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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自己想办法了。这时心生一计：一年半至两年内在养禽业管理局建起新的设施，将整个养禽业集中在28个大农庄内。把部分计划采购任务交给养禽业管理局。将所收购的个人饲养的家禽通过合作社供应边疆区居民。于是我决定同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副主席Н。Ф。瓦西里耶夫见面。他主管农业工作，并且是全国有名的畜牧综合体建设的狂热信徒。我的打算是：得到对发展养禽业计划的批准，饲料就会随之而来，因为养禽业管理局是俄罗斯的特权。这叫什么，是狡猾的手腕吗？也许是吧。但我没有违背自己的良心，因为斯塔夫罗波尔给国家提供了大量的粮食。
瓦西里耶夫热烈支持这个倡议，斯塔夫罗波尔在两年时间内实现了这个计划。边疆区党委实际上暂停了所有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一切生产建设，建筑单位的设备都用于修建养禽综合体了。边疆区各城市也参与进来。到我前往莫斯科就任新职时，禽肉产量已从11000吨增至4 4000吨。与此同时，开始实施支持个人副业、在城市周围建立园艺合作社的计划。他们所生产的产品用来供应边疆区居民。局势缓和了，而且可以管许多年。
当年曾扎实认真地致力于边疆区的工业化，致力于城市和区中心的发展。斯塔夫罗波尔成为电子工业、电力设备工业、化学工业、水泥工业和机械制造业地区。新发电厂的建设和旧厂的改造使边疆区摆脱了常年缺电的困扰，后来电力还送到了邻近的州。此外，给居民点安装煤气设备，修建道路，不仅将各城市和区中心联结起来，而且大部分村镇都通了公路。完成了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现代化计划。
生产建设使社会领域的问题变得尖锐了，尽管也提供了新的机会。如果说在工业发展的最初阶段这些问题退居次要地位，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就得优先予以考虑了。中央的各个部委纷纷派人到斯塔夫罗波尔来，请求建立新企业、扩大老企业，我们提高了要求，将社会问题作为重点。让集体农庄也来参与解决社会问题。制定专项计划已是刻不容缓，斯塔夫罗波尔的科学工作者参与了计划的制定。诚然，他们的力量尚嫌不足。于是我们又与首都的科学中心携手合作。这提高了工作的整个水平，使我们的地区政策具有了更加充分的根据，避免了工作中的失误。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权力的考验（6）
斯塔夫罗波尔拥有一批得天独厚的高加索矿水城疗养地，它们在国内历史最长，享有盛誉。此外还应加上卡拉恰耶夫－切尔克斯的旅游招待所，这里冬天和夏天都要接待数十万人。斯塔夫罗波尔人一直为此感到自豪，同时也因此带来不少麻烦：每年有250万持疗养证的人，还有数量多出一倍的私人自费旅游者，要接待他们，为他们提供服务，谈何容易。疗养地爆满。此外，它们也无法满足服务方面的巨大需求，疗养地的基础需要扩大。在柯西金、马祖罗夫、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支持下，终于做出了关于对高加索矿水城疗养地进行改造的重大决定。改造工作完成后，城市面貌大为改观，各种设施也大为改善，随之而来的是真正的 “疗养地热”。许多疗养院、汽车旅行者宿营地、旅游招待所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开始形成。耗资巨大的矿水城机场改造工程顺利完成，该机场已成为国内大机场之一。
我边写边想，读者该不会对生产细节感到厌烦：收成，干旱，灌溉，道路，疗养地等等。没完没了的计划，制定，全会，给中央的报告，竭力讨好高官，与顽固落后分子斗争……
身居“省长官位”者当中，大概也有当官做老爷、把事情统统交给属下去办的人吧。不过据我所知，大部分“第一把手”都干得很苦，并且在这一需要高度紧张和劳神的重要岗位上迅速地衰老。
当时我就愈来愈多地想到：这样的制度是否理智，因为几乎一切都取决于“掌柜”打通门路的能力和随机应变。为什么任何好像完全符合公众利益的创举都会受到怀疑，甚至马上就会遭到猛烈抨击呢？体制如此难以接受革新，如此排斥革新者，该作何解释呢？
