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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统计资料，在丹麦，1997年人均年消费（购买力平价）约11500美元，其中各项费用支出的大体比例是：房屋、燃料热电占28％，房屋修缮占6％，通讯交通占18％，食品占14％，饮料、烟草占6％，娱乐、教育占10％，穿衣占5％，外出用餐占5％，医药占2％，银行保险费用占2％，其他费用占4％。从中可以看出，北欧的新中产阶级在消费问题上主张的是适度消费。这一情况与学者们在美国所观察到的情况有较大的不同。沙利文等人在其研究报告《脆弱的中产阶级》一书中指出：当代美国的中产阶级正在陷入财政危机。1996年美国中产阶级的平均实际收入已经退回到1989年以前的水平。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部分表现出一种泡沫，这种泡沫潜伏在郊区别墅后面、表现于离婚的财产分割中、隐藏在儿科医生诊所的消费债务中。“中产阶级的生活是与镜中月、水中花以及许多信用卡一起维持的。”中产阶级大量破产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所承担的消费债务。过度的日常消费使美国的中产阶级不堪重负。参见Sullivan；Teresa A& Warren；Elizabeth & Westbrook；Jay Lawrence；The Fragile Middle Class（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00）。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有着与美国类似消费习惯的日本和韩国等国家，这些国家的中产阶级也面临着大量破产的窘境。
因此，无论从消费还是休闲的角度来看，清教伦理对北欧的中产阶级有着相当重要的而且是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
中间层结构较为稳定
福利国家所推行的高税收和高福利政策，由于给国家和社会发展带来了比较大的负担，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争议。瑞典、芬兰等国的中产阶级总是抱怨政府征收的税款金额过高。但也正是因为这一政策，瑞典等国的中产阶级比例才一直保持相对稳定的状况。中间层结构与发展的稳定，是北欧国家中产阶级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从美国的情况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美国家庭收入两极分化达到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程度。1947～1980年，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美国以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来衡量的贫富差距并没有多少变化，美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1947年为0374，1960年为0364，1970年为0353，1980年为0365；但1980年以后，收入差距呈逐步扩大的趋势，基尼系数1990年增加到0396，1995年美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增加到0421，住户收入的基尼系数则达到0450。与此同时，从1989～1994年，90％美国家庭的收入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中间20％家庭的收入下降幅度最大，年均下降2390美元，只有10％高收入家庭的收入有所增长，而5％最富有家庭的收入得到大幅度的增长，其家庭年均收入每年增长17231美元。近年来，美国中间家庭收入水平甚至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在1979年以前，美国中间家庭收入水平一直是上升的，1947年是19088美元，1967年是33305美元，1973年是38910美元，1979年是40339美元，此后一直停滞不前，到1989年是42049美元，但是到1995年，中间家庭收入水平反而下降到40611美元。以上关于美国家庭的统计资料转引自李培林《美国近年来社会结构的变化及其原因》，big5chinacn/chinese/ch…wzh/1doc。
第四部分：北欧 福利政策下的新中产阶级三当代北欧新中产阶级的特征（3）
宏观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社会福利政策的改变（美国较早放弃了福利国家理念，在20世纪80年代后大幅降低了税收的转移支付率），通过消费拉动经济发展的基本经济政策，给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尽管考虑到中产阶级人数众多，美国政府在中产阶级的税收和税收转移支付率方面给予了一定的优惠政策，但近些年来，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破产的现象依然越来越严重。在20世纪90年代，蜂涌走向破产法庭的家庭数目创下了新的破产申请纪录。参见Sullivan；Teresa A& Warren；Elizabeth & Westbrook；Jay Lawrence；opcit，p3。
其实，正如我们在下文要谈到的，近年来北欧国家的经济发展也进入一种滞胀状态，但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北欧各国各阶层的贫富差距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社会的阶级结构仍然相当稳定。甚至进入21世纪后，无论是瑞典、丹麦、挪威还是芬兰，其官方统计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均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等国家大幅降低税收的转移支付率的同时，北欧国家的政府维持了较高的税收转移支付率（具体情况参见表3…3），从而保障了中产阶级生活的相对安定。
表3…3西方主要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中期税率情况*国别年份平均税率转移支付率转移支付率所占比重瑞士1982260％73％280％芬兰1987369％277％750％荷兰1987672％283％421％瑞典1987450％355％789％挪威1986325％151％465％英国1986310％243％784％美国1986306％94％307％*周弘：《福利国家向何处去》，wwwyannancn/data/detailphp？id=3814。
社团主义的倾向
要说欧美的新中产阶级有什么不同，除了涌现的时间之外，最主要体现在社会组织的层面。在苏尔肯看来，与美国新中产阶级不同的是，欧洲新中产阶级属于多个完全不同的组织或社团（group）。这些组织成员之间联络密切，然而与其他的中产阶级组织却保持着相当的距离。
