体四肢和躯干素描，似乎只是为了画这些东西而画。席格不曾用类似方式描绘男性肢体，他的男性素描作品中从来没出现过人物遭到残害的主题，只有一幅名为《他在争执中杀了他父亲》的铅笔画除外。那幅画描写的是一个男子猛力刺杀躺在一床血泊中的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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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黎明前的街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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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格的女性躯干、被截断的头颅和四肢是暴力幻想所产生的影像。我们可以看看他的友人印象派画家威尔森·史提尔同时期在同个音乐厅里所画的素描，就会发现和席格所描绘的肢体和人物表情有着明显区别。史提尔也画女性头部，但不会看来像是被砍下的；他也画芭蕾舞者的脚踝和脚部，但很明显是活生生的，踮着脚尖，小腿肚的肌肉紧缩着。史提尔的素描看起来一点都不死气沉沉。然而席格所画的人体四肢却毫无生命，是松垮的，和躯干脱离的。
一八八八年他在音乐厅的素描以及上面的题字显示他从二月四日到三月二十四日，五月二十五日，六月四日到七日，七月八日、三十日和三十一日，以及八月一日和四日这些日子都到过盖提厅。席格一八八八年待过的盖提厅和其他音乐厅，例如贝佛音乐厅，依法律规定必须在午夜过后半小时内结束表演以及贩卖酒类。假设席格习惯在音乐厅里待到表演结束才离开，那么有许多个凌晨席格可说都在伦敦街头逗留，再到处漫游。显然席格并不需要太多睡眠。
也是席格门徒的画家玛乔莉·李黎回忆起他时说：“他似乎只偶尔在白天小睡片刻，晚上则过了午夜才会上床，有时候又起床到街上到处逛，直到天亮。”曾经和他共享一间画室和房子的李黎发现他习惯在音乐厅表演结束后到街上漫步，而这种徒步漫游的习惯持续了一辈子。每当他“被某个念头所困扰”的时候，就会“在街头游荡沉思，一直到天亮”。
李黎和席格相交直到他在一九四二年去世，她在书里无意中披露了这位导师兼朋友不少生活细节。她屡次提到他的漫步夜游和隐匿习性，以及众所皆知同时拥有三四个工作室，地点和用意却不明的习惯。此外，她也多次回忆起他对阴暗地窖的偏爱。“巨大诡异，有着弯曲信道，一个个黑色暗室相连接，就像爱伦坡的某些恐怖小说中描写的。”她形容说。
席格率性的工作方式，“使得他选择一些奇怪的地方作为画室和工作坊，”画商里利安·卜劳兹在他死后一年这么说。早在一八八八年，他时常出入音乐厅的期间，他执迷地租了好几间他负担不起的秘密房间。“我租了新房子。”他告诉朋友们说。一九一一年他在信中写道：“我在这附近租了一个年租四十五镑、又小又阴森的家。”地址是伦敦西北区的哈林顿街六十号。很显然他想把这间“小小的家”当成“工作室”。
席格喜欢不断新增工作室，用一阵子之后就舍弃掉，认识他的人都知道这些隐秘的工作室大都位于老旧市街。他的朋友兼艺术伙伴威廉·罗森斯坦——两人认识于一八八九年——形容他酷爱“旅店的昏暗气氛”。罗森斯坦说，席格是“挖掘极其阴暗破旧工作地点”的“天才”，而他的这种喜好相当令朋友困惑。罗森斯坦形容席格是“天生的贵族”，却拥有一种偏爱低下阶层生活的奇特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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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黎明前的街道（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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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斯·苏顿在书中写道：“席格的不安于室是他性格的主调”，他总是“有个别地方的工作室，一辈子都割舍不了自由”。苏顿说席格经常独自到外面用餐，即使和爱伦结婚后，还是时常一个人到音乐厅去，或者在晚餐时突然离席，出门去看表演。接着又绕很长一段路走回家，或者到他的某一个秘密房间去，逛到暴力充斥的东区，单独在街上漫步，手上拿只小包裹或葛雷斯顿手提箱，里头也许装着画具。
根据苏顿的描述，在一次漫游当中，席格穿着醒目的方格子套装，在位于萧迪奇区西北边约一英里的哥本哈根街遇见几个女孩。那些女孩惊骇地跑开，还尖叫着：“开膛手！开膛手！”另一个稍微不同但较可信的版本则是席格告诉朋友的，大叫“开膛手，开膛手”的是他。
“我告诉她我是开膛手，然后脱去帽子。”开膛手在一八八八年十一月十九日的信中说。三天后开膛手写了另一封信，说他在利物浦苏格兰街“遇见一个年轻女人……我对她微笑，她大叫开膛手。她真是太厉害了”。大约在同一时间，《周日特派报》刊登了一篇报道，说在利物浦有个中年妇女坐在西埃尔公园，看见一个“穿着黑色大衣、浅色长裤和软毡帽，模样高尚的男子”突然掏出一把细长的刀子。他说他要把利物浦所有的女人杀光，并且把第一个受害者的耳垂寄给利物浦报社编辑。
席格在盖提表演厅画素描的那个时代没有太多道具可供精神病态犯罪者使用。今天的强暴犯、恋童狂或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