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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1月在总结和改选的代表会议上，我再次当选为共青团边疆区委第一书记，几周之后，库拉科夫就把我叫去，建议从共青团的工作转到党的工作。当时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边疆区党委派驻各地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生产管理局的党组书记。1962年3月，我成为边疆区党委派驻斯塔夫罗波尔管理局的党组书记，该局将市郊的施帕科夫斯基、特鲁诺夫斯基和科丘别耶夫斯基三个区联合到一起。对于物色党组书记一事十分重视，我也和其他人一样，为此还被请到苏共中央去谈话。
我专心致志地投入了新的工作。我整天跑农庄，常常连夜里也搭上，为建立新的管理机构而奔忙，相信指靠内行就一定会有收获。我留任边疆区党委候补委员，经常与库拉科夫见面，他仍一如既往，交给我各种任务，邀我一起到区里各处视察。
因此，1962年夏天发生的事情就更加显得意外了。
边疆区党委开会讨论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致农业劳动者的公开信问题。这样的公开信当时多如牛毛。那些对宣传鼓动部长И。К。利霍塔没有好感的人挖苦他是“聪明得像掉到头上的砖头”，他突然对我发难，说我犯有对社会主义竞赛估计不足和其他类似的毛病。我起来反驳，于是出现了互相争吵。库拉科夫建议成立调查组检查我的工作，在8月7日的边疆区党的积极分子会上，库拉科夫完全“把我出卖”了。他说我“在落实中央公开信的工作中不负责任”，他的发言不够公正，言辞激烈，态度粗暴。
我急切地想起来反驳，却一直得不到发言的机会。在返回区里的路上，我的同路人、老资格功勋农艺师、昔日“穿蓝工作服者”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恰钦见我还在生气，便问道：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你是不是还在为没有让你发言怄气啊？”
“那当然啦，”我回答说。“这不光是申斥，还是毫不客气的攻击。难道可以这样吗？别看我很敬重库拉科夫，我可不吃他这一套。”
恰钦宽厚地看了看我。
“好吧，就算你发言了，讲了你的意见。你以为你就能让大家都相信你是对的、库拉科夫不对吗？荒唐。好吧，好吧，”他斜着眼睛看了我一眼，接着说道：“万一是另一种情况：你发言了，积极分子不管怎么样，全都支持你。那么库拉科夫呢？你真的以为他就把你的这桩事忘了吗？你是了解他的脾气的。所以你就听我的一句忠告吧，记住：最好的发言是没有念出来的。”
这件事之后，一些同事开始把我看成不可救药的人。当机关的一位女同志搬出库拉科夫来让我写一篇关于我的工作经验的材料时，我简直是受宠若惊。
“苏共央正在综合关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联合体党组织的最有意思的材料，”她说，“费奥多尔·达维多维奇①认为你的看法正好合适。”
11月底，根据中央全会的决议开始了上面提到的将党组织按照生产原则一分为二的〃伟大〃实践。库拉科夫邀请我到他那边去，岂料他居然建议我调到新成立的农业边疆区党委去当组织部长。我于1963年1月1日走马上任。
因为苏共已经取代了一切，实际上不仅是充当领导，而且履行了管理社会的功能，与其他部相比，党的组织部就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该部所管的问题范围也相当宽泛：除了边疆区党组织的组织工作而外，还要“照管”苏维埃、工会和共青团的工作。
不过主要的是，干部都在组织部的主管范围之内，这里包括各级官员，大大小小的各种重要职务，从非同小可的党内职务到工厂厂长、国营农场场长和集体农庄主任。也就是党内行话所说的“选拔、分配和培养干部”。这首先是保证边疆区党委掌握实际的权力。
