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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ぷ鳌Ｖ皇谴�1800年开始，才有了一种撰写历史的迫切要求，而且是一种很难达到愿望的迫切要求。
浮士德文化所特有的那种将人类历史本身和更为广阔的世界历史分离开来的做法，导致了一个结果，就是，自巴罗克时代结束以来，我们的世界图象已经包含了几种视野，它们被一个叠着一个地配置在如许多的断面上。为了探索这些断面，已经形成了多多少少显然具有历史性质的各别科学。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人类学，一个接着一个轮流地穷究着星体世界、地壳、生命和人类的命运，只是自那以后，我们才有了诸高级文化的“世界”历史——甚至直到今天还是叫这个名称——而各种文化因素的历史、家族历史，最后还有（已成为西方那种高度发达的特长）传记，全都隶属于这种世界历史。
这些断面的每一个都需要一种特殊的自我调焦，一当特殊的焦点变得分明的时刻，比较狭窄的和比较宽广的断面便不再是活的存在，而成为单纯的既成事实。如果我们是在研究条顿堡森林（Teutoburger Wald）的战役，这个森林在北德意志平原的植物世界中的成长状况就是先决的条件。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是在考察德意志树木世界的历史，那么地球的地质层叠就是先决的条件，尽管它只是这样的一个事实，即它的特殊命运在这个联系中不须进一步探究。还有，如果我们的问题是白垩纪的起源，那么，地球本身作为太阳系中的一个行星的存在就是一个论据，而非一个问题。或者，换一种说法，就是：在星体世界中有一个地球；“生命”这种现象就发生在地球上；在这种“生命”中有“人类”这样一种形式；而在人类的历史中又存在着文化这种有机的形式；这每一种情形在接下来的更高断面的图象中都是一种偶然。
在歌德那里，从他的斯特拉斯堡时期到他第一次定居魏玛的时期，他使自己与“世界”历史相调适的倾向是十分强烈的——这从他的《恺撒》、《穆罕默德》、《苏格拉底》、《流浪的犹太人》、《哀格蒙特》等习作中可以得到证明。而且，在痛苦地放弃崇高的政治成就的前途以后——这种痛苦在《塔索》中甚至通过其最终定稿的郑重的克制形式而提醒着我们——这正是他选择用来斩断他的生活的调适方式；从此以后，他就几乎是决然地把自己一方面局限于植物史、动物史、地球史（他所谓的“活生生的自然”）的图象断面，而另一方面又把自己局限于传记的断面。
所有这些在同一个人身上显现出来的“图象”，有着相同的结构。甚至植物和动物的历史，甚至地壳的历史或星体的历史，都是一种寓言汇集，在外在的现实中反映着自我存在的内心倾向。动物世界或地质叠层的研究者是生活在一定时代、具有一定国籍和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因而，要想排除他在处理这些东西时的主观立场是不可能的，如同我们不可能对法国革命或世界大战获得全然抽象的解释一样。康德（Kant）、拉普拉斯（Laplace）、居维叶（Cuvier）、莱伊尔（Lyell）、达尔文（Darwin）的著名学说，也都有一种政治经济的色调，而这些学说对一般大众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更证明，对所有这些历史断面的概观方式都是从一个源头出发。今天正在自行完成的东西，就是浮士德式的历史思维所能达到的最后成就，那就是在一个单一的、广阔的、具有一致观相的世界历史中把这些历史断面有机地联系起来并加以排列，而这种世界历史将使我们的视线能够从个体的人的生活无间断地一直看到宇宙的最初的与最终的命运。19世纪——以机械的（即非历史的）形式——提出了这个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则注定是20世纪的任务之一。
高级文化的类别（2）
三
