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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一次奴隶战争（公元前134年）就已经预兆了这次革命——小西庇阿被暗杀，G。革拉古（G。 Gracchus）则被公开杀害——作为元首的第一人和作为保民官的第一人，在一个已变得无形式的世界中，他们本身就是政治中心。当公元前104年罗马的城市群众第一次非法地、混乱地将至上权交给一个私人马略的时候，那时上演的这出戏的更深刻的意义与公元前288年秦国统治者采用神秘的“帝”的封号这一行为的更深刻意义可有一比。这个时代不可避免的产物，恺撒主义，突然在地平线上崭露头角。
那位保民官的继承人是马略，像那位保民官一样，他把暴徒和大财团结合起来，并在公元前87年把旧贵族大批地杀掉。那位元首的继承人则是苏拉，他在公元前82年通过他的叛逆法消灭了大商人阶级。从此以后，最后的决策畅行无阻，正如中国在秦王政的事变以后的情形一样。元首庞培和保民官恺撒——职务上不是保民官，但态度上是保民官——仍是党派领袖，但他们早就在卢卡（Lucca）同克拉苏会晤，彼此商讨第一次瓜分世界的计划。当恺撒的继承者们在菲利皮同恺撒的谋杀者作战时，双方都不过是集团而已。到亚克兴战役时，争端完全是个人之间的事，恺撒主义即便在这样的过程中也终将出现。
在阿拉伯世界内部的相应演变中，取代实体性城邦作为基本形式的当然是麻葛式的共通感，诸般事实就是在这种形式中且通过这种形式而完成自身的；这种形式，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排除任何政教分离至这样的程度，以致连城市资产阶级对于自由的追求（它在这里一如在别的地方一样，标志着战国时期的开始）都要以正统的伪装出现，因而至今几乎仍未受到注意。这种追求总是作为一种力图脱离哈里发政权的意志而出现，而这一政权是萨珊诸王及继他们之后的戴克里先按封建国家形式创造的。从查士丁尼和科斯洛厄兹·努希尔万的时代起，这种政权就必须面对投石党人的攻击——他们是由希腊教会和玛兹达教会的领袖、由波斯－玛兹达教的（尤其是伊拉克的）和希腊的（特别是亚洲的）贵族、由因为宗教差异而分为两个部分的亚美尼亚的上层骑士所领导的。差不多在公元7世纪时实现的绝对主义那时由于伊斯兰的攻击而突然被摧毁了。伊斯兰在其政治的始端处是严格的贵族制；到处掌握着领导权的一小撮阿拉伯家族不久就在被征服地区形成了一个新的有着强健的种族性和无限自信的高等贵族阶层，他们把王朝贬抑到其英国的“同代人”把英国王朝贬抑到的那种水平。奥斯曼（Othman）与阿里（Ali）（公元656～661年）之间的内战就是一种真正的投石党的表现，并且它的各种活动全都是为了两个氏族及其各自的追随者的利益。8世纪时伊斯兰的辉格党和托利党，同18世纪英国的辉格党和托利党一样，独自实践高级政治，他们的党争和家族纷争对于当时的历史来说要比驾驭倭马亚王朝（Ommaiyads）（661～750年）的家族的任何事件更为重要。
但是，随着那个建都于大马士革——亦即西阿拉米和一性派的叙利亚——的奢华和启智的王朝的覆灭，阿拉伯文化的自然重心再度出现了；那就是东阿拉米地区。这个地区一度是萨珊王朝的根据地，现今则是阿拔斯王朝的根据地，但是——不论其构型是波斯的或阿拉伯的，也不论其宗教是玛兹达教、聂斯脱利教或伊斯兰教——它都一直表现出同一种伟大的发展路线，一直是叙利亚以及拜占廷的榜样。那一导致倭马亚王朝及其“旧制度”走向灭亡的运动源起于库费（Kufa），这一运动——其整个的范围时至今日仍未受到关注——就是针对社会的原始等级和贵族传统的一次社会革命，这就是它的性质。它开始是出现于东方的小资产阶级毛拉（Mavali）当中，它以强烈的敌意反对阿拉伯人，不是由于阿拉伯人是伊斯兰教的战士，而是由于他们是新贵族。新近改宗的毛拉——他们从前几乎全都是玛兹达教徒——对待伊斯兰教比也代表一种阶级理想的阿拉伯人自己还要严肃。