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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中产阶级对韩国政治很不满意。他们对已有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不满，希望现行的权力体系有显著的变化。他们自认为改革主义者，更喜欢不断的变迁，并有着关于韩国社会发展目标的明确想法。他们更多地表现出了激进而不是保守的政治倾向。相关的几个调查表明，他们强烈反对集权的政治体制，对迟滞的民主化进程以及不断加大的贫富差距不满。他们对韩国经济发展的道路不满，对于社会发展中的利益再分配也颇有微词。韩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取向可从一些相关的调查得到更为详尽的说明。Hsiao HsinHuang，opcit， pp59～61
例如，1987年的一个国家调查表明，中产阶级受访者认为经济上的不平等是韩国的三个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其他两个是集权的政治结构和政治领导人中间的腐败（Han， Kwon and Hong，1987）。4/5的受访者认为他们会支持改进人权和收入分配的措施，即使这些措施会引起经济减速。他们表示了对富人和掌权者强烈的敌意。2/3还多的受访者同意“政府应该停止对大企业的优惠政策”的说法。让人吃惊的是，绝大多数人（88％）支持“那些拥有大量财富的人必须把他们的资产返还给社会”的说法，由于这些中产阶级受访者一度是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受惠者，这种态度确实是有些让人始料不及的。
更有甚者，这些中产阶级受访者表达了对贫苦农民、工厂工人和贫民区居民的强烈同情，支持他们进行的抗议活动。他们同样对学生反对集权统治的游行和知识分子中意见不一的运动表示强烈的支持。
1983年的另一个调查发现，中间阶层有一种强烈的亲近劳动者的取向。实际上，这些发现说明中产阶级受访者比工人阶级受访者对政府压制组织劳动力的政策更加持批评态度。大约2/3的中产阶级受访者把劳资冲突的主要原因归于雇主的贪婪和政府对工人的强硬压制而不是工人的无理要求。
1987年在汉城的调查也很有意义。这时大规模的反政府抗议活动带来的政治自由化的觉醒引发了前所未有的遍布全国的劳工不安状况，这一调查正是在此后不久进行的。包括新中产阶级和旧中产阶级在内的受访者对劳资冲突和学生游行表示了相对较高的容忍水平，虽然新中产阶级比旧中产阶级更支持这些活动。他们中的大多数表示，现在的劳资关系对工人而言是不公平的、必须得到改变的。工人的权利应该得到尊重。超过40％的人赞成劳动党的成立，而这在保守的韩国人中一直被看作禁忌。
这个调查还发现中产阶级对韩国的机会分布持积极的观点。大多数的中产阶级受访者相信在韩国社会，只要有能力、肯辛苦工作就能够取得成功。毫不奇怪，老中产阶级比新中产阶级对社会流动机会表示出了更大的信心。尽管对体制持批评态度，这些中产阶级受访者认为政府在解决主要的社会问题如贫困、住房、医疗和教育等问题时起重要作用。另外，在社会变迁上他们无疑是改革主义者。调查样本中的大多数人喜欢解决主要社会问题的渐进方式，而不是激进的改革。
这些调查在逻辑上会导致韩国中产阶级非常激进、在政治取向上趋于民主的结论。但韩国中产阶级是否真是政治和民主转型实践过程中进步的政治力量，这个问题目前还在进一步讨论之中。在群体的态度和实际行为之间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在中产阶级身上就更为可疑。即使中产阶级按一致性的进步方式行动，在它的本质与天性上仍会有问题出现。他们的进步取向同工人阶级一样吗？他们眼中的民主社会与工人阶级相同吗？
这些问题在韩国政治分析家中已经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主要看法分为两种：其一，一些分析者认为韩国中产阶级已经具有了期望韩国政治和经济体制发生重大变化的强烈共识，因此，他们会作为民主改革的一支进步力量。其二，另外一些韩国政治分析者则认为，韩国中产阶级基本上是保守的、地位取向的群体。他们相信中产阶级所展现的进步态度是肤浅而不真实的，他们怀疑作为过去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受惠者，中产阶级会真正乐意放弃他们所获得的东西。中产阶级行为上的进步只是表现在他们曾经受益的经济体制保持稳定和强大，而如果它被社会大变动所威胁，他们很快就会改弦更张，转向秩序和稳定的一面。
