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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女人像。他问画家是否想同这位女人一起上床，画家说，那干吗，我妻子很漂亮。扎哈尔琴科试图拿这个插曲作为批判抽象主义的有力论据。我的客人则回敬道，苏联同志的发言有点纳粹的味道，当初纳粹正是这样对待抽象派艺术家的，许多抽象派艺术家都成了反法西斯斗争的积极参加者。意大利人为了给这次讨论最后定音，便说扎哈尔琴科的发言说明苏联没有创作自由，他们的代表团拒绝在委员会联合公报上签字。必须找到解决办法，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的列恩·卡尔平斯基找到了解决办法。他建议让意大利人与画家格拉祖诺夫见面。
伊利亚·谢尔盖耶维奇·格拉祖诺夫是我们的同龄人，他与出身于伯努瓦家族的妻子尼娜居住在卢日尼基区一套两居室的小单元里。
于是，1961年7月的一个晚上，我们来到格拉祖诺夫的家中。屋里几乎每个角落都放满了画，简直不知道他们是如何设法在这里居住的。如今他们住在另外一套房子里，有个大别墅和画室。但创作道路之初并不平坦，并非人人都理解他，接受他。况且官方并未对他特别关心，甚至可以说是恰恰相反。也许正因如此，始终恪守创作自由的意大利人出了几张印有他的作品复制品的明信片。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权力的考验（16）
会见是从展示作品开始的。一组以围困为主题的绘画与素描、为俄国经典作家作品创作的插图和俄国历史题材的画作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还向我们展示了洛洛布利吉达、卡尔季纳列、玛西娜①、费利尼②、古图索③的肖像。谈话在餐桌旁继续进行，我们还带了两三瓶格鲁吉亚葡萄酒备用。会见于凌晨结束，当天意大利代表团就在联合公报上签字了。总之，事件就此结束。我们告别时互赠了小纪念品。卡斯捷利诺送我一张米尔瓦歌曲的唱片。10 年后的1971年，我与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在都灵的联欢节上聆听了米尔瓦的作品。
这次我们是与许多人一起去意大利的。凡是必需的东西统统带上了，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准备了笔记本，以便作笔记。在罗马我们受到意共领导人马卡卢佐、米吉尼、科苏塔的欢迎。我们下榻在一家名叫“披肩”的饭店。饭店是私营的，经常租借给代表团使用。我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进入房间、把门关上，走近窗前，久久地观看罗马。窗外，一大片四层、五层、顶多七层的楼房鳞次栉比，它们已年代久远，墙壁破破烂烂。窗户之间搭着晾衣绳，屋顶都辟为可供休息的小广场，“可进行各种级别的谈判”。多年之后我到意大利旧地重游，想起饭店窗外的最初印象，便问这些楼房现今情况如何？得到的回答是，这部分市区已现代化了，楼房都有了完善的设备，具备了人们正常生活所需的一切条件。
我们是第一次游览罗马市区，先后游览了集会场遗址、潘提翁神庙、大斗兽场、卡皮托林、共和国广场、西班牙广场、威尼斯广场。街道狭窄。商店与公共汽车近在咫尺。最美丽的街道是韦涅特街，费利尼经常在这里拍电影。车水马龙，许多小甲壳虫——敞篷菲亚特车穿梭来往。司机们停下汽车，探出半个身子彼此交谈。摩托车和小轮摩托车在汽车之间穿行。空气极其浑浊，简直得戴防毒面罩。摩肩接踵，人人都在运动中，咖啡店就设在人行道和广场上。衣衫不整，完全无拘无束，朴素自然。
我们来到斯巴达克①及其战友殉难的街道。来到拉斐尔②的墓前。棺椁上写着：“在你生前，大自然嫉妒你。你故去后，大自然害怕自己也会死亡。”（大意如此）当时的感触是：徜徉在历史的街道上，跨越着一个又一个世纪。我们在台伯河的对岸旧城区一家餐厅用晚餐，在座的还有科苏塔、马卡卢佐、费拉里以及将要经常与代表团一起工作的人。行人停下脚步，听我们谈话，间或向我们表示一下欢迎，然后离去。随便，坦率，友好……