甚至在阿里的军队中，完全民主的和清教式的经文派（Qaraites）已经分裂，在他们的队伍中，我们第一次看到了狂热的教派主义与雅各宾主义的结合。此地此时不仅出现了十叶派倾向，而且出现了倾向于共产主义的卡尔拉姆派（Karramiyya）运动的最初冲动，该运动可追溯到玛兹达克，它后来又产生了巴贝克（Babek）领导下的大暴动。阿拔斯王朝并不为库费的叛乱者所欢迎，只是由于其杰出的外交手腕，他们才首先获得了一个据点成为执政者，然后——几乎和拿破仑一样——才得以继承已传遍整个东方的革命遗产。他们在取得胜利以后，建立了巴格达，这是一个复兴了的忒息丰，是封建阿拉伯主义灭亡的象征。这个新文明的第一个世界都市在800年到1050年间成了从拿破仑主义走向恺撒主义、从哈里发政权走向苏丹政权——该政权在巴格达，也像在拜占廷一样，是麻葛型的无形式的强权，可也是唯一的一种尚有可能的强权——的各种事件的舞台。
因此，我们必须十分清楚地认识到，在阿拉伯世界与在别的地方一样，民主政治也是一种阶级理想——是城里人的一种展望，是他们要求与土地割断旧有联系的意志的一种表现，不论那土地是荒漠还是良田。对哈里发传统说“不”的一方可以用多种多样的形式来伪装自己，对于它来说，我们所说的自由思想和立宪主义都是不必要的。麻葛式的心智和麻葛式的金钱要在完全不同的方面说才是“自由的”。拜占廷僧侣自由到了骚乱的程度，他们不仅反对宫廷和贵族，而且反对高级教会的权力，这种高级教会甚至在尼西亚会议之前就已发展出了一种教阶制（相当于哥特式的教阶制）。信徒的共通感，最冒失意义上的“人民”，被看作是神（卢梭称之为“自然”）意使然的，是平等的，不受一切血统权力约束的。斯图狄翁隐修院的住持狄奥多尔（Theodore）要求皇帝利奥五世（Leo Ⅴ）服从的著名场景（813年），就是麻葛型的巴士底狱风暴。不久以后，开始出现保罗派的反抗。保罗派是非常虔诚的，但在社会问题上却是十分激进的，他们在托罗斯山脉（Taurus）之外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蹂躏了整个小亚细亚，打败了一支接一支的帝国军队，一直到874年才被征服。这在每一方面都与胡拉米派的共产主义宗教运动是对应的，该运动从底格里斯扩展到麦尔夫（Merv），它的领袖巴贝克在斗争了二十年（817～837年）之后才终于被扑灭；还有，在西方，另有一些运动则类似于卡尔马特派（Carmathians）的暴动（890～904年），他们的军事联络从阿拉伯深入到了叙利亚的所有城市，他们鼓动的叛乱远及波斯海岸。但是，除此以外，还有其他一些伪装的政治党争。现在，我们知道，拜占廷军队是圣像破坏者，故而军人党为圣像崇拜的僧侣党所反对。当我们得知这一点的时候，便开始以一种全新的眼光去看待历时一个世纪的偶像争论（740～840年），并开始认识到危机的结束（843年）——圣像破坏者的最终失败，同时也是自由教会的僧侣政策的最后失败——意味着1815年意义上的那种“复辟”。最后，这个时期还是伊拉克——阿拔斯王朝国土的核心——可怕的奴隶叛乱的时期，这次叛乱突然照亮了一系列其他的社会动荡。阿里（Ali），伊斯兰的“斯巴达克斯”（Spartacus），869年在巴格达南部从逃亡的群众中建立了一个真正的黑人国家，还建造了一个都城——穆赫塔赖（Muktara），并把他的势力范围向阿拉伯和波斯方向扩展，在那里，他获得了所有部落的支持。871年，巴士拉——伊斯兰世界的第一大港，拥有近一百万居民——被攻占，遭到大肆杀戮并被焚毁。直到883年，这个奴隶国家才被摧毁。
