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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共青团工作中的“教育活动”愈来愈被赫鲁晓夫发起的一个接一个的经济运动给挤掉了。我很快就开始明白，党团机关的工作也自有其阴险之处。它提出现成的“游戏规则”，将你塞进某种死框框。这里，在共青团机关，也有很大的从真正的社会工作变成当官做老爷的危险，我当初从检察院出来就是想避开这个东西。
这个青年政治组织其实并无任何独立性可言，实际上充当苏共的“分包人”。此外，共青团任何级别的任何采取独立行动的尝试，不仅不受欢迎，而且被当成危险的事情。党组织把直接领导经济的职能揽在自己身上，自己成了经济机关不算，希望共青团也照此办理。一切都通过经济成就来评价。经济上有成就，那么党组织和共青团都干得不错。要是没有成就，那么政治工作就一钱不值。
最令人感到吃惊的是，探索活跃的、人道的工作方式的做法，往往（说得轻点是）得不到各级党委的理解。我去苦干沟和当地农庄（由于命运的作弄居然冠上列宁的名字）后留下的印象，上面已经讲到。在那里呆了几天，意见听了一大堆，都是冲着经济崩溃和暗淡无望的生活。然而最让青年人感到压抑的，则是那种完全与世隔绝的感觉。得想想办法。
第一部分：初试锋芒初试锋芒（3）
我决定就此与专家们一谈，专家基本上也都是年轻人。一致同意年轻人需要交往的意见。决定成立几个政治教育和其他方面的小组，正所谓“凿开一道通向世界的窗户”。举行了最初的几次活动。参加者不仅有年轻人，也有上年纪的人。大家表示希望定期活动。坚冰打破了。出差结束后，我到区党委去找第一书记德米特里耶夫。我向他讲了我在苦干沟的所见所闻和所做的工作，将全部意见和盘托出，便回到了斯塔夫罗波尔。
没过一两天，边疆区党委把我叫去：你在那儿出了什么事？
“没什么特别的，”我说，“不过印象很糟糕。”
“据区委书记讲，边疆区团委来了一个叫戈尔巴乔夫的人，他没有整顿秩序，加强纪律，没有宣传先进的生产经验，却成立了一些‘示范性的小组’”。
我一时目瞪口呆，过后才明白过来。德米特里耶夫是这样推断的：戈尔巴乔夫到了边疆区党委，肯定会讲村里的生活情况，讲对人不关心。于是老谋深算的德米特里耶夫决定来一个“ 先下手为强”。至于苦干沟农民的贫穷和不幸，自然是只字不提。
同德米特里耶夫的第二次冲突，也具有这种性质。那是后来我担任边疆区团委书记时的事情。开始了又一次扩区的运动，他借此机会尽量把自己手下的红人都安插到重要岗位上。下面怨声载道，我只得马上出发了。我同共青团员见面，安慰他们，后来又到德米特里耶夫那里，我斩钉截铁地对他说，改组并不是打垮现有的社会机构和任命“合适的人”的借口。我回到斯塔夫罗波尔，又把我请到边疆区党委去。原来德米特里耶夫已经来过电话了，他说，这个戈尔巴乔夫来了，你们得看着他点儿，他显然在帮倒忙。
同我的共青团同事相处也不是一帆风顺。我的大学学历无疑使我具有一定的优势，在就一般的问题发生争议时，我按照大学生习惯马上卷了进去，并提出也许对方意料不及的什么论据，表明他们的观点站不住脚。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追求真理，带着辩论的激情。
可有一次边疆区团委开会时，有人却公开责备我“滥用”大学的教育程度，然后在较小的范围内对我说：
“米沙①，你知道吗，我们喜欢你，尊重你，为你的知识，也为你的人品，可是机关里许多同志一旦在争论中显得像个无知的人甚至傻瓜的时候，就感到很委屈。他们只念过夜校的十年级，这难道是他们的过错吗？”
我认真地对待这个意见。而主要是帮助其中许多人到大学继续深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
1956年春天到了。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在大会秘密会议上的报告成了全国某种政治上和心理上的震动。
我在边疆区党委看到了中央的通报信，信中几乎逐字逐句地将那篇报告叙述了一遍。我赞成赫鲁晓夫的大无畏行动。我并未隐瞒自己的观点，当众表明了立场。但我发现机关中对于报告的反应相当混乱，甚至可以说是张皇失措。