我们对于地壳的历史和生命的历史所掌握的图象，在目前仍然为文明化的英国思想自启蒙时代以来从英国的生活习惯中发展出来的那些观念所支配着。莱伊尔有关地质层的形成的“粘液质”理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学说，实际上都不过是英国自身的发展的衍生物。代替冯·布赫（von Buch）和居维叶这类人所承认的那些无法估量的灾变和变异，莱伊尔等人把一种有规律的进化加于很长的时间阶段，并承认只有那些在科学上可计算的而且的确是机械的有效原因是原因。
这种“英国”类型的因果律不仅是肤浅的，而且过于狭隘。首先，它把可能的因果联系局限于那些在地球表面上完成其全部过程的事物；但是，这直接就把地球上的生命现象与太阳系和星际宇宙中的事件之间的所有大的宇宙关系都排除掉了，并提出了一个不可能的假定，认为地球的外表是自然现象中的一个完全隔绝的区域。其次，它还假定，凭着目前所具有的人类意识——即借助仪器而得以完善的感觉和通过理论而得以精确的思想——还不能理解的那些联系，甚至是不存在的。
相比起19世纪而言，摆脱这一肤浅的因果律体系——其根源可一直追溯到巴罗克时期的唯理论——并代之以一种纯粹的观相术，此乃是20世纪的一个特殊任务。对于因果地“解释”一切的任一思维方式来说，我们都是怀疑派。我们让事物自行说明，并将自己限定于去感觉事物固有的命运和沉思我们永远也看不透的那些表现形式。我们所能达到的极限，就是发现那些无原因的、无目的的、纯粹存在的形式，它们乃是自然的千变万化的图象的基础。对于19世纪来说，“进化”一词意指着生活日益适合目标这一意义上的进步。对于莱布尼茨（Leibniz）——他的《原态》（Protogaea）（1691年）是一部充满重要思想的作品，以在哈尔茨（Harz）山脉的银矿区所做的研究为基础，描画了一幅地道的歌德式的世界的幼年图象——来说，以及对于歌德本人来说，进化则意味着不断增加形式的内涵这一意义上的完成。两种概念，即歌德的形式完成和达尔文的进化，是完全对立的，就犹如命运与因果律的对立一样，还有，再补充的话，犹如德国思想与英国思想的对立，德国历史与英国历史的对立。
对达尔文主义的反驳，再没有比古生物学所提供的更为确凿的了。简单的或然率表明，化石储藏物只能作为试验的标本。每一个标本因此应当代表着进化的一个不同阶段，应当仅仅有“过渡的”类型，既不属于哪一个范围，也不属于哪一个种属。与此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一些十分稳定且历经漫长时代而保持不变的形式，这些形式不是依据适应原则自行发展，而是突然出现并立即具有其确定的形态；还有，从此以后，这些形式不会向着更好的适应性演变，而是会日益稀少，直到最终消失，然后又突然出现一些全然不同的形式。在日益丰富的形式中，自行显露的乃是活生生的存在物的巨大的类和属，它们在今天的组群中自一开始就存在、并仍会存在、且没有过渡的类型。例如，在鱼类中，我们看到具有简单形式的软骨类如何首先出现在历史的前景中，而后又渐渐地消失，接着硬骨类慢慢地使一种更完备的鱼类成为主导类别。同样的情形也适用于羊齿和木贼的植物世界，其中只有最后几种现在还残存在充分发展的花类植物王国中。但是，有关这些现象的效用原因或其他可见原因的假定，并无现实性作依据。是命运把生命当作生命，把植物与动物之间日益尖锐的对立，把每一单个类型、每一属、每一种引入了世界。并且与这种生存一起还赋予了形式以确定的能量——借助这能量，形式在其自我完成的过程中仍保持着自身的纯粹性，或相反，变得模糊不清，或不可捉摸地分裂成众多的变体——最后达致这一形式的生命绵延，这种生命绵延（除非偶然性再次强行缩短了它的寿命）将使种属自然地达致高龄，最后归于消失。