萨珊－拜占廷的国家形式就这样被慢慢地掏空，高级官僚阶层和贵族阶层的古老传统被取代，偶然出现的天才们不连贯的和完全个人的权力开始崛起——苏丹政权。因为这是一种特殊的阿拉伯形式，它同时出现在拜占廷和巴格达，并在800年左右从拿破仑主义开始，稳步地过渡到1050年左右塞尔柱突厥人（Seljuk Turks）完成的恺撒主义。这种形式纯粹是麻葛型的，只属于那种文化，若是不了解其心灵的最基本公理，就不可能理解它。哈里发政权，作为政治的（更不要说宇宙的）律动和类型的综合，并没有被废除——因为哈里发作为经由选民的共通感所承认的上帝的代表是神圣的——但被剥夺了恺撒主义所必须拥有的一切权力，正如庞培和奥古斯都在事实上、苏拉和恺撒在事实上和名义上从罗马的旧的宪法形式中抽取出这些权力一样。最后，留给哈里发的权力，大约就像提比略统治时期元老院和人民大会所拥有的那么多。在高级形式——法律、服装样式、伦理——中存在的整个的丰富性曾经是一种象征，现在仅仅是遮盖着一种无形式的和纯粹事实性的政体的外皮了。
由此我们发现，在迈克尔三世（Michael Ⅲ）（842～867年）的旁边有巴达斯（Bardas），在君士坦丁七世（Constantine Ⅶ）（912～959年）的旁边有罗曼努斯（Romanos）——后者甚至成为正式的共治皇帝。867年，前侍卫官巴西尔（Basileios），一个拿破仑式的人物，推翻了巴达斯，创立了亚美尼亚人的刀剑王朝（到1081年），在这个王朝里，主要是将军而不是皇帝进行统治——他们是像罗曼努斯、尼斯福鲁斯（Nicephorus）、巴达斯·福卡斯（Bardas Phocas）这样的强力人物。他们当中最伟大的当是亚美尼亚人约翰·季米西（John Tzimisces）（969～976年）。在巴格达，突厥人扮演了亚美尼亚人的角色；842年，哈里发瓦西格（Vathek）第一次授予突厥人的一位领袖以苏丹的封号。从862年起，突厥的护卫军监护着统治者；945年，布维希家族（Buyids）的苏丹王朝的创始人艾哈迈德（Achmed）正式把阿拔斯哈里发的职权限制在宗教的尊位方面。因此，在这两个世界都市中，都开始了有势力的地方家族之间为占有最高权力而进行的无限制的竞争。在基督教的方面，我们确实看到了巴西尔二世（Basileios Ⅱ）及其他人挑战大领主的权力，但这丝毫不意味着立法者方面的社会目的。这不过是暂时的统治者方面为反对可能的继承人而进行的一种自卫行动，因而和苏拉及三雄的叛逆法十分相似。半个小亚细亚属于杜卡斯（Dukas）、福卡斯和斯克罗斯（Skleros）亲族；阉官巴西尔（the Chancellor Basileios）能从自己的巨额财产中开支军饷，很早就有人把他和克拉苏相比较。但是，帝国时代本身只是从塞尔柱突厥人开始的。他们的领袖托格卢尔别克（Togrulbek）在1043年攻占了伊拉克，在1049年攻占了亚美尼亚，并在1055年强迫哈里发授予他世袭苏丹的职位。他的儿子阿尔普·阿尔斯兰（Alp Arslan）征服了叙利亚，并由于曼吉克特（Manzikert）战役的胜利，而赢得了小亚细亚东部。从此以后，拜占廷帝国的残余部分对于突厥伊斯兰至上权后来的命运就不再具有重要性或发生影响了。
在埃及，以“喜克索人”的名义统治的时期也属于这个阶段。在第十二王朝与第十八王朝之间，约有两个世纪，它开始于在塞索斯特里斯三世时达到全盛的“旧制度”的崩溃，终于新帝国的开始。王朝的计数本身就足以揭示出某些灾难性的东西。在国王的名册中，名字或是连着的，或是并行的，出身卑微的篡位者、将军以及有着各种奇怪封号的人们常常只能统治很短的时间。塞谟涅（Semne）的上尼罗河案卷到第十三王朝的第一任国王这里就中断了，卡胡恩（Kahun）的档案也止于他的继承者那里。这正是莱登纸草（Leiden Papyrus）所描写的伟大社会革命的时代。随着政府的垮台和群众的胜利，继之而来的是军队的暴动和有野心的军人的崛起。在埃及，自1680年左右开始出现“喜克索人”的名字，新帝国的历史学家们不再了解也不愿去了解那个时代的意义，所以他们用这个称呼来掩盖那个时候的耻辱。毫无疑问，这些喜克索人起了亚美尼亚人在拜占廷所起的作用；同样，在古典世界中，如果辛布里人（Cimbri）和条顿人（Teutones）打败了马略和他的由城市群氓组成的军团，那他们的命运也会经历同样的道路；他们就会源源不断地充实三雄的军队，并最后可能凭借他们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