这种感情是可以理解的。几十年来，整个党的工作、我国社会的整个体制都是建立在斯大林的威信之上的。一切都靠这个来说明和辩解。可如今“基础”垮掉了。每个机关工作人员所遵循的铁的纪律精神要求服从中央的新方针，但是远非每个人都能领会和理解这个方针。许多人不露声色，静观事情的进一步发展，等待下一步的指示。
问题出现了：共青团该作何种反应？大家达成了一致意见：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应当参加向青年宣讲二十大精神的工作。我们的行动计划已得到边疆区党委的批准。我被派到新亚历山大区。我在那里遇到的情况可说是比较典型的。我下车伊始，便去拜访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 Н。И。韦列坚尼科夫，他在了解我的任务后，深表同情。据我的理解，他认为我简直就是在充当“炮灰”。不管怎么说，他自己是手足无措，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实话对你说吧， ”他说，“老百姓对谴责‘个人崇拜’接受不了。”
我知道这种拿老百姓当借口是什么意思，那往往就是机关工作人员的情绪。于是我决定必须亲自去体察人们的情绪。我在区里呆了两个星期，每天会见共青团员，与共产党员谈话，印象是复杂的。“个人崇拜”的话题在我的有些谈话对象那里，尤其在青年和知识分子以及在某种程度上接触过斯大林大清洗的人们中间，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另外一些人根本不肯相信报告中列举的事实，绝对接受不了对斯大林的活动和作用的评价。还有一些人（这种人还不少）并不怀疑事实的真实性，他们老提同一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要“家丑外扬”？为什么要公开谈论这件事情，把人们的思想搞乱？
我对许多普通人头脑里形成的那种对于大清洗的解释也大感吃惊。据说斯大林在30年代清洗的，是那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人。他们遭到了报应。这样的说法居然出现在一个曾经历腥风血雨的30年代大清洗的边疆区！
在“上层”，有人是出于直觉，有人是完全自觉地，反正大家当下就明白了，批判斯大林，就是批判体制本身，就是对体制的存在构成威胁，因而也威胁到当权者的平静安宁。最初贯彻二十大决议的会议上，各级领导听到人们提出的“你们当时都到哪里去了？”之类的问题，这一点就更明显了。
第一部分：初试锋芒初试锋芒（4）
时任苏联驻匈牙利大使的安德罗波夫后来讲到，二十大刚刚结束，当时的匈牙利领导人拉科西就突然邀请他去打猎。两人单独在一起时，拉科西用俄语说道（他显然指望谈话内容会传达到莫斯科）：“这么干不行。没有必要仓促行事。你们在代表大会上干的事情，那是一场灾难。我还不知道它在贵国和我国会怎么表现出来呢。”
初到区里我就明白，需要的不是大会讲话，而是推心置腹的友好交谈。我将此次出差的观察和建议都向边疆区党委作了汇报，引起人们的兴趣。似乎一切都还过得去，但是我没有觉得满意。我自己的问题反而更多了，其中许多都没有答案。我明白了，主要原因之一是赫鲁晓夫的报告。报告没有分析，没有“推论”，甚至可以说带有个性鲜明、激烈揭露的性质。没有论证，而是刺激人们的神经。将许多极其复杂的政治过程、社会经济过程、社会心理过程的原因统统归结为“领袖”本人不良的个人品质。本来应当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可是，唉 ……
二十大之后不久就开始出现的“回潮”迹象，使混乱和不满情绪有增无减。听说中央就赫鲁晓夫报告所发的通报信已经收回。《真理报》转载了中国《人民日报》《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文章中说，斯大林“体现了人民的意志，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杰出战士”。
