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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家庭和军事冲突、宗教神秘主义和道德伦理（以及关于亚洲文化和宗教的科目）、人类的性、“个人调节”等方面。黑人反叛、妇女运动同样对课程设置产生了冲击。在学生运动、黑人运动和妇女运动的冲击下，大学课程变得更有弹性，“反主流文化”运动其实并没有给20世纪60年代的大学生带来稳定的职业，也没有改变它曾经反对的经济和政治趋势。因为尽管它试图推翻一种旧的价值体系，但是它本身就是一个大杂烩，没有建立统一有效的思想内核，因此，它无法取代旧的价值体系的地位。最终，当“垮掉的一代”步入他们的成年时期，他们已经开始回归传统。
到20世纪70年代，旨在重建经典自由艺术和科学科目的运动兴起。学生选择了大量的自由艺术和科学科目作为他们的非职业教育的核心，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巴赫、贝多芬和莎士比亚等古典艺术家、文学家和哲学家、思想家仍然稳稳地在大学生的非职业教育中占有一席之地，受过这样教育的学生正是作为新出现的中产阶级的一部分而出现的，他们都或迟或早地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主体。他们熟悉一些伟大的音乐和艺术，接触到哲学家的逻辑和怀疑主义、神学家的伦理道德、科学家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以及社会科学中产生的自我意识和社会文化意识。这种教育尽管不会必然地导致民主的世界观，但是却不可避免地成为民主的基础。
另一方面是现代社会中个人普遍的困境所产生的影响。当代工作世界和社会领域强大的压力迫使现代的个人非常重视“教育”。他们在社会领域遭遇到的广泛的个人困难迫使个人十分严肃地对待大学提供的社会科学、生活调节和哲学—神秘主义—道德课程。个人的亲属关系、个人身份、婚姻和家庭纽带、共同体瓦解、道德沦丧、环境毁坏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已经摆在当代学生和成年人面前，促使他们从事一系列严肃的非技术的考察研究。不仅大学寻求开设相关的课程，而且公司、政府也已经聘用顾问来帮助他们的雇员（选民）应付个人的亲情、权威、冲突、酗酒、滥用毒品、离婚、中年危机、性别冲突等问题。公司主要目标是为了追求利润，要追求利润就必须要有具备合作精神和生产能力的雇员，公司为了他们自身的原因不得不被迫帮助促进个人调节、性别互动、自我意识和人道主义道德等。新中产阶级不能在一个只有技术、管理的现代社会存在，因此，教育还必须与生态学、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学相结合，而且应该发展个人意识，这也是传统思想得以传承的原因之一。
第五部分：美国（上）中产阶级帝国三20世纪 或“普通人”的世纪（5）
宗教的衰落对现代人的影响不容忽视，其后果是造成了现代社会的个人“存在的焦虑”和“道德不适”，这样，哲学、神学、伦理和神秘主义课程也将不再被个体忽略，并且对大学和研究所的教育定位产生了冲击。甚至大众媒体也被要求仔细审察他们的道德伦理标准，文化呈现了多元化的趋势。
同时，中产阶级热衷于有组织的、积极要求政府具有理性的人道主义功能的政治运动，这是他们理性世界观的体现。环境保护组织、消费者保护群体等各种要求民主权利的组织越来越多。
此外，20世纪由于存在一个为中产阶级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匿名市场，现在的私人领域比人类社会历史上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私人化，几乎完全处于一种迪尔凯姆称之为“自我隔绝”的状态，只要不背叛它，私人的或政府的现代组织并不关心你在私人领域做什么。人们可以远离利益集团的严密监督和个人控制，而得以独立生存；也可以广泛旅行，从而增强独立于地方精英的自治性。艾尔文·古德纳：《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第2页。当然，不管要支持还是制止其组织或政府机构的目标或利益，个人都不能制造麻烦。公开反对某个组织的政策会给个人带来惩罚，不仅会失去工作，而且甚至导致职业发展上永久的掣肘。在这点上说，处于权力精英和现代巨型官僚组织等级制度中的新中产阶级需要健全相关法律（法理权威）来保护其权利。