在局外人看来，干部工作无非是缠讼不休的处理公事的拖拉作风，审理机构的纠纷，其他不大值得称道和不大令人愉快的事情。这种看法在某种程度上并没有错，组织部往往是在搞阴谋，断送人的前程。但是我给自己提出了另外的“超级任务”……
第一部分：初试锋芒党内仕途的开始（2）
我的“超级任务”
大学毕业后的七年工作，使我获益匪浅。我跑遍了斯塔夫罗波尔的山山水水，结识了数以千计的人，有机会观察其中许多人在城市和区里、在边疆区首府的工作。谢苗·瓦西里耶维奇 ·卢岑科系资深集体农庄领导人大军的一员。早年间他给一个名为“无产阶级意志”的小农庄主任开车，农庄主任平庸无能，还是个酩酊大醉的酒鬼。农庄庄员终于忍无可忍，将他赶下台去，让卢岑科取而代之。逻辑极其简单：
“谢苗，你拉着他把哪里都跑遍了，他的胡作非为也全都看见了，你就来个反其道而行之。会搞出点名堂的。”
应当说，大家没有把他看错。他把生产搞了上去，使农庄站稳脚跟。后来“无产阶级意志” 联合10个小农庄，成为一个大集体农庄。卢岑科把它也办成了全边疆区最好、全苏联有名的农庄。他们善于利用山前地带的有利条件，开始连年丰收，畜牧业也蒸蒸日上。然而要从所生产的产品中获得最大的好处，还得靠卢岑科的机智。他性格刚强，敢于按照集体农庄章程办事，章程毕竟赋予了集体农庄领导人一定的权利。集体农庄将余粮拿到市场上出售，比卖给国家获利多得多。卢岑科建起了水果、蔬菜和油料作物的小加工厂、面包房；其产品通过合作社和农庄市场出售，这一切都增加了收入。就为自己的精明强干，卢岑科不止一次地受到公开批判，也曾有过将他撤职的打算，但农庄庄员都不让自己的主任受欺负。
人民器重他，当然首先因为他是领导，但人品也是主要因素。此人与众不同，当然是颇有才干，具有与生俱来的智慧，且颇有几分纯粹农民的狡猾劲儿。他没有读几天书，别看履历表上写的是七年制中学毕业。然而家中藏书却琳琅满目，令人吃惊。他每天挑灯夜读，据他自己的说法，特别喜欢“讲农民的书”。总之，他来自人民，始终留在人民当中，不像有些人来自人民，目的却是永远不再回去。
在我任党组书记期间，还曾有幸同另外一位不同寻常的人相遇，他就是瓦西里·安德烈耶维奇·伦金。
伊里奇遗训集体农庄的田野位于斯塔夫罗波尔高地的支脉，在距边疆区首府不远处一片美不胜收的自然区内。这里地下往外冒着洁净的泉水，别什帕吉尔镇即因此而得名，它在突厥语中意为“五眼泉”。尽管拥有得天独厚的美丽景色和肥沃土地，农庄却日益衰败破落。
从前的农庄主任叫奇若夫。此人平庸无能，而且极不正派。他之所以能在农庄主任的交椅上坐上几年，全仗着一小撮应声虫的捧场，这帮人当然并非毫无私心。农庄庄员目睹这一切，纷纷搞起了个体经济：总得活下去啊。他们种植蔬菜，饲养家禽家畜。运到斯塔夫罗波尔去出售，顺手牵羊地再摸上点农庄地里的东西。结果，集体农庄每况愈下，到了完全衰败破落的境地。
于是，我就同区集体农庄管理局局长亚历山大·布德科一起决定撤换农庄主任，换上了瓦西里·伦金。
伦金在科丘别耶夫区一个农庄当总农艺师。他上的是函授大学，但精通庄稼活，而且具有与人打交道和将他们团结起来的特殊本领。总之，这个人很有意思，我坚信只要给他提供机会，提供个人活动的空间，他就可以真正地大显身手。
几年过去，农庄已是今非昔比。伦金实行了经济核算，实行以生产队承包为基础的新的劳动鼓励办法。人们对工作的态度变了，收入连年增加。随着收入的增加，村子也开始进行配套建筑工程。伊里奇遗训农庄声名鹊起，开始有人来这里取经。
在斯塔夫罗波尔工作期间，曾不止一次地去看我的“教子”，我见庄员们在为伦金祈祷。因此别什帕吉尔的“五个泉眼”都已水流如注。
凡此种种事例说明，许多事情都取决于干部。我认为自己的“超级任务”就是支持、必要时出面保护有才干的、往往一意孤行的干部，坚定不移地撤换不懂行、文化水平不高、不善于也不愿意同人们建立正常关系的干部。
这也决定了工作方法。这全然不是坐办公室的、文牍主义的工作。我经常在下面跑，与人打交道。各农业区都接受了这个做法。库拉科夫不仅表示支持，而且主张使这一工作具有计划性。这样就诞生了干部培养计划。
