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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腐败也不会把它用在孤儿身上。诸如此类的借口一再用以证明他们的清白无辜。中产阶级一直自视为整洁、善良和诚实，但他们在工厂中雇佣儿童、在婚姻中向妇女索要嫁妆。中产阶级道德对穷人和弱者是无意识的，任何事情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对与自己打交道的人预先要用是否有钱、能否为我所用来过滤。在印度政府决定扩大下层种姓的教育机会时，他们因为自己孩子上大学的机会减少而呼天抢地。“人们崇尚金钱和权力，而不关心他们是如何得来的。这是钱包驱动的社会。”评论家塞思如是说。wwwdawn/2001/10/05/int14htm。中产阶级选民宁愿选择圆滑的、富有的和有着各种强有力的社会关系的人执政，而不投诚实的候选人一票。中产阶级不断抱怨社会腐败问题，并希望根治这个恶疾，但在他们为腐败被曝光而欢欣时，他们自己却不愿意对自己的行贿逐利和结党营私负责。wwwdawn/2001/10/05/int14htm。
对印度经济的持续发展的设想，促进人们思考印度的现实和可能的措施。
第十部分：外发的中产 印度中产阶级的历程六经济改革后中产阶级的发展与反省（3）
教育投资是使生产力赶上经济变革的重要策略，没有人力资源，印度不会有长久的发展，尽管许多人为印度是世界第二大劳动力市场及其低工资而自豪，但印度工人却因为素质低而缺乏生产率和竞争力，印度工人劳动增加值是日本的1/10，是新加坡的1/4。在基础教育上的投资，韩国是每年人均138美元，马来西亚是128美元，印度是9美元。在印度约有30％的学龄儿童没有机会接受基础教育。“我们计划在2010年实现面向所有人的普及教育，重点放在基础教育上，这是艰难的挑战。” 印度教育部长MK考在2001年对教育做出这样的估计和期望。Ramler； Siegfried，op cit； p84女童失学、童工、种族宗教矛盾都影响着印度教育的普及。
印度有39％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35～40％的人不稳定地在贫困线上，按照实际生活水平，他们也是穷人。贫困阻止了3/5的人掌握识字、算数等基本技能，这必须引起中产阶级的注意。而南亚国家的贫困人口比例被国家的针对性政策控制住，印度尼西亚的贫困人口比例在1982年是17％，马来西亚在1987年是14％，泰国在1986年是26％。Pavank Varma；opcit；p190印度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有着高比例的贫困人口，而是特权者认为不存在贫困，即使存在，也不应该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这些想法是消灭贫困的最大障碍。在全球化中，产生了“经济马太效应”，赢家得到一切，而输家一无所有。中产阶级应该意识到除非国家和社会关心贫困，解决贫困，否则，印度不可能通向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中产阶级考虑这个问题不仅是他们应该具有的社会关怀，也是为他们的长远未来着想。
如果国家中只有一部分经济力量处于活跃状态，它不可能达到全面发展。没有任何经济技术可以在贫富之间搭上桥梁，只有改变既得利益者的态度，印度才能成为统一民主繁荣的国家。对于中产阶级来说，他们不须停止追求美好生活，只要改进追逐利润的方式，穷人就会减少，乃至消失。但印度社会似乎没有一套调节富人财富的策略。印度许多大公司不交税，或通过行贿来逃税，城市印度人交税的比例只有2％。在税收占GDP的比率方面，1991年法国是38％，美国是341％；泰国是189％；马来西亚是20％；而印度是115％，有意识地逃避税收来避免承担社会责任的做法遍及印度上等阶级和中产阶级。
近年来，印度的上层精英开始重新找回社会道德，开启承担社会责任的先河。TISCO钢铁公司在私有化后，成立社会发展协会来帮助周围村民，他们在600多个村庄开展工作，解决灌溉与生活用水问题，改善农民的耕作饲养技术，修建校舍，促进乡村实业，提高成人文化程度，鼓励妇女参政，整治乡村卫生环境。RANBUXY制药公司在1980年起，就成立社区康复中心，开设5个流动站，在每个流动站配备一位医生、一位药师和多名健康顾问。近十年来，共诊治病人逾百万，其中有4万名维生素A缺乏引起失明的儿童。Ibid ；pp204～205
印度政府还成功地说服了中产阶级对人口计划政策的认同。在印度农村，农民在为人口节制势必对家庭生活产生重大转折，减少子女数目势必会失去晚年保障，因此对政府的政策不理解和抵触时，中产阶级已经把减少人口作为社会道德看待，两孩之家是他们的普遍观念。“中产阶级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要培养印度需要的孩子。如果一家有3个孩子，他们会在别人面前感到尴尬。”一位印度医生说。Stafford； Tim；Christianity Today；Vol38 Issue 11（March；1994）； p政府应当采取措施鼓励这些行为，使这些观念渗透到中产阶级中。尽管慈善行为并不是拯救印度的万能妙方，但它可以激发中产阶级的社会责任感，促进中产阶级亲社会行为的发生。这个过程将是长期的，但预期将来社会因为贫富的极化，会警醒中产阶级持续这个过程，对于他们这是长期战略。
印度中产阶级在封建社会萌芽，并经历了近200年的殖民统治。殖民时代的发育成长使它对殖民统治者有极强的依附性。在争取民族国家独立的运动中，中产阶级起着发动号召作用，表现出它的进步性。在1947年独立后的十年里印度中产阶级坚守甘地与尼赫鲁的遗产，振奋精神参加印度复兴的建设。到20世纪60年代，中产阶级在印度社会的变迁中变得退缩，因为集团内部的利益分割而引起的纷争，使他们日趋追逐自己的狭隘利益，失去理想主义信念。经济改革后的中产阶级因为他们对国家经济的贡献备受瞩目，但对物质生活无限的追求，使中产阶级陷入了无比的压力中，身心都产生问题，家庭面临危机，连他们的下一代刚到人世就开始了竞争的历程。印度的未来和印度中产阶级的未来尤其应该值得中产阶级思量，如果中产阶级只去追逐自身的狭隘利益，过着体面奢侈的生活，而对生活在其周围的大量的正在遭受不可名状的肮脏、贫困、疾病和缺少教育之苦的同胞视而不见，这个国家是否能持续发展下去就值得疑问了。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不公平理念和现实，最终会造成阶层的断裂，危害经济的持续发展。印度十多年来的繁荣与中产阶级的崛起有关联，但中产阶级是否可以用国家长期发展的代价换取自己的眼前利益，这也许不是理想主义或利他主义的实现问题。
第十一部分：港台地区 中产阶级的异军突起一香港与台湾：中产阶级的形成背景（1）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与台湾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在港台社会新兴工业化过程中，阶级尤其是新老中产阶级的形成和转型，成为突出的社会现象。工业化和地方政府的强大干预催生着中产阶级这支力量，地方政府由于中产阶级的影响而更加灵活，中产阶级则依靠政府的制度和政策调整而蕴藏着极大的发展能量，成为经济社会的支柱，中产阶级与港台政府的合作带来港台地区的高速发展。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民主化过程中，中产阶级也已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