次日游览梵蒂冈。来到圣彼得大教堂和圣彼得广场。观赏了西斯廷教堂内米开朗琪罗③的壁画。
我们按照日程安排参观囚徒彼得教堂。这里是米开朗琪罗的第二个雕像群——《摩西》。我们站在圣梯的旁边。有一种成了某种奥秘的不礼貌的见证人的感觉。那些跪着沿陡峭楼梯拾级而上、希图得到宽恕的人们，他们的罪孽有多么深重呢？人无完人，都有过失，我们当中也有人到了该祈求宽恕过失的时候。但我们都匆忙而轻快地走了过去。没有时间。而主要是因为我们不是天主教徒。
傍晚时我们来到城市的高处，加里波第①及其妻子阿尼塔的墓前。极目望去，罗马城的绝妙景色尽收眼底。整个城市都建在丘陵之上。沐浴着橙黄色的落日余晖。在这个背景下，一处白色建筑物似乎带有某种挑衅的意味，那是国王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的纪念碑。行文至此，仿佛依然置身该处，仿佛又看见身披晚霞的罗马。
我们当然对名胜古迹甚感兴趣，不过也很想弄清意大利今天的生活，深入了解人们的衣食住行、医疗教育以及休息时间如何安排等情况。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好奇心，同时也想同自己国家做个比较。
以下是“社会学的”观察结果。意大利最好的酒是红酒。一双鞋价值2500～9500里拉，而平均月工资为10万里拉。两居室住房当时每月需付60里拉，三居室90里拉，最便宜的住房30里拉。首都许多区均有闲置房，另一方面却有数以千计的无房户，这在我们看来真乃咄咄怪事。私有业主掌握着价格，因此房屋闲置。
然后，我们前往西西里岛。此前意大利朋友从不冒险将客人往这些地方带，因为那是黑手党的天下。行程很短，只用了一个小时。巴勒莫的机场紧靠海边，周围是悬崖陡壁。最难忘的印象是从撒哈拉吹来的灼人的干热风——大名鼎鼎的西罗科风。
主人趁等行李的功夫给我们简单介绍了西西里岛的情况。这是个自治区，有自己的议会。人口400万。主要从事农业和与农业有关的产业。最尖锐的问题是60万人失业。该岛居民大量移民至西德、阿根廷以及拉丁美洲其他地方。
我们在海滨小城契塔过了4天，住在由国际合作社工作者联合会出资兴建的疗养院里。在西西里，白天出外游览实际上是去酷暑中烘烤。因此我们晚上10点才前往巴勒莫。该城建于公元前8世纪。令我们大为吃惊的是巨大的反差：新洋楼与小破房，设施完善的富人独家住宅区与肮脏不堪的街道，流浪汉比比皆是。夜间旅行别有风趣之处，就是登那座人人趋之若鹜的山。上山的路是沿着陡峭的盘山路攀登。有时会觉得我们正悬停在万丈深渊上方。我想，朋友们正是特意为我们安排了这样的惊喜。我们已登上顶峰。城市静卧在山下的远方，万家灯火恰似繁星点点。月光下的大海波光潋滟。这是小渔村旁名闻遐迩的马蹄形海湾。我们伫立良久，深深陶醉于眼前的景色，生怕吓跑了这无与伦比的美妙瞬间。
我们从另外一边下山，回到疗养院，在这里遇到一群又一群嬉皮士。他们的模样着实令我们目瞪口呆。大家久久地在街头徘徊，穷人很多，我们感到特别奇怪的是卖各种东西的小孩，因为夜已经很深了。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权力的考验（17）
然后我们乘大轿车穿过整个西西里岛前往伊奥尼亚海滨的陶尔米诺。印象是无法忘怀的：太阳烘烤下的山坡，橄榄树林和扁桃树林，椰树，柠檬、桔子、橙子的种植园。走了整整一天，一路歌声。我也在西西里岛天空下唱了自己喜爱的歌曲《俄罗斯》：我漫步在莫斯科郊野，青草芬芳，沁人心脾。
大自然充满爱恋，在我耳边，轻声细语。
极目远眺，秋日的朝霞映红天际。
我熟悉的小白桦，俯身向我，浅唱低吟：
俄罗斯，俄罗斯，亲爱的自由的土地，
