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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迷醉上了什么，万万不能阻止，阻止只能激发他自由不羁中的疯狂无度。记得他在瓦盆里种植荷花，完全是出于念旧，想起幼年时祖爷爷盆种荷花的往事，便亲自动手试验。凭着记忆，他把老莲子装在鸡蛋壳儿内，用纸糊好，再开一个小孔，把蛋壳混入母鸡孵鸡蛋的窝里，然后，和我们几个孩子一道心急如焚等待“小鸡”孵出的日子。我纳闷，为了花儿，他竟买来一窝母鸡让它孵。花籽儿需母鸡妈妈来孵，又好奇又觉得不可能。待几只小鸡啾啾出壳后，他取开来，收起老莲子。父亲再用中药天门冬碾成末儿，与碎羊毛屑和泥搅拌，放在盆底，把莲子种在土里，灌进水，没过多久，泥巴上便蹿出了绿叶，是嫩绿，可爱之极，夏季开花像铜钱那么大，引起孩子的一片欢呼。第二年，我们央求着再种，父亲偏不种了，改换种的是一种茶梅花，起先看光是孤零零的绿叶，总不开花，父亲说：毛主席诗词有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一年四季，那花开花落，争妍斗奇的，只有11月份是诸花凋零的时节，我要的，就单单在11月开花！果然，到了百花凋谢的秋季，枝叶舒展繁茂，只见那花儿颜色粉红，花蕊娇黄的，很素雅朴洁，且花期很长。秋雨潇潇时，父亲一边独自饮茶，一边感叹道：“若无茶梅花，真是虚度了十一月哦。”
父亲养花随个人情绪，他常没耐性仔细研究种花的真学问，比如种植法、接划法、灌花法、肥泥法、去除虮虱法，所以，他花种得多，死得也很多。“见湿见干”本来是挂在他嘴边的，是浇花的老规矩。可他，明明四月天是梅雨连连，他依旧早晚浇个不停。过湿的花盆，自然是容易萎缩烂根。若是他偏爱的花，浇得更多，死得更快，他太性急，属于拔苗助长的愚蠢。他明明懂得植物须灌溉得法，“肥”和“水”两字当头，肥，是大粪和尿经发酵沤成的肥，不用化学肥料在理论上没什么错。要命的是，居住在大上海，高级楼房哪去搞肥料呢？他说，发扬延安精神自己动手，自制肥料。于是，他在家搞起了大生产，逼着保姆、家人把洗鱼、洗肉的脏水，全敛和在阳台上的一只黑坛里，每日夜晚自己用痰盂积攒尿液，清晨倒进坛子，充分搅拌再任其发酵至恶臭无比。结果可想而知，我家整个阳台上臭气熏天，招蝇呼蚊，让家人受害不浅还不算，周围邻居纷纷抱怨，捂着鼻子经过纷纷大骂恶心。他的那一排排的花盆，不分喜肥喜瘦的品性，胡乱上了这种肥料，不经稀释又逢日晒天热，肥料“烧”死一片，送了花儿的天年。前边的花倒下了，后面的花又源源不断买来，真是前赴后继，任人怎么评说，他依旧是乐此不疲。“文革”将他关了几年，又下放农村，父亲闲情逸致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比农民还农民，他种辣椒，极致性地种，疯狂地种！将所有的花儿拔掉，改种辣椒。窗前阳台花盆足足20多个，种满了自各地搜罗来的什么朝天椒，番椒，海南椒，那植物皮实，好伺候，水肥多了少了不挑剔。一丛丛的，盛开白花，结籽丰硕，好像秃了头的毛笔，鲜红鲜红且味道极其辣，好看而实惠。成为蔚为壮观的一景。
