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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向文明转变的结果，以及大陆国家在文明肇始之初的基本形式，是“君主立宪”，其最极端的情形，就是我们现今所谓的共和国。对于那些以无时间的故而非现实的概念进行思考；且认为“共和国”即是形式本身的空论家的奇谈怪论，我们必须一劳永逸地加以澄清。19世纪的共和理想根本不同于古典的“共和”，甚至也不同于威尼斯或最初的瑞士各州，这与英国宪法根本不同于大陆意义上的“宪法”是一样的。我们称作共和的东西，只是一种否定，出于一种内在的必然性，这否定假定被否定的事物是一种永存的可能性。这是从君主制那里借来的合乎形式的非君主制。在西方人那里，谱系的情感是极其强烈的；它甚至昧着良心强行认为，即使王朝根本不再存在了，其政治行为也是由王朝决定的。历史的东西就体现在其中，因为我们不可以没有历史地活着。是像古典世界的情形那样，王朝原则绝对不会影响一个人的内心情感呢，还是像西方的情形那样，王朝原则是实际存在的，以至需要六代受过教育的人们去打倒他们心内的东西呢，这中间是有很大差别的。情感是一切计划出来的而非成长起来的宪法的隐秘的敌人；在最后的分析中，这些宪法不过是缘于恐惧和不信任的一种自卫措施。城市的自由概念——摆脱某种东西而获得的自由——把自己局限在一种仅仅反王朝的意义上，而共和国的热情又仅仅是依赖于这种情感。
这种否定必然地会具有一种理论的优势。王朝及其近亲外交保存有古老的传统和脉动，而宪法中则充斥着体系、学究气和分门别类的概念——这在英国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在那里，没有什么否定的和防御性的东西是依附在政府的形式之上的。浮士德文化是一种卓越的阅读与书写文化，这是无须置喙的。印刷的书籍是时间无限的象征，报纸则是空间无限的象征。与这些象征的巨大力量和专横相比，甚至连中国文明中的写作成就都显得微不足道。在宪法方面，文献被拿来代替有关人和物的知识，语言被拿来代替种族，抽象的权利被拿来代替优秀的传统——而不论卷入事变潮流的一个邦族是不是还能够发挥作用和“维持它的形式”。米拉波反对那把“政治和虚构混淆在一起”的国民议会，他是孤军奋战，并且很不成功。不仅那个时代的三部空想的宪法——1791年的法国宪法、1848年和1919年的德国宪法——而且实际上所有这些尝试都闭眼不看事实世界中的伟大命运，都以为这样做就等于是打败了它。不是未预见到的事变，即强有力的个人和紧迫情形所引发的偶然事件，而是因果律在统治着一切——这种因果律是因与果没有时间限制的、公正的、没有变化的、理性的结合。有征兆意义的是，没有一部成文宪法了解金钱是一种政治力量。它们所包含的只是纯粹的理论，无一例外。
君主立宪的本质中的这道裂口是无法弥补的。在此，现实和概念、工作和批评，是正面冲突的，它们的相互摩擦构成了受过一般教育的人所说的内政。除普鲁士－德意志和奥地利的情形以外——在那里，宪法在一开始就存在了，只是在更古老的政治传统面前它根本没有发挥什么影响——只有在英格兰，政府的实践保持了自身的同质性。在此，种族坚持自身以抗衡原则。人们心里明白：真正的政治、意在取得历史成就的政治，是训练而非灌输的问题。这决非贵族的偏见，而是一个可放之四海的事实，这事实在任何英国赛马训练者的经验中比世上的所有哲学体系中体现得更为明显。灌输可以修正训练，但不能取代训练。故而，英格兰的上层社会将伊顿公学（Eton）和巴利奥尔学院（Balliol）当作训练基地，在那里，政治家接受具有一种持之以恒的自信心的训练，只有在普鲁士军官团的训练中才可找到类似的情形——就是说，将其训练成能掌握事物（并不排除意见和观念的暗流）的潜在脉动的行家里手。有了这样的准备，他们在1832年以后横行一时的资产阶级革命原则的洪流中也能保全和控制他们所引导的存在之流。他们经过了“训练”，具有骑师的灵巧和镇定，故而当他骑上一匹骏马，就能感觉到胜利在望。他们任凭伟大的原则去影响群众，因为他们十分清楚，使这些伟大的原则付诸行动的“资本”是金钱，他们以更巧妙但效果毫不逊色的方法取代了18世纪的野蛮方法——其中比较简单的一种，就是不惜以重新选举来威胁他们的敌对者。大陆的空想家的宪法只看到了事实的民主政治的一个方面。在英格兰，根本没有宪法，但人们却“状态”良好，而在这里，民主政治被当作一个整体看待。
