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智榭鱿拢颐强悸堑讲桓钔救锹榉常蛩悴惶笞直ǎ∽直ǎ惶谑彝猓�16楼室内走廊墙上。16楼是教务处所在地方，学员常来常往，能看到小字报，这就能把康生问题端到全国去。不知耀邦同志和文彬同志认为这样做行不行？”当天中午，冯文彬经过征求耀邦同志意见，回答这位同志：“耀邦同志讲了，贴康生的小字报这件事，我们既不提倡，也不反对。”这位同志高兴地说：“这个态度就是对我们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极大支持。我们决定贴出去了。中央如果怪罪下来，责任完全由我们来负。”下午，由韩树英、吴义生、卢俊忠、毛卫平等五人署名的第一张揭发康生的小字报贴出来了。标题是：《×××（指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执行的是一条什么路线？》，主要揭发所谓“康老路线”与江青（“四人帮”）路线完全是一丘之貉。这张小字报有意贴在16楼一层走廊西头南墙上。几小时后，接二连三又有人写小字报，挨着第一张小字报往东贴，第二天、第三天……陆续又贴了几十张小字报，小字报从16楼的走廊一层南墙转到北墙，转上二层的楼梯，再转到二层走廊南墙、北墙，再转上三层的楼梯，到三层以后转入会议室。观者络绎不绝。胡耀邦抑制不住内心的高兴，对身边的秘书梁金泉说：“听说16楼贴了揭发康生的小字报，好得很呀！咱们去看看吧。”梁秘书劝他不必去，说小字报底稿都会收集上来的，可以看到全部内容。有些学员知道了，奔走相告，晚间还有人打着手电筒去看。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地、司级以上干部纷纷写信、打电话回去，报告中央党校已开始揭发康生。这个信息迅速传播到全国之后，各地也开始有人向中央打报告，揭发康生罪行。中央党校的小字报内容，通过《情况反映》及时向中央常委作了报告。
在铁的事实面前，原来说康生好话的中央某些领导同志，这时也不再为康生说话了。华国锋主席对胡耀邦说：“康生这人不好，于了很多坏事。不过中国人有个传统习惯，人死了也就不再追究了。”但是在中央党校不追究康生、曹轶欧的罪行，就不能彻底清查与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揭批查运动就搞不下去。所以12月中旬，中央党校还是连续召开了四天全校工作人员大会，放手让教职员工揭发康、曹罪行。范若愚、韩树英、陈方华等17位同志发了言。主持这次揭批会的冯文彬同志最后说：发言的同志和在座的同志都是历史见证人。事实证明，康生是“文革”中搞破坏的罪魁祸首之一。党校长期不团结的根子在康、曹。我代表校党委宣布：康生强加给中央党校的所谓“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修正主义的大染缸”等一切诬陷不实之词，都应全部推倒，康生在党校制造的许许多多冤假错案必须一一平反昭雪，给受害者恢复名誉。校党委决定将康生、曹轶欧犯罪事实呈报中央，请中央审查处理。会议开得很严肃、热烈，群情振奋，都说这不仅是中央党校有历史意义的事，而且也是全党全国的一件重要的事。
1978年底，根据胡耀邦同志的意见（他此时已调任中央组织部长，仍兼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党校和中央组织部共同整理出一份被康生点名诬陷的干部名册。这个材料揭露了在“文革”中被康生点名诬陷的共603人。其中党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家主席、副主席33人；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58人，三届人大和四届政协常委93人；中央和国家机关部长、副部长91人；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副书记，省长、副省长51人；人民解放军大军区一级干部11人。以上共计337人。其余266人中，大部分也是老干部和社会知名人士。这个材料由胡耀邦带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与会的许多老同志看到后，无不感到极大义愤。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发了康生的问题，并由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立案审理，最后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成立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最后判决：康生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对康生的正义审判。
【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有错必纠的原则，提出不管什么时候定的，不管什么条件下定的，不管什么人定的，只要是冤假错案，都要纠正过来】
胡耀邦认为，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当务之急是拨乱反正。一是党要有一条正确的基本路线；二是要有一大批坚决执行正确基本路线的干部。“文革”中把大批好干部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中积累下来的冤假错案也骇人听闻。拖延下去，民怨沸腾，对党和国家损失太大。但要清理、甄别和平反冤假错案谈何容易啊！胡耀邦本着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赤胆忠心，凭着共产党人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大无畏精神，硬是冲破重重困难，打开了为全国冤假错案平反的局面。
率先在中央党校平反冤假错案，正是胡耀邦大无畏精神的突出表现。
如前所述，中央党校在“文革”中是重灾区。“文革”前由于政治运动频繁，加上康生“左”的流毒，整人之多之凶是全国知名的。1980年，国防大学有位教授听了中央党校平反冤假错案的情况介绍后，感触很深，便写了一首五言诗（因事隔十九年，凭我们记忆，有些词句与原文恐不一样），其词曰：“全国大气候，‘左’得吓死人。藏龙卧虎地，细皮嫩肉身。频繁搞运动，学府多冤魂。平反清材料，三百六十斤。”也就是说，经过甄别平反，销毁的诬陷不实之词的材料竟达三百六十斤之重，可见当年积案之多，沉冤之重，达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