米尔斯在《白领》一书中谈到了美国白领及其组织的情况。他认为，他之所以不能给美国中产阶级一个完整的划分，是因为中产阶级所属的社群边界非常模糊。在此基础上，米尔斯讨论了社团内部的情况，比如白领工人与工会或商会的关系。他指出：“个人与工会的接触，政党的归属，以及对个人向上爬机会的感觉——这三大因素决定着白领人士接受工会的倾向。”Mills；op cit； p307在一般状况下，促使美国白领加入工会的因素，一方面是对当前的工作的一种特殊的不满造成的，这种特殊的不满往往表现为没有升迁的机会；另一方面是由其家庭所属党派决定的。然而，事实上，美国新中产阶级那种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使他们在多数情况下极少与工会会员发生接触，也较少具有社团意识。
然而在对当代北欧新中产阶级的研究中，学者发现，新中产阶级各组织的边界正在因为专业技能的高要求而变得清晰，成为一个个的“小部落”。这种“部落主义”与“个人主义”一样，是欧洲新中产阶级一个突出的特点。北欧中产阶级的社团意识使其中产阶级的组成与美国大有不同，有数据表明，由于缺乏社团类的组织，美国的职业经理人阶层在中产阶级中所占比重要远远大于北欧国家如瑞典和丹麦。Hoff，Jens & Andersen，Jorgen Goul；opcit； 1989（32），p32
学者们普遍认为，教育对于北欧新中产阶级有着重要的意义，它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新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和日后发展。其功用不仅使某些人的社会地位得到升迁，而且也决定了某些人的社团归属。有学者指出：“市场与管理、医药护理和办公室工作的技术繁复程度正在提高。”要获得这些技术，没有专业的教育是不行的。然而，“在欧洲，文凭在很大程度是一种政府垄断……白领社团在这种垄断中扮演了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角色，而且这也是这些社团的主要职责。”Sulkunen；Pekka，opcit； p24原来在一些技校的职业培训放到了大学教育中，而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能上大学的人不但要有一定的财富，还要有一定的身份和地位，一般人无法进入这道门槛。在芬兰，一些职业比如外科医生、大学教授的资格证书获得程序非常严格，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根本不可能获得从事这些职业的资格。相对而言，一旦出现了某个中产阶级社团，这个社团中成员的互动就较为频繁，社团的游戏规则在其内部也具有相当的号召力。
出现这样的情况，可能与欧洲的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实，早年欧洲的行会、欧洲的政府特许制从本质上讲就是目前北欧这种新中产阶级社团的渊源。而美国却完全没有这种历史传统，因而差异就此产生。当然，这种情况的出现也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北欧国家加强在教育方面的投资有很大的关系。以瑞典为例，由于注视国民教育的投入（每年在教育上的投入占其政府财政收入的8％以上），杨宜勇：《关于瑞典和德国中产阶级的调查报告》，wwwdajuncn/ruidianshehuihtm。教育的高投入使教育得以越来越专业化，使专业主义的培养成为可能。
当然，对于北欧新中产阶级来说，用专业教育的方式来关闭所谓的阶级边界和社团边界——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策略。在找到这个策略之前，中产阶级的边界历来是开放的，几乎所有人都有机会进入这个阶级。中产阶级对此是担忧的，这也被米尔斯称为“地位恐慌症”。通过专业主义教育的道路，目前北欧的中产阶级终于找到了一个可行的办法，使自己与其他社会阶级实现了区隔。
第四部分：北欧 福利政策下的新中产阶级四北欧中产阶级的未来（1）
对于中产阶级的未来，很少有社会学家抱着乐观的态度。不管从什么视角来看待新中产阶级，社会学家似乎都对新中产阶级的未来抱有消极的态度。这种情况在美国学者眼中是这样，在北欧学者的眼中也是这样。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缺乏独特的阶级特性的阶级，其间没有什么强有力的阶级认同感。对于美国的新中产阶级，福塞尔几乎极尽嘲讽：“一个最谨小慎微、了无生气的阶层。他们是企业的螺丝钉，‘可替换的零件’。他们最惧怕‘他人的批评’，因此是为他人而生存。他们是全社会中最势利的一群人。”在福塞尔看来，中产阶级的“女人们珍视‘友善’，男人们则视拥有一个体面的职业为至宝。……中产阶级都很胆小……没有比中产阶级更小心谨慎的了。”福塞尔，同前引书，第42、47页。对于这个问题，一些欧洲学者的看法与福塞尔不谋而合，布迪厄认为，新中产阶级的概念应当被抛弃，因为他们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阶层，在社会生活中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Roos；JP& Keijo Rahkonen；opcit； p257针对北欧新中产阶级，苏尔肯作了如下描述：“它所美化的是旧的特权阶层的美德而不是它自身的古老传统，因此它不可能在历史上留下什么特殊的痕迹。”“新中产阶级没有一种可识别的方式是别的阶级所不能模仿的。”Sulkunen；Pekka，opcit； pp153，151正是因为如此，苏尔肯认为，这个阶级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是可有可无的。
当前，北欧的新中产阶级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讲，依然处于上升势头，不过从未来的长远发展考虑，前景不容乐观。
近20年来，福利国家的危机一直是热门的话题，引起世界各国学者的关注。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北欧国家的经济发展似乎出现了一种停滞不前的状态。有学者认为，这与全球化的进程加速有关。他们认为，“经济全球化涉及三种要素的跨国界流动：产品和服务、资本以及人员，其中资本的流动可能影响主权国家的税源，产品和服务的流动可能引起‘社会倾销’（注：在这里，社会倾销意味着：在全球竞争的条件下，一国为了提高市场竞争力而降低社会保护水准，从而形成产品和服务的降价压力，迫使其他国家相应地削减福利开支），而人员的流动则会对主权国家内的社会再分配和福利国家功能有直接的影响。”周弘：《福利国家向何处去》，wwwyannancn/data/detailphp？id=3814。由于长期奉行高工资的福利政策，福利国家的企业在产品成本方面不具有优势，这直接削弱了福利国家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甚至有人认为，福利政策本身有平均主义之嫌，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福利国家的经济效率。
另外，信息经济的发展给福利国家经济布局带来了结构性的危机，这也影响到了福利国家经济的发展。由于在信息经济的大潮中，北欧国家并未占得先机，因此其产业部门目前也处于较为激烈的结构调整之中。因此，在信息经济的全球竞争中，北欧国家的市场竞争力直到目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