有关这一切的一种模糊情感，在欧陆从未真正地消失过。对于巴罗克时期的绝对国家来说，已经有一种完全清晰的形式，但对于“君主立宪”来说，有的只是不稳定的折衷，并且保守党和自由党的区别，不像在坎宁（Canning）以后的英格兰，是通过拥有各自不同但都经受了考验的执政方式轮流地将它们运用于实际的治理工作中，而是依据它们各自想要借以改变宪法的方向来决定的，也就是，是转向传统还是转向理论。是应该使议会服务于王朝还是相反？这便是斗争的关键，并且在对此的争论中，它们忘记了对外政策才是最后的归宿。一部宪法的“西班牙”方面和命名错误的“英国”方面不会也不可能共同成长，因而时至19世纪，对外的外交事务和对内的议会活动竟至背道而驰，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了。每一方在基本情感方面与另一方是格格不入的，而且还相互藐视对方。生命在并非从其自身中发展出来的形式中痛苦地煎熬着。热月事变以后，法国落入了巴黎证券交易所（Bourse）的统治，只是由于军人独裁不时的建立（1800年、1851年、1871年、1918年），才稍微有所缓解。俾斯麦的创造基本上属于王朝性质，议会方面只具有完全次要的重要性，而它的内部摩擦又是如此之激烈，以致完全垄断了有用的政治能量，最后，在1916年以后，耗尽了机体本身。军队有其自身的历史，它的伟大传统可追溯到腓特烈威廉一世（Frederick WilliamⅠ）。同样，行政也有自身的历史。在它们中间，有着作为一种真正的政治“训练”的社会主义的根源，这与英国式的训练是截然相反的，但与之相同的是，它们也是强烈的种族品质的一种充分表现。军官和官吏都是受过高度训练的。但人们没有认识到培育一种相应的政治类型的必要性。重要的政策是“按行政的方式”处理，对于次要的政策，则会陷于无益的争吵。因此，在俾斯麦的过世使这个人——他甚至在没有真正的政治家作后盾支持的情况下（唯有这种传统会产生这样的情形），也强大到足以将军队和行政当作政策的工具来看待——退出历史舞台以后，军队和行政自身最终变成了目的。当世界大战的结局消除了上层社会的时候，剩下的就只有相互反对的受过教育的政党，它们把政府的活动降到了在任何文明中前所未闻的水平。
但是，今天的议会政治正处在全面的衰退中。它是资产阶级革命以其他方式的一种延续，1789年第三等级的革命被赋予了合法的形式，并和它的敌人王朝相结合形成了一个政府单位。事实上，每一次现代选举都是一次通过投票箱和每一种口头或书面的刺激来进行的内战，每一位伟大的政党领袖就是一个拿破仑。在这种意在无限地保持有效性的形式——这是西方文化所特有的，在其他任何文化中都将是无意义的和不可能的——中，我们再次看到了我们的富有特色的追求无限、追求历史预见和预谋的倾向，以及追求安排遥远的未来的意志，只不过在这一次是依据当下的资产阶级的标准。