脑子里也还有其他一些“不安分”的想法，却没有空闲时间去认真考虑这些。我日日夜夜都在为如何实现自己的打算、如何使边疆区的发展具有另外一种力度而绞尽脑汁。主要是为将来创造前提条件。许多事情都取决于我的努力，然而我孤军作战，打算依然停留在良好的愿望上。
提供机会
我的干部工作方法（为每个人提供表现自己的机会）已经证明是正确的。有些人确实能够发挥自己的能力，有些人则感到他们无法胜任新的任务，要求换个工作，或者干脆退休。我不敢说事事如意，因为干部更新波及到边疆区的所有生活领域，不过我觉得这项工作进展迅速，并未出现特别的艰难曲折。
我与边疆区党委其他书记的相互关系遵循着一条规则，那就是：原则问题上大家商量，其他事情完全独立处理。监督权在我手里。也许有人觉得这是真正的放任自流。不过那只是最初的印象。其实谁的价值如何，很快可见分晓。
书记们都明白这一点，每个人都很快体会到了自己的作用和责任，只有热兹洛夫把这个原则当成可以利用自己的地位为所欲为的机会，依然故我。我开始听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怨言。只好直言相告了。我的谈话他觉得难以接受，继续走下坡路：酗酒，打猎，钓鱼。只得免去他的职务，让他退休。由40岁的维克托·卡兹纳切耶夫接替。
在新的情况下，伊万·利霍塔的日子也不好过：从前对库拉科夫和叶夫列莫夫百般巴结，从中捞到好处，这一套在我这儿却吃不开。加之年轻干部也逼得他没有办法。他明白这一点，便自己申请退休。由毕业于苏共中央社会科学学院的阿纳托利·科罗别伊尼科夫接替，比他小15岁。
按照所有各州遵循的惯例，我是边疆区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执委会又是经边疆区苏维埃公开表决产生的。然而第一书记对苏维埃的影响绝不是由此决定的，而是因为苏维埃内的一切任命均需经边疆区党委认可。这就是那个体制简单而且无所不包的机制。
头几个月的工作表明，市委和区委的第一书记不好好更换根本不行。我没有去等边疆区党组织进行新一轮选举。不能说这个过程十分简单，最初也曾影响到工作，不过后来的结果是得大于失。党委书记向我倾诉探索的困难，许多人不仅成为我工作中的台柱，而且成为私交甚笃的人。
在整个党内职务等级制度中，市委和区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是最困难和最重要的。它要求一个人既是政治家又是实践家，既是精神教导者又是组织家，既是内行的领导人又是策略家，甚至可说是战略家，尽管是区一级的战略家。最让人感到吃惊的是，主要的东西——交际心理学、做人的工作的本领从未有人教过。只有指望领导者天生的个人品质，指望这样一种认识：人们如果不是奉命或者被迫地干，就会干得更多更好，不过一是要有兴趣，二是要对他们关心体贴。区委书记应当具有一整套优点。物色这样的人就相当困难。正因如此，我将合适的人选都推到区委第一书记的岗位上，采取递补成员的办法。我受到苏共中央的批评，但并未因此止步。这可是关系到事业所迫切需要的人啊。
在担任区委第一书记的人当中，维克托·弗拉基米罗维奇·卡利亚金系兽医学副博士，原任国营养羊场场长，而雅科夫·伊万诺维奇·丘马切夫系大集体农庄的主席。格奥尔基·萨维利耶维奇·胡尔塔耶夫和伊万·彼得罗维奇·科舍利此前任区农业局局长，伊万·安东诺维奇·托尔斯泰则是区执委会主席。其中每个人都有着鲜明个性、风格和工作方法。
伊帕托夫区委书记卡利亚金学识渊博，兴趣广泛，具有杰出的组织才能。他不仅善于鼓动人，而且会施加压力。他经常表现为一个行政官，他需要下不少功夫，才能放下“场长的架子 ”。而丘马切夫的力量就在于他使人们可以表现出独立性。他待人温和，不施加压力。科舍利则有另外一种领导才能。我是在共青团边疆区委工作时了解他的，至今仍记得他那沉稳低沉的嗓音，记得我们的谈话。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权力的考验（7）
他成为难弄的、与卡尔梅基亚区和伊帕托夫区交界的阿帕纳先斯科耶区的领导人，从旁观察一下卡利亚金与科舍利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取得优异成绩是很有意思的。卡利亚金靠的是激情、气魄、刚毅。科舍利则愈来愈显得沉稳，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没有外在的做作。最重要的是随着这些有文化有经验的人的到来，领导工作、管理工作的新风格便确立了，并确立了新的优先地位。