第九部分：社会变迁视野下的韩国新中产阶级六政治参与：一种新的民主力量（3）
中产阶级是否能被看作一种政治转型中的进步和民主力量引起了韩国政治分析人士和社会学家的高度重视。在韩国，中产阶级作为一个正在兴起的、有形的社会力量在前所未有的政治转型中被赋予了一个“政治使命”，至于中产阶级能否担此重任，人们仍在拭目以待。
韩国中产阶级的出现是一个具有政治和社会根源的晚近现象。事实上，单独强调韩国中产阶级进步的一面或者保守的一面，都不能正确界定韩国中产阶级的政治角色。更为客观或者全面的看法是应该承认韩国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两面性，即他们可能是温和的也可能是激进的，可能是保守的也可能是进步的，而这种政治角色的不确定性要根据政治冲突的原因、进程和具体的情形来确定。
就其意识形态上的倾向而言，韩国中产阶级自然而然地分为趋于温和、保守方向和进步、激进方向的两支。新中产阶级部分倾向于同情工人阶级，而老中产阶级表现出更为保守的倾向。即使新中产阶级的态度也会在集权国家和激进工人中间游移不定。如果国家和政府过于专制和保守，压制或者镇压民主、自由的政治运动，他们会如同在激进的劳工运动中曾表现的那样，支持学生和工人反抗国家和政府权威；但是如果学生、工人过于激进以至于他们的政治激情可能会破坏社会稳定、造成混乱局面而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的话，他们又会收回他们的支持。因此，“要理解中产阶级的政治行为，必须首先明确中产阶级付诸行动和做出反应的时局和形势”。Hsiao HsinHuang，Ibid，p15在分析中产阶级要求政治自由的进步角色和不确定的政治转型中的保守角色时，超越当下形势局限的分析是很重要的。韩国中产阶级在政治中所表现出来的“摇摆不定的”或者“见风使舵的”的机会主义角色，从总体而言，是不稳定的、不确定的、情境性的。
韩国中产阶级的这种特定的政治角色，有其特殊的背景和原因。第一，二战后美国控制了朝鲜半岛南部，并在小学、中学、高中和高等教育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同时对学校课程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这可能会对二战后的韩国人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形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可以推测，韩国中产阶级自由、民主的理念不能不受此影响，这可能有促动韩国中产阶级追求民主、自由的进步一面。第二，国家、政府是理解和预测韩国中产阶级政治参与的关键变量，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紧张是中产阶级政治参与的重要原因。在韩国，国家处于经济和社会转型的中心。在发展策略上，韩国的集权政府通过直接而强有力的国家干预在塑造和重塑社会阶级结构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通过市场的“看不见的手”调节社会结构以促进社会流动不同，这就给不同阶层通过影响政府决策寻求自身利益留下了空间和可能，也造成了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紧张与升级。因此，国家与政府自然而然成为阶级形成的动因和政治斗争的目标。事实上，韩国中产阶级已往的政治参与行为也大多是针对和反抗国家的、向国家权力要求民主与自由的运动。第三，韩国中产阶级的激进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朴正熙和全斗焕军人政权的严酷的集权主义，另一个是固化的阶级结构。这实际上已经成为中产阶级社会流动中的障碍，影响了他们寻求自身利益的社会空间。与政治精英相勾结的大资本主义小群体和大量的被压迫的工人之间的不平等的公开化，以及缺乏道德公正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都强烈影响了韩国中产阶级的政治意识。第四，同公正、平等等概念一样，民主也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的特殊含义也因不同的群体在不同的时间而不同，韩国中产阶级的政治行为因此也与他们对民主的理解有关。韩国中产阶级的民主概念与工人阶级有显著的差异。韩国中产阶级的民主主要是与美国国会代议制模式有关的自由民主。