然而，议会政治并不像绝对城邦和巴罗克国家那样是文化的一个顶峰，而是一个暂时的过渡——也就是说，是获得了其成熟形式的晚期文化与一个无形式的世界中的伟大人物的时代之间的一种过渡。跟19世纪上半叶的房屋和家具一样，它也包含了一种优秀的巴罗克文化的残余。议会习俗是英国罗可可文化的产物——但不再是没有自觉意识的，不再是寓于血统中的，而是表面的、初始的，是受善意支配的。只有在最初热情的短暂时期，它才具有深刻和持久的外表，接着，只是因为在胜利的洋洋得意中为表现出对自己新近赢得的地位的尊重，才使它屈尊去采纳被打败的阶级的高雅方式。去保存那种形式，即便这与所取得的优势地位相矛盾，可它是使议会政治得以可能的惯例。但是，当这一惯例终于被充分地遵守时，这件事实本身就表明，议会政治的本质已经在这种手段中消失了。非等级再次分裂成其自然的各个利益集团，顽强的和必胜的自卫热情已成过往云烟。并且，一当那形式不再具有一种年轻理想的魅力——正是这魅力召唤人们走进城寨——不通过（甚至不顾）投票箱来达到一种目的的非议会方法便会显露其尊容——例如金钱、经济压力、尤其是罢工。不论是大都市的群众，还是强有力的个人，对这种没有深度或历史的形式都不会有任何真正的尊重，并且当人们发现它只是一种形式时，它就已经变成了一个标记和影子。随着20世纪的开始，议会政治（甚至英国式的议会政治）正在迅速地想要担负起一度被分派给王权的角色。在属于正统的大多数人看来，它正在变成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奇观，而重大政策的重心，从法律上说业已从王室转移到了人民代表那里，可事实上正在从人民代表转移到非官方的团体和非官方的个人意志那里。世界大战差不多完成了这一发展。从劳合乔治（Lloyd George）的统治和法国军阀的拿破仑主义是无法回到旧日的议会政治的。至于美国，迄今它都是置身事外，是自足的，它与其说是一个国家，不如说是一个地区，它取自孟德斯鸠学说的总统与国会并行的原则，随着它加入世界政治的行列，就变得难以保持了，到某些真正危险的时刻，它必定会让位给墨西哥和南美州早已熟悉的那些无形式的权力。
国家和历史（5）
八
由此，我们进入了巨大冲突的时代，我们发现自己今天就处在那一时代之中。从拿破仑主义过渡到恺撒主义，这一一般的演化阶段至少经过了两个世纪之久，而且在所有文化中都存在这个阶段。中国称之为“战国时期”（公元前480～230年，相当于古典文化的公元前300～前50年）。在一开始，共有七个强国，它们最初是无计划地、但以后越来越有明确目的地走向了那不可避免的最终结局，就是：连绵不断的大战和革命。一个世纪之后，还剩下五个强国。公元前441年，周王朝的统治者变成了“东周公”的一个国家奉养者，因而他所占有的剩余地区在后来的历史中不再重要。同时，在非哲学的西北方，“罗马”式的国家秦开始迅速崛起，将其影响力向西、向南扩展，直至西藏和云南，并将其他国家包围在一个大弧形圈内。信奉道家的南方国家楚国是敌对的中心，中国文明就是从那里逐渐地向外推进到大江以南的还鲜为人知的地区。在这里，我们事实上看到了罗马与希腊化的对立：一方面是坚强的、明确的追求权力的意志；另一方面是梦想和改善世界的倾向。在公元前368～320年间（相当于第二次布匿战争时期），竞争加剧了，整个中国世界都卷入了连绵不绝的斗争之中，因为穷兵黩武，人口锐减已达致极限。司马迁写道：“于是六国之士……常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遁逃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秦有余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万……。”苏秦起先是秦国丞相，但后来成为国际联盟（合纵）思想的支持者，投身于反对派的阵营，组织了两次伟大的联盟（公元前333年和公元前321年），然而，由于内部的不团结，联盟在最初的几次战役中就瓦解了。他的伟大敌手丞相张仪是一个坚定的帝国主义者，在公元前311年，就在他即将使中国世界自愿臣服于秦的时候，王位的更替使他的兼并化成了泡影。公元前294年，白起的战役打响了。凭借他的威望，秦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