鸟在父亲手里的命运和花儿不同。父亲养鸟不买贵的，再说提着笼子遛鸟的形象不健康，不向上，像个遗老遗少，与自己身份不符。空闲时他到人家老百姓养鸟的地方去牋 跶，白看，白听，养眼养耳，过过瘾。而我家阳台上挂的鸟笼里，是两只价廉物美的虎皮鹦鹉，翠绿与明黄相间，叽叽喳喳，也是生动。一天清晨，两只虎皮鹦鹉突然不见了影子，地上仅有一根细小的羽毛，旁边是打翻了的小水罐。父亲又去鸟市买了两只，这次，他格外关注鸟儿安危，天天隔着窗户盯着鸟笼。一日，看见了一只大白猫，悄悄地接近了鸟笼，两只大眼虎视眈眈地瞅来瞅去，抽冷子一扑，吓得鸟儿上下扑腾，父亲恍然大悟，原来可怜那两只小鸟是被贪婪贼猫儿吃了，父亲怒火万丈，却不忍心再戕害人家猫科动物，气呼呼冲出阳台，抓起了鸟笼，抓出两只刚买的小鸟，嘴巴里嘟嘟囔囔，叱道：“给你一条活路，给你活路！”然后，往天空中一扬手臂，放生了。鸟儿扑喇喇地忽闪翅膀，划着弧线飞走了。当时我不理解，邻居猫儿吃了咱的鸟，何必迁怒于鸟儿。父亲一言不发，母亲悄悄说，那猫儿的主人，我家的一邻居，便是“文革”揭发过我父亲的积极分子之一。此后，父亲不再养鸟，更不去鸟市。
养金鱼是“文革”前美好而短暂的记忆。父亲喜欢用硕大瓷缸养金鱼，注重形式的他，偏不用老百姓普遍使的那种玻璃缸。金鱼缸体积大，又很重，盛水多，每逢需要换水，工程十分浩繁。他不管我母亲唠叨什么浪费水，就是不肯换小容器。养金鱼得用晒过的水，阳光过滤去自来水中的化学物质。父亲对于上海的自来水漂白粉的味道深恶痛绝。他总是抱怨说自己早晚会与金鱼一样被上海的自来水“药”死。只有这时他才会满怀深情怀念家乡的大山和泉水：古人说泉水是蒙稚之水，物稚则天全，水稚则味全。大山和泉水的关系，好比母子，山厚重泉水便酣厚；山奇峻的泉水便清冽；山幽深的泉水便幽甘。而上海无大山，只有江水一线，胎里先天不足。所以孕育不了好水，不酣则薄，不奇则蠢，不清则浊，不幽则喧。
为金鱼活在好水中，父亲规定孩子每星期轮流拎水到阳台的大桶晒水，这真是累人的活儿。父亲一贯只乐于愉快欣赏“结果”，将所有劳累的“过程”都交给别人做。硕大的水缸，换水量大，一趟又一趟累得我们腰酸背痛。父亲袖手旁观，还时不时地大声责骂我们笨手笨脚，好似地主和长工的关系，我们劳累且生气，生气让我无端痛恨鱼缸里优哉游哉的鱼儿的娇生惯养，冷了热了都不行。三伏天我们连一根冰棒都没吃，可还花钱给鱼买活食儿——鱼虫。“文革”暴风骤雨来了，人类嗜血的本能被唤起，恶狠狠地冲击了一切。来抄家的小姑娘一榔头敲碎了鱼缸，哗啦啦将金鱼冲到了干涸的人的世界。
我父亲绝不许孩子玩蛐蛐，金龟子和蝈蝈。可哪个孩子没有嬉戏的天性哪。再说南北风俗，民间历史上是有玩儿虫悠久传统的。玩物丧志——父亲在这一点脑子反倒清醒得很。我哥写过一篇作文《秋日的蛐蛐》，大约是羁绊在楼群如林的上海，无缘享受乡间野趣，全凭虚构一个男孩抓蛐蛐的故事，细腻生动因而得到作文高分。结果，没得到父亲的夸赞，反被揪着耳朵追问，是不是偷偷跑去捉虫了？否则哪会写得如亲历般栩栩如生？险些遭到一顿毒打。那个夏天年父亲从关押的地方回到了家，除了练字，很多时间他不出门，一个人呆呆地坐在窗前，凝神啼听自然界的细微声响。他失眠，无法入睡，晚上在房间里乱转，嫌市声太吵闹，母亲以为他是太兴奋，随他去慢慢适应。在那个有限度有边界的世界里呆惯了，他竟然不知如何通过大门走出，去释放心情和填塞多余的时间了。
突然有一天，他走到门口，朝外面的绿树望了望，自言自语道：“哦，门开着，树上鸟在叫。我可以放风了。”于是，他走出家门。一走不要紧，他整天留在户外，在马路上闲逛起来，他好像去找什么东西，没头苍蝇似的在小巷集市上瞎转。心神不宁的样子，估计他那收藏的毛病又犯了。谁知道，他提回来一只小竹制的蝈蝈笼子。他这个不合常理的举动，让人大吃一惊。那蝈蝈绿盈盈的薄翅，日夜鸣叫，太阳暴晒愈叫愈欢，声音聒噪震耳。父亲端详着它在笼子里叫，脸色和缓多了，可他依旧失眠。母亲估摸是不是蝈蝈叫声太吵闹，便问他，可父亲怒目圆瞪，道：“什么？你们都骗人，它根本不叫，气死我了，我怎么买回来一个哑巴！”