有一天我又来到了苦干沟。这次来是因为对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布列斯科夫的工作感兴趣。他是1958年取消地方机器拖拉机站之后过来的，原先是拖拉机站站长。当选为农庄主任，那年他36岁。这位前线战士身负重伤后脸上布满了深深的伤疤。不过不难猜出，他原先岂止讨人喜欢，还是个美男子呢。
布列斯科夫一来，苦干沟历史上的纪年便发生了变化。新主任一上来没有同庄员们谈生产，他提出搞村庄的配套建筑。第一次开会没有人相信他，都以为这是个怪人。于是布列斯科夫拟定了公用设施和房屋建筑计划，谈妥了贷款，找到了工程承包人，又走家串户，与最有影响的庄员交谈，并在会上再次提出问题。这次人们相信了，明白了这不是个“临时工”，而是当家人。计划也批准了。
我同布列斯科夫早在当时就相识，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同志关系。我给他帮过一点忙：支持了他在苦干沟的忘我劳动。岁月流逝，列宁集体农庄已成为边疆区的一个先进农庄。原先的破败景象早已踪影全无。不是不大透光的茅草房，而是质量很好、设备齐全的房屋，街道铺上了沥青路面，有了学校、图书馆、医院、漂亮的文化宫。前些年逃往四面八方的人们纷纷返回家园。后来，申请加入这个著名农庄的人排起了长队。布列斯科夫两次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1973年荣膺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他当之无愧。
结识有意思的人也有从个人问题专案开始的。农业边疆区党委会议上提出了开除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捷列先科党籍的问题。库拉科夫问道：那里出了什么事情？
第一部分：初试锋芒党内仕途的开始（3）
“据说有个神经失常的农庄主任夜里用步枪打死庄员的牲口。”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①，你去一趟，就地把问题弄清楚。”
捷列先科领导的共产主义之路集体农庄位于距斯塔夫罗波尔约300公里、与达吉斯坦和车臣－印古什交界的地方，地处起伏不平、半沙漠的草原。我到了那里，与主任见面相识。我看这是个讨人喜欢的小伙子，三十出头，几乎与我同年。
他向我讲了自己的经历。1953年从部队复员后，在自流水国营养羊场当兽医士和畜牧工作者；1955年入党，毕业于函授农业学院，1961年当选为农庄主任。他接手后一看，人们对一切都丧失信心。捷列先科曾尝试像布列斯科夫那样从村庄的配套建筑入手。开始建设现代化的新村，种树，种玫瑰花。事情却毫无进展。大部分农庄庄员都是诺盖人，诺盖人祖祖辈辈都过着游牧生活，他们的传统中就没有设施完善的生活和定居地。
为了设法把人们团结起来，捷列先科组织了合唱队，农庄管委会规定人人必须参加。捷列先科自己也唱。尽管他的周围聚集了一些志同道合者，农庄的事情仍然毫无头绪，变革起来很难。人们不相信集体农庄，出工的只有一半农户，其余劳动能力很强的人，当然都是老头，搞起了个体经济。夜里就出来偷。偷盗集体农庄财产已成家常便饭。
“就是过的这个日子，”尼古拉忧郁地说。
那年在捷列先科及其战友的努力下，苜蓿、玉米、一年生草等的收成都很不错，但这一切都成了夜间偷袭者的猎物。捷列先科忍耐过，劝说过，羞辱过，偷盗却愈演愈烈。他终于忍无可忍，按捺不住，操起一杆小口径旧枪，就朝那些拉着偷盗物品的毛驴开火。
当然捷列先科有错误。不仅因为他采取了这样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他作为领导人本应关心庄员的家庭，帮助他们发展个人副业。何况集体农庄也无法向农民提供应有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