最后，6月30日中央做出《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定》，决定指出斯大林的功绩和 “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忠诚”，还说任何“崇拜”也无法改变“我国社会制度的本质”。
无论如何，二十大给社会一个极大的推动，它为重新评价内外政策、分析历史事实奠定了基础。然而这个过程反反复复，旧势力不甘心就此让步。
责任更重了
1956年8月，我在边疆区团委干满了一周年。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出差中度过的。这段时间我与斯塔夫罗波尔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至少我了解他们的问题。尽管如此，关于我可能选为斯塔夫罗波尔市团委第一书记的谈话仍然使我这个新市民感到十分意外。不过对我的提名在选举中得到支持，我便在9月份走马上任。
从何入手？我考虑了很久。问题很多，中学毕业生以至大学毕业生的工作不好找。生活没安排好、并非出于本意的无所事事以及由此引起的消极东西，斯塔夫罗波尔全都存在。另一方面，二十大以后，社会上，特别是青年人中间，人心动荡，期望值在提高。显而易见，工作的内容和形式必须改变。
我从创立城市辩论俱乐部入手。后来，到60年代，许多城市都出现了类似的俱乐部和“口头杂志”，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千篇一律的思想工作方式。可当我与师范学院教研室主任拉里翁 ·阿尼西莫维奇·鲁坚科着手在斯塔夫罗波尔创建这样的俱乐部时，那还是闻所未闻的新事物呢。
第一次辩论的题目似乎相当地无害，叫做：“谈谈兴趣”。然而我们在补充问题中对其所作的解读，却涉及了青年生活中最尖锐的问题。我们邀请所有愿意参加辩论的人都到教师之家来。反应是说来就来。警惕性高的好心人马上给省委书记打电话：“在市中心……一种掩饰 ……明显的挑衅！”
第一次辩论顺利进行。争论激烈，大家争得脸红脖子粗。后来是第二次，第三次。会场挤得水泄不通，过道里、台阶上都坐满了人。衣帽间没有地方了，人们就把大衣放在手上。只好再找一个大点的会场。它便是民警俱乐部！
我主持俱乐部的每一次会，而其中的一次终身难忘。是关于文化的争论。涉及了问题的方方面面。一个年轻小伙子十分激动地谈起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文化。他说，文化首先是人本身以及他的千百年的全部历史，我们却仅仅将其归结为一种形式——意识形态。向我们头脑里灌输的东西，歪曲了文化的概念本身。
鲁坚科和我都投入进攻——“捍卫社会主义”。我们说，正是社会主义继承和接受了人类精神遗产的全部财富，只有它为千百万人开辟了通向文化的道路。还引用了大量其他的论据，我们确实相信这些论据。我们的“意识形态对手”不太擅长公开辩论，于是我们大获全胜。
然而当时我考虑得最多的，是我们如此珍视的辩论俱乐部可能遭到关闭。
对于我市善于思考的年轻人来说，我们的俱乐部成了最喜爱的聚会之地。人们开始在大学生和工厂的集体中组织这样的辩论。所讨论问题的范围扩大了。然而这一切大多涉及生活的精神范畴，我很清楚，相当大一部分青年与其说渴望争论，倒不如说渴望具体的实际行动。于是继俱乐部之后我们又创建了共青团侦缉队。我不知道它是否属于全国的第一批，反正在此之前我从未听说过类似的组织。
这个主意的产生，不仅是因为我们正在探索发挥青年人充沛精力的方式。如上所述，斯塔夫罗波尔有一部分青年人仍处于“无人认领”状态，他们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有益的事情。无所事事肯定会滋生酗酒、流氓、偷盗等恶习。民警试图通过自己通常的办法加以遏制，但收效甚微。于是城市里出现了机动的侦缉队，纪律严明，勇敢坚决，在自愿的基础上由本市的青年组成。通过市苏维埃执委会，我们在每周的三天（星期三、星期六、星期天）让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