在具有多种个人主义色彩的文化影响下，中产阶级尽管已经进入组织内，成为组织人，但他们的独立的意识将依然存续，他们仍然是美国社会民主的基石。
通过考察美国中产阶级的发展与形成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中产阶级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及其教育、政治、文化特色。脱胎于农业社会的美国老中产阶级，他们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平等观念。作为独立的有产者，他们建成了一系列民主政治体制来保护自己的自由和民主，“政治参与、对权力的限制以及对法律的倚仗”使得美国的民主传统经久不息。新中产阶级则是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来的，公司的发展与新中产阶级的形成与转变息息相关，中产阶级由于进入工业体制内，他们由农业社会的有产者——农民或者小企业主——变为依托公司、出卖脑力劳动的雇员，美国在教育、政治、文化上都逐渐有了自己的特色，20世纪成为“美国世纪”，成为“普通人的世纪”。一方面，新中产阶级从某些方面失去了政治独立性，是因为他们在经济上的不自由，使他们只能如福塞尔所描绘的那样刻意淡化自己的中产阶级身份；另一方面，民主的传统和个人主义思想使他们未在政治上完全退隐，他们对垄断的反抗，对专权的反抗，乃至他们对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刻意回避都是这方面的例证。他们乐于享受，但并未沉沦；他们深陷于体制之内，但又有反抗的可能。当然，美国社会存在阶级分化，并且贫富差距还在日益扩大，以致关于“中产阶级正在式微或者已经消失，美国只有穷人和富人，没有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是依附阶层而非独立阶层”等呼声不绝于耳，无视美国中产阶级社会的这些特性或者发展趋势是片面的。但不论怎样，中产阶级在美国历史上曾经是一个队伍庞大的社会群体，今后仍将以其个性、知识和民主意识作为美国社会的中坚力量而存在。
第六部分：美国（下）神话的建构和幻灭一神话的缘起（1）
大多数学者和美国人认为；美国是一个典型的“橄榄型”社会、中产阶级帝国。与“中产阶级”这个概念共生的有以下一系列形容词：民主、平等、大同、共同富裕、稳定等。这些附着在“中产阶级国家”令名之下的属性似乎是不证自明的社会事实。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向世人昭示着这样一个“事实”——美国，一个富裕的国度。并且很多人还认为美国和以往所有富裕国度的不同之处在于：美国没有贫富悬殊，它的富裕是被大部分人共享的。人们认为在美国这样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国家里，没有贫穷，政治清明，社会问题都会随经济的发展迎刃而解；教育、科技的成果和管理、专业人员新阶级的壮大使美国成为一个自动化社会。总之，很多人认为美国不再有贫富两极对立，它是一个同质性的、富裕的、中产阶级“大同”社会。所以，即使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那样的环境下（美国国内战争、暗杀频频见诸报端；社会出现普遍的贫困和营养不良；大城市处于危机状态中；人们面临着日渐迫近的生态灾难等社会恶性现象），即使社会评论也对美国现状表示怀疑，而美国民众的怀疑和否定情绪也从未波及到美国是富足的中产阶级社会这个观念。人们仅仅对这种理想蓝图进行了修正：他们认为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是由于越战这个突发事件，与美国的社会结构没有关系；城市危机也被视为是人们上升的期望值和经济公共部门相对不足的后果；贫困问题则被视为种族危机的表现，是种族歧视将有色人种排斥在普遍富裕之外的。