胡耀邦到校后，一面狠抓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一面非常重视落实党的干部政策。首先是在临时党委领导下成立了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领导小组，设立了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专门机构，着手进行甄别工作，“文革”中被打倒的一大批领导骨干很快被解放出来，并被安排到领导岗位上，成为推动揭批查运动和筹办复校工作的中坚力量。这件工作一开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抓住了康生这个罪魁祸首，所以“文革”中被他点名批判，被定为“叛徒”、“反革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动组织成员”以及“坚决执行十六字修正主义教学方针”的，约占全校一半的干部群众，就顺利、自然地平反解放了，恢复了名誉。但是由于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还牢固地禁锢着许多人的思想，不愿意或不敢涉及到“文革”前的问题。有个负责甄别工作的领导干部（“文革”前担任过副校长，此时担任政治部主任），对一个在1964年批判“合二而一”时被定为留党察看二年、“文革”中又被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开除出党的同志说：“文革”中给你定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给你开除出党的处分，可以平反。1964年给你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不能平反，因为那次批判“合二而一”，是毛主席领导的。鉴于这种情况，冯文彬与胡耀邦商量，提出毛主席一再讲过“有错必纠”嘛，为什么“文革”前的问题不能甄别？胡耀邦明确地说：“不管什么时候定的，不管什么条件下定的，不管什么人定的，只要是冤假错案都要平反。”于是得到校临时党委同意后，再另设一个落实政策第二办公室专门甄别平反“文革”前的冤假错案。上述这个同志1964年受到的留党察看处分也平反了。从1977年夏天算起，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中央党校有步骤地、认真细致地对163个案件和1358人（包括当年的学员）的问题进行了复查、平反，并作了善后处理。这项工作进行得坚决、迅速和彻底，可以说在全党、全国是走在前头的，起了示范作用。
与此同时，胡耀邦同志身在党校，放眼全国，为几十年来，由我们党负责的冤假错案的彻底平反而奔走呼号，首先在全国制造舆论。他到校不久，就动员党校青年教员杨逢春撰写呼吁落实干部政策的文章，杨逢春说：“我不熟悉党的干部政策呀。”胡耀邦说：“我请叶扬、陈中（当时中央党校的老教师）帮助你。”在胡耀邦同志具体指导下，根据耀邦谈话的精神，他们三人经过调查研究和精心撰写，又同《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同志共同讨论，由他们三人署名、耀邦定稿的题为《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的文章，在1977年10月7日（“四人帮”被粉碎一周年）《人民日报》上发表，这篇在全国首先向“四人帮”在干部问题上的罪行发起严正迅猛攻击的文章，正确分析了全党干部队伍状况，阐明了党的一贯的干部政策，指出要敢于冲破阻力，推翻“四人帮”强加于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头上的不实之词和所作的错误结论。文章针对性、现实性极强，充分表达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愿望。发表后有如久旱后的甘雨，震聋发聩，受到全国人民极其热烈的欢迎。报社、作者和有关部门在短短一个月内，就收到一万多封感谢信和支持信，来信表示完全同意文章的观点，要求中央切实平反冤假错案。有的信中说：“我们看文章时，全家人哭了一个晚上。我们受林彪、‘四人帮’迫害这么多年，觉得这一下子我们有希望了。《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文章，说明党中央要解决我们的问题了。”
两个月后，党中央调胡耀邦任中央组织部长。他到任后，与中组部的同志们一起，冲破重重困难，为平反全国的大案要案呕心沥血。他在多次讲话中都指出落实干部政策决不是可有可无、可做可不做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我们党是不是实事求是，是不是分清是非的问题，是不是真正坚持原则的问题。一句话，是关系到是不是按照党章来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大问题。
胡耀邦继组织上述那篇文章之后，陆续指导中央党校那三位作者，一连又写了五篇文章，反复阐明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对推动全国平反冤假错案作了及时的、有力的引导。
【在中央党校首先提出用实践来检验所谓“三次路线斗争”。在邓小平、罗瑞卿、杨西光等许多同志的支持下，组织和发动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打开“两个凡是”这个精神枷锁】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耀邦同志一贯的思想，在党校复校后的教学工作中，他强调贯彻这个思想。他最早提出哲学课和中共党史课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1977年11月设置的哲学课，把学习重点放在认识论，着重批评了“文革”十年中的个人迷信取代了实践检验，以权力标准、语录标准代替实践标准的做法，学员们感到思想上取得很大的启迪和收获。
1977年夏天，根据党的十一大的指导思想和文件精神，党中央给刚复校的中央党校一个任务，研究所谓党的第九次、第十次和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就是研究“文革”中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的问题，研究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中央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起草了一个讨论提要，由于起草的同志多年受左倾思想禁锢，思想很不解放，这个提要虽然作了很大努力，但仍然只讲林彪，“四人帮”怎样破坏“文化大革命”，仍然是肯定“文化大革命”，肯定毛泽东正确，肯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正确，未能跳出十一大政治报告的框框，在“刘少奇”前面还是戴着“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大帽子。胡耀邦对此很不满意。12月2日，在校党委专门召开的扩大会上，他说：“你们的稿子不能用，是抄的。”“你们自己把历史都颠倒了，宣传了错误的东西，这个不行。”“因为是中央文件就是正确的，这是什么论啊？有些文件受林彪、‘四人帮’干扰就错了，就是错的嘛！我们搞党史研究工作，对“文革”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的讲话，不能照抄照搬现成的东西，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要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辨别是非的惟一标准，否则就不是科学态度，不是研究了。”12月26日。他在去掉了刘少奇三顶帽子的提要稿件上批示，这份材料发下去，意见分歧，可能发生在对刘少奇的错误这个问题上，不过不要紧，议论纷纷有好处嘛。三次路线斗争专题研究小组根据耀邦的几次指示反复推敲，数易其稿，最后由耀邦审定。1978年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