俄罗斯，俄罗斯，我的祖国！我们乘法国的“卡拉韦利”离开西西里岛，前往罗马。从机场乘汽车来到佛罗伦萨。米开朗琪罗、达·芬奇、但丁、比特拉克①、马基雅弗利②曾在此生活和创作。为自己故乡增光添彩的佛罗伦萨人无法在此一一列举。游览佛罗伦萨无异于过节。我们参观了乌菲西博物馆、美第奇墓地和安葬有马基雅弗利、伽利略、罗西尼③、米开朗琪罗的施礼约翰教堂。我们还去了柴可夫斯基谱写《黑桃皇后》的楼房、陀思妥耶夫斯基完成小说《白痴》的地方。
9月10日前往都灵，会见了意共领导成员米努奇及其同事。据他们介绍，省内工业的发展、尤其是“菲亚特”的发展激化了矛盾。来到北方的70万工人中，有50万人来自南方。皮埃蒙特区本身就有相当大一部分农村居民流向了“菲亚特”。都灵市住房短缺，房租占了月工资的三分之一甚至一半。
我方有人说，其实我国的俄罗斯中部以及其他地方也有类似情况发生。匆忙上工业项目，导致农村破产，城市愈来愈不堪重负，人们沦为贫民。
我们参加了《团结报》节的活动。这是一次盛大的政治示威：有展览会，讨论会，群众集会，文艺演出。晚上的演出中，我们听了表示抗议的歌曲，观看了民歌演唱组合和米尔瓦的演出——就是那个米尔瓦！她演唱了布莱希特一首著名的歌曲。米尔瓦身着鲜红色的、像旗帜一样飘扬的连衣裙。
在罗马告别时，我们被授予意大利共产党成立五十周年金质纪念章，上面镌刻着意味深长的字句：“我们来自远方，并走向远方。”晚上在市郊举行宴会，有一批领导人参加。其中有贾恩·卡尔洛·帕伊耶塔，我们当时就认识了。大家在席间和饭后都畅所欲言。总之，这是意共与苏共的关系天穹上偶尔飘过几朵乌云的时候，还不是乌云滚滚，更不是暴风骤雨。那都是以后的事情了。
1972年，我率领苏共代表团前往比利时。比利时共产党正在走出危机，这场危机的根由是该党在苏共二十大后分裂为对立的两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然而甩掉历史包袱的过程是相当痛苦的。我认为，首先是因为苏联的改革进程让赫鲁晓夫自己中断了，而到勃列日涅夫时期，更是彻底陷于停滞。我国不仅在努力摆脱赫鲁晓夫的“异端邪说”，而且在让斯大林主义借尸还魂，并使之改头换面，以适应新的形势。
我们是在该党主席德留莫去世后来到比利时的，党员们要解决领导人的问题。路易·万·海特当选为主席。比利时人对苏联和苏共的情况、尤其对我们的民主前景持批判态度。我们要消除对方的疑虑，颇非易事。我们说，苏联承担着同帝国主义做斗争的主要重担，这既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条件，又影响到社会的性质。只得牺牲许多东西，不可有丝毫松懈。我们应当做到保持警惕，召之即来，纪律严明。这一切都符合社会主义与和平的利益。总之，无非是通常的那套宣传鼓动部门竭力向我们灌输的意识形态偏见。当时，统治我们思想的仍然是资本主义包围综合症，它是我们对付任何“腐朽自由主义”的屡试不爽的论据。
这次出国我遇到许多现象，这有助于认识各个国家所面临问题的共同性。其时比利时正围绕着语言、社会经济发展、瓦罗尼亚和佛兰德权力机关的机构与权限等问题进行激烈的讨论。当时我们就已看到忽视生态环境会带来什么恶果。比利时的河流完全成了工业与城市废弃物的排泄处，成了疾病的来源。几年之后我听说大部分河流均已恢复生机，又有鱼儿出没了。就是说，人可以阻止日益迫近的生态危机。
除布鲁塞尔之外，我们还去了列日、阿登、沙勒罗瓦、安特卫普、根特、布吕赫。有一天主人向我们建议去一趟荷兰。我们清早出发，沿途看见了有趣的情况。一连许多公里，人们都在擦洗道路两旁的房前屋后，清扫柏油通道，在花园里翻地。我想我们离这个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呢，如果说可以达到的话。
边界到了。我掏出护照，但谁也没有来检查我们，其实根本就见不到人。有一个兑换处，可以将法郎换成荷兰盾，如此而已。我们的反应不难猜到：“万恶的腐朽的资本主义连边界也没有。”我们对外部世界的想象有多么失真，这是又一例证。
阿姆斯特丹有北方威尼斯之称，这里有无以伦比的建筑，纵横交错的运河，港口里停泊着悬挂有各种旗帜的数十艘船只。我们在海滨漫步，前往嬉皮士安营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