这是一批年轻的新书记。然而老书记中也有出色的组织家，他们忠于事业，从不计较个人名利。从纯仁爱的角度出发，其中大概最有意思的是格里戈里·基里洛维奇·戈尔洛夫。他曾参加战争，系政治指导员，落入包围圈，身负重伤。他躺在坦克下面进行还击，给自己留下最后一粒子弹，坚决不当俘虏。他失去知觉，已经不记得自己人是如何将他解救，又是如何在医院里锯掉一条腿的。
这是一个特别正直而勇敢的人，不知疲倦的劳动者。当选为伊佐比利内区第一书记，该区离斯塔夫罗波尔市不远。区内百业凋敝，条件恶劣。沙尘暴和土壤侵蚀将当地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拖入绝境。戈尔洛夫使这个区得以振兴。想想看吧：拖着假腿、拄着拐杖跑遍无边无际的田野和峡谷！1973年，他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
卡利亚金、丘马切夫、戈尔洛夫都是农村区委书记。新人与他们一起进入城市党委会，进入边疆区党委会。就其共同的行为风格、文化、扎实的基础教育甚至仪表而言，他们仿佛代表了能够把握时代脉搏的新的一代。
我第一批提拔出来的人当中有弗谢沃洛德·绥拉菲莫维奇·穆拉霍夫斯基。我和他起先在共青团共事，后来又开始学习做党的工作。穆拉霍夫斯基先后主持过基斯洛沃茨克和斯塔夫罗波尔市委、卡拉恰耶夫－切尔克斯州委的工作，在此期间他的才能得到最充分的发挥。我完全有理由在我当选中央书记时推荐他担任边疆区党委书记。
穆拉霍夫斯基调至莫斯科后，由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博尔德列夫接任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他出身于库班哥萨克。早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我前往新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出差时就认识他。他当时19岁，担任共青团区委第二书记。博尔德列夫在财政金融学院和党校毕业后回到边疆区党组织，并于1978年根据我的提议当选边疆区党委书记。他很有才干，性格坚强，很难接受苏联解体的现实。他无法接受俄罗斯政府的政策，与我的一些同乡一样不肯拿良心做交易，退休不干了。他至今也不得安宁——那还用说，“仍然站在戈尔巴乔夫一边”。不久前听说他身患重病，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尽力相助，好像已经转危为安。
至于另外一个我提拔的人韦尼阿明·格奥尔吉耶维奇·阿福宁，我与他到了某个阶段便分道扬镳了。他是从化学联合企业调来当市委书记的。阿福宁很难进入新的角色，他在新的岗位上就像是大象进了器皿商店。不过在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便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能，为城市和居民办了不少好事。将他调到中央委员会当部长、后来又推选为古比雪夫州委书记，我都认为是对他的才能的一种承认。遗憾的是，随着80年代改革的开展，他竟成为旧体制的狂热捍卫者。
我在斯塔夫罗波尔进行的改革工作中，曾得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卡拉什尼科夫的十分重要的帮助。他是个知识全面、兴趣广泛的人。我提拔他为边疆区党委主管农业的书记。后来他成为俄罗斯联邦土壤改良和水利部长，1984年又成为苏共伏尔加格勒州委第一书记。他的事情进展顺利，后来出现了麻烦，他只好下台。卡拉什尼科夫对改革有自己的看法，不过我认为这并没有什么不好。有一次看电视，我见他置身于正统共产党人同仁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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