一香港与台湾：中产阶级的形成背景
西方社会资本主义工业化让我们看到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产生，封建地主阶级的衰退和转型，现代法人资本家和职业经理们取代自营企业主成为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中的统治群体，老中产阶级（自我雇佣者和小业主）衰落，新中产阶级（职业经理与专业人士）兴起。尽管阶级形成和转型的形式和时间由于各个国家发展的特性及其阶级斗争的不同模式而变化，大多数阶级理论家还是认为资本主义工业化产生了阶级形成和转型的一般模式。而且，在当代关于阶级和阶级形成的理论中，阶级被理解为一个历史的实体而不是一个静止的范畴。所以，我们在理解港台社会中产阶级的形成时，必须联系其特定的发展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港台历史和政治经济条件以及港台加入世界体系所发生的独特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构成了港台所有阶级转型和中产阶级出现并发展的历史前提，而港台新中产阶级的兴起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所构筑的环境尤为相关。
港台阶级结构的形成和转型，主要起因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港台资本主义工业化。与西方社会一样，官僚政治的增长，带来中产阶级的扩张。但是，在其他一些重要方面，港台地区与西方各国又有着很大的不同。（1）通过在发展战略上强大的直接的干预，政府在阶级结构的形成和再塑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台湾的独裁政权在社会发展战略中，对新中产阶级的产生和老中产阶级在特定的商业部门的存在有深远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后期，为了推动外贸导向的工业化，台湾政府制定了许多有助于资本积累的政策，催生了大量的中小企业。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台湾企业中有90％以上是中小企业。萧新煌主编《变迁中台湾社会的中产阶级》，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4；第23页。香港关于住房和福利的社会政策孕育了中产阶级的形成。（2）尽管在台湾，城市工人阶级的兴起和小农场主的衰退引人注目，但新中产阶级和老中产阶级却在港台社会同时增加。在台湾，20世纪50年代的土地改革，打破了依附于土地上的阶级关系，创造了无数独立的小自耕农，大多数地主不再拥有大量土地而进入城市转化为资产阶级。外贸型工业化的飞速发展，产生了大量的中小企业主——老中产阶级。港台社会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区的老中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并没有出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直到最近还在发生的衰退。这表明港台资本主义的特殊本质，它还没有完全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主宰，小商品的生产方式还存在。由此，应将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阶级结构的历时性的过程分析与阶级结构的共时性运动分析结合起来。（3）与西方相比，形成阶级、导致阶级变化的阶级斗争如果不是总体缺席，也已经相当模糊。由于知识逐渐成为生产过程中重要的资本，改变了传统的生产结构和关系。中产阶级在追求它的经济利益时，因其对企业的贡献得到资本家的鼓励，同时，这也成为中产阶级人士变成社会上层的梦想。（4）港台社会中产阶级形成时间相当短，且被由政府和外部全球资本主义因素引导的内部政治经济力量极大地制约着。因此，严格意义上说，港台中产阶级结构仍处在形成过程中，比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更具有流动性，包括了横向的流动（行业之间的流动）和纵向的流动（上升的流动），中产阶级的边界问题更尖锐。
就港台两个社会比较而言，中产阶级的兴起同中有异，有着各自独特的成长路径。
香港中产阶级的兴起与香港的发展息息相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大陆爆发内战，大量难民涌入香港，其中不少来自上海的实业家在1949年后进入香港，带来了资金与工业人才，而大批难民则为香港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但香港当时工作的数量及种类十分有限，不少人即使拥有专业资格，到了香港也只能从事低技术的工作。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香港仍未形成真正的中产阶级。20世纪50年代香港开始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第三产业迅速发展。到70年代香港经济开始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和信息密集型工业，旅游业得以扩展，金融部门和物流业得到振兴，香港成功地由转口港、工业城市，转型为一个金融中心（见表10…1）。Hsiao HsinHuang；Discovery of the Middle Classes in East Asia；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Nankang； Taipei； Taiwan，1993； p250经济的迅速发展和转型带动社会的职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重构了香港的职业结构，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社会向上流动的机会。政府在提供教育、住房、保健、福利和其他服务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专业技术人员、行政管理人员、社会工作者、医生、律师等职业人员的规模迅速扩大。总之，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发展及其伴随的社会结构的转型促使中产阶级大量兴起（见表10…2）。
第十一部分：港台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