就人类而言，洪积世（Diluvial age）的发现越来越明确地表明，那时存在的人类形态与现在的人类形态是一致的；没有丝毫迹象显示种族在向着更有效的“适应”方面演化。再者，在第三纪的各种发现中仍然找不到人类这件事也越来越明确地表明，人类的生命形式，和其他一切生命形式一样，都是起源于一种突变，至于这一突变是“从何处”、“如何”以及“为何”发生的，仍是一个看不透的秘密。的确，如果真有所谓英语意义上的进化，那么，就既不能有明确界定的地层，也不能有特殊的动物种类，而只能有一个地质的聚合体和一团混沌的活的单个形式，这些形式，我们可以假定是从生存斗争中遗留下来的。但是，我们在自己周围所见到的一切，迫使我们确信，一次又一次，深刻而又极其突然的变化在植物和动物的生存中发生着，这些变化是宇宙性质的，并且不只局限于地球表面，而就其原因而言，亦是人类感知力和理解力所不能及的，尽管确实也不是在所有方面都是如此。同样地，我们还发现，迅速而深刻的变化在各伟大文化的历史中皆有所表现，并且没有任何可标识的原因、影响或目的。哥特风格和金字塔风格都是十分突然地出现的，就像始皇帝的中华帝国和奥古斯都（Augustus）的罗马，以及希腊化、佛教和伊斯兰教是突然出现的一样。至于每个重要人物的个人生活中的事件，也几乎完全一样，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对世人毫无所知，对儿童更无所知了。一切存在物，行动的或沉思的，都经由各自的划时代（epochs）走向它的完成，因而我们不得不假定，在太阳系的历史中，在恒星的世界中，都具有这样的划时代。地球、生命和自由活动的动物的起源，就是这样的划时代，因而也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的奥秘。
四
我们对于人类的了解，总是明确地把他的存在划分为两个伟大的时代。第一个时代，在我们看来，受两个方面的局限，一方面是行星命运的那种深奥的赋格曲（fugue），我们称之为冰河时代的开始，并且对于它，我们只能（在世界历史的图象范围内）说有一种宇宙变化发生了；另一方面则是尼罗河和幼发拉底河上各高级文化的开始，由于这些文化的开始，人类生存的整个意义突然变得不同了。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第三纪和洪积世的明显界线，在界线的这一面，我们看到人是一种完全成形的类型，对习俗、神话、机智、装饰和技术都很熟悉，并赋有一种直到今天在物质性的方面仍没有改变的身体结构。
我们将把第一个时代视作是原始文化的时代。这一文化一直延续到第二个时代（尽管肯定是属于十分“晚期”的形式），并在今天仍然存在且几乎原封未动，属于这一情形的唯一地区就是西北非洲。列奥·弗洛贝尼乌斯（Leo Frobenius）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故而一开始就假定，在这个地区，原始生命的整个世界（不仅仅是原始部落在数量上的多少）一直未受到高级文化的影响。相反，人种心理学家却喜好从五大洲各个地方收集民族的断片，这些民族实际上没有任何共同点，而只有一个消极的事实，就是它们在此一或彼一高级文化中皆过着一种从属的生活，而并未参与到其内在的生活中。结果，他们得到的只是一些部落的范畴，有些是静止的，有些是劣等的，还有一些是堕落的，而且，其各自的表现方式还被不加区分地混同在一起。
但是，原始文化不是支离破碎的，而是某种坚强的和完整的东西，某种生气勃勃的和有效的东西。只是，这种文化和我们高级文化的人类在精神的可能性方面拥有的一切东西都如此之不同，以至于我们可以怀疑，甚至那些已经把第一个时代深深地引入第二个时代的民族，在它们目前的存在方式和醒觉存在的方式中，是否可以当作是古代的情况的可靠证据。
经过几千年以后，现在，人类的醒觉意识已经把部落和民族之间持久的相互接触的印象看作是一个明显的日常事实。但在处理第一个时代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在那里，结成极少数小团体的人类，完全地消失在广阔的景观中，其中的统治因素则是那些强大有力的大兽群。我们的发掘物的稀少充分地证明这一点。在奥瑞纳人（Aurignacian Man）的时代，大概有十来个人群，每群有数百人，流浪在法兰西的整个地区，当这些人群（真的）发觉有同类存在时，他们一定会觉得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却又难以捉摸的事件。对我们来说，整个自然久已变成了人群的背景，我们这样的人难道一点也无法想象生活在一个几乎无人的世界中是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