美国“中产阶级社会”神话的衍生与美国人独特的社会心理相关。正如上章提到的民意测验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自称为中产阶级。因此，很多学者根据此测验将美国乐观地贴上了“中产阶级社会”的标签。但是仔细揣摩，我们不难发现这个中产阶级社会答案的粗略之处：这次调查的组织者在向应答者征询：“您认为自己属于那一个社会阶层”时，只向应答者提供了三条选择答案：上层阶级、中层阶级和下层阶级。这个问卷是很粗糙的，因为出于趋同心理，人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纳入中等阶层。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是：这种大多数民众自我认同为中产阶级的社会心理是如何形成的？而且，阶级心理的形成不仅与该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以及经济关系有密切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从社会历史、文化角度加以分析。
在美国，自居中产阶级更像是一个有趣的社会文化现象，往往与财富没有太大的关系。虽然多数人声称自己为中产阶级，但是“这些声称自己是中产阶级的人不一定拥有相当的财富……餐厅服务员、工厂工人、企业主管、股票经纪人等都坦然以中产阶级自居。”理查德·隆沃思：《全球经济自由化的危机》，北京：三联书店，2002，第111页。福赛尔在《格调》一书的开端就不无讽刺地描摹出美国人对平等神话的本能迷恋。对处于社会底层的蓝领和白领阶层而言，中产阶级的神话有助于消除等级森严的不快，另外也给了工人一种“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感觉。对上层中产阶级、专业人员、管理者而言，神话将他们高出平均水平的收入和特权合法化了。简言之，中产阶级神话源于人人平等的母题。与其说美国是一个中产阶级国家为一个社会事实，毋宁说这更是一个历史、文化、经济诸因素相互影响、纠结生成的主观建构，是一个流传甚广的“美国神话”。
一神话的缘起
首先让我们来分析这个美国神话形成的客观基础。殖民时期、独立战争时期乃至20世纪50年代的“黄金岁月”等独特的美国历史经验共同作用形成了美国人“美国例外”的民族心理。历史集体记忆、怀旧心理和崛起的大国政治理想与此民族心理有着极大的关联。
我们应该承认，任何神话必然有其客观基础，“风起于青萍之末”——不存在任何社会事实，也就不存在可夸饰的神话内核，那神话就无从说起。诚如上章所言，美国中产阶级的形成是美国自由经济发展的历史产物，而历史文化因素也是我们不能忽视的重要维度。新大陆开辟时期的社会文化特点是政治乃至经济机会的均等性、文化的夷平性。新大陆的殖民者往往是欧洲社会的边缘人、被放逐者，他们对欧洲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有一种本能的厌恶。1620年，102名清教徒为了逃离本国的宗教迫害，乘五月花号抵达了新英格兰殖民地，在上岸之前，这群移民即拟定了《五月花号公约》，并由41位成年男子共同签署。由此我们可以说，美国文化精神的雏形在五月花号上已然形成了。移居新大陆的殖民者们虽有许多差异，比如阶级地位的高低与不同，但在新大陆百废待兴的环境中，谁也无法保留自己原有社会地位和特权。他们熟悉权利观念和自由原则，他们也开创了自治的传统，移民们相互之间的感觉是平等的。这些都构成了美国理想的根本基础。“美国是自觉的、有意识地要把自己造成一个新国家……人人平等；都有争取成功的自由；没有人受到排挤和压迫……学校里是这样教的，文字和历史书也是这样证实的，全国普遍接受，并成为美国箴言的组成部分。”奥托·纽曼、理查德·佐萨：《信息时代的美国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37页。在只要有理想几乎就能实现的历史背景下，美国人的自信心就是这样积淀了下来。这种社会心理后来就慢慢演变成为一种平等主义心理倾向：在美国，机会、财富对所有的人敞开。这种心理倾向一直持续，甚至成了大多数美国人理解美国现代社会的先验模式。所以，即使早在20世纪初开始之前，随着美国工业经济的发展，阶级压迫、剥削以及贫富悬殊等各种“阶级社会的标识”，已然不比任何国家严重。在至少不比其他国家逊色的社会环境下，美国人依旧自认为美国是平等、大同的中产阶级国家。“一个有意义的现象是，在以往的好几代美国人中的大多数人都把自己看成‘中产阶级’，但在所有的欧洲人中有一半自称‘工人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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