他们关心的主要是政治民主而不是经济民主，他们心目中的民主的主要成分包括结束军政统治，实行直接、自由的选举，保障言论自由和基本的人权，等等。而韩国工人阶级的民主概念牵涉到更多的物质经济权力，包括保证组织代表团，进行可以免于严厉打击报复的集体行为，废除车间的残暴管理和其他广泛的政治权力。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韩国中产阶级充当的进步力量只是特殊意义上的进步。通过给专制政权施加压力以求政治自由化，通过提供社会基础以求民主转型的稳定过程。他们在政治转型中的政治行为无论如何是“机会主义”的，他们支持那些市民、学生和工人，是因为他们希望更多的社会和物质利益，中产阶级只是在他们不寻求经济民主时才成为他们的同盟军。第五，剧烈的社会转型中，不断加剧的贫富差距、社会利益分配的不公和专制政府的贪污腐败行为等社会问题日渐突出，不断刺激着韩国中产阶级本来就很敏感的神经，加之80年代，韩国亲自经历了随经济焦虑而产生的政治意识的高涨。这一切都构成了韩国中产阶级政治参与的动因。第六，20世纪60～90年代的韩国政治动荡。学生、工人运动此起彼伏，政权兴替无常，中产阶级生逢这一各个利益集团互相寻求利益的背景中。这也是时代背景在韩国中产阶级身上的投射。韩国儒教传统和中产阶级本身的地位焦虑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韩国儒教传统的“尚文主义价值观在反对军事政权、确立文人政权方面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朴昌根：《论韩国的尚文主义价值观对韩国社会现代化的影响》，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编《韩国研究论丛》（第九辑），同前引书，第203页。韩国社会对地位的高度重视也使得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会成为特殊时期为获取资源而进行的追求地位的新途径，从而使得他们在政治参与的动机上具有明显的韩国色彩。也正是在此意义上，“理解韩国当代中产阶级及其发展的关键是了解韩国人追求地位的根本驱动力”。
第九部分：社会变迁视野下的韩国新中产阶级七政治参与的另一种模式：与米尔斯的对话（1）
韩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取向与政治参与在很大程度上与米尔斯所描述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新、旧中产阶级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么，米尔斯所说的中产阶级的政治特征是否已经不适用于以韩国为典型的另一类中产阶级了，或者说韩国中产阶级政治上的作为是否已经完全超越了米尔斯的预测，这个问题仍然需要谨慎对待。其一，由于从一开始就是由利益、价值取向和思想理念等彼此各异的成分组成的异质性群体，而且加之他们在社会结构变迁中具有较大的社会流动的可能性，因此中产阶级有一种内在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也自然而然地表现在他们的政治取向和政治行动中。正如米尔斯认为的那样：“中产阶级无论是整体还是两翼，都没有什么共同的忠诚和象征，也没有共同的要求和希望。各种各样的人加入到已有的各大集团中去，以压力为手段在政党和国家内部进行竞争。各方的分歧还不至于严重到允许他们进行自己的政治斗争，更不用说鼓励他们这样做了。”Mills；op cit；p351在这一点上米尔斯是对的，美国中产阶级表现出的政治上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同样也在韩国中产阶级——政治上的机会主义者身上表现了出来。其二，米尔斯曾经断言由于中产阶级“既不团结也无机会，他们不可能成为政治性很强的集团或者形成独立的政党”， “新中产阶级没有任何可能形成、创立或领导任何政治运动”。Mills；op cit；p353韩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似乎也证明了这点。虽然韩国中产阶级会在某种情况下表现得较为激进，但在韩国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那一次政治运动的始作俑者是中产阶级，而且虽然参与过多次政治行动，但至今为止中产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