母亲侧耳一听，那蝈蝈分明叫声响亮，她这才发现，父亲耳朵有问题了。以后的日子，父亲依旧外出寻找，找什么哪，说不清。他要寻找的是一种声音，是他在被关押的时候，黑暗中的细小的虫鸣，伴随着他度过了晦暗的岁月。远离人群，远离亲人，曾给予他精神莫大安慰的虫鸣，伴他入睡，找到了心灵最大和谐。听不到那个虫鸣，他无法进入宁静。然而，什么时候患上耳疾，他自己不知，而那萦绕不休他自己说不清的虫鸣，是不是一种幻听幻觉哪？
第三部分
第六章（1）
求索者
年轻时白莲这个铁女子想要做什么，就会粉碎一切反抗直抵目标。她和邹大伦一步一步地走到了延安，找到了要找的爱人。到达延安时，是爱人用石灰水刷写的大标语激动了她的心。这个用命去寻找爱人的女人到达那个小镇时已经筋疲力尽。最符合逻辑的当然是先找组织报到，但内心狂热的灵魂不安宁，她困倦，虚弱，满身尘土，她拖着身子直接去找我父亲所在的那孔窑洞。而她的力气真不足以支撑她走完最后的石头台阶。然后，她晕倒了。
路人帮邹大伦抬起她，把这个穿着黑棉袄，男女难辨的、因激动而瑟瑟发抖的女子一级一级拖上去。窑洞门被用力打开，这个女子的身体被摔在地上，她无力地陷在柴草里。那是一堆残破肌体的零件。
她茫然的目光询问着眼前戴八路军军帽的男人，问道：“苑志豪在哪里？”
他俯身抚摸她的额头，含泪答道：“是我！”
她头一歪瘫倒在他的怀抱。
三天之后，真是奇迹，还是这个女扮男装、被医生认为严重血虚病危的女子，活了。她身体每个零件都运转起来，她不仅能吃能走能颠地出门，还能爬上附近小山上去远眺。她笑、她蹦、她容光焕发。又过了几个月，长长的头发使她恢复成一个美丽的女人。毫无疑问，当时的青年都感觉在革命圣地充实了新的生命能量。
找到了爱人，她与老同学吴品三、苏一亭再次团聚。她的心里是多么快乐啊。
她快乐地以为到了陕北就是到了家，别人问什么，就高兴坦诚地什么都说。我父亲提醒了多次，她并不在意。比母亲早来根据地的父亲，以他的感受体验，用很大的力气、成效甚微地先改造我的母亲。要让如此明亮的个性带上面具，该是多么的艰难。果然，刘队长郑重找她来严肃谈话，这里有纪律，你不能对别人说自己是哪里人，从什么地方来的。当然，别人也不能互相问。
不说，不问，并不难做到，难的是写材料。接下来的日子，就没有蓝天白云，太阳清风了。白莲和邹大伦被天天关着写材料。开头，队长要求就写家庭、个人在地下党的斗争经历；写在国统区一路走来的经历；再详尽些便是地下党动员农民抗日、反征兵、水旱蝗灾等，书面材料写了一份又一份。接着，要她写自传。
母亲日记里说：一生写材料的恶梦缠绕便是从这几天开始的。开始我想不通，延安是圣地，是民主自由的天地，怎么一来就搞这个？不但要审查，逼迫彼此斗争，还限制个人自由。规定不许出入大门，弄得人心惶惶。前面的材料好写，怎么经历就怎么写，到写自传，谁都没写过，不知怎么写才好。
白莲问邹大伦，邹大伦咬着笔头想了想，轻轻道：“先别瞎写，我去问问老同志再说！”
他说的老同志指的是夏天庚，夏天庚比他们早一年到达陕北根据地，眼下也是活跃分子。“老老实实写呗”他说，“你们比我有文化，还怕写自传？”夏天庚眼锋剜了他一下。
邹大伦犹豫了一下，道：“有的事说不清，咋写呢？”
“啥事说不清？谁的事？”他瞪眼道。
“不是谁的事……嗨，我们来之前……”他支支吾吾不知怎么说。
“你们？——你是不是替柏香茗来问的？”
“是。”他坦然道。
“你俩有啥事瞒着？”
“没有，没有。”
他酸声酸气答道：“那你就管自己的事，人家丈夫管干啥的？”
邹大伦的脸“腾”一下就红了。片刻，夏天庚口气缓和了，答道：“不说，不说也罢。自传，可得好好写。既然问了我，我告诉你一句话，听好了，二个字：小，少。”
夏天庚说完扭头要走，窜了两步，又回身，到他跟前，拽了拽他军衣肩头的线，道：“大伦，我告诉你的可是真经，为了这两个字，我夏天庚差点少了一条命！”他边说边抹了一下脖子，扭头疾步走去。
邹大伦站在那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