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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找到了轻松的心理根据。我们那次从西至东的旅游，让我最深刻地感到了宗教精神的无比重要。当然，宗教问题是非常复杂的，现在的中国，也可谓是宗教热时期，但是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简单说：很少听到忏悔二字。而缺乏忏悔意识的宗教热，就怕又会走歪。
先写这些吧。现在是写几个字就累得不行。有机会，我还会给你带几本书去，每次带不多，但可以坚持。
问候全家。祝圣诞快乐，虎年好运！
铁生
1997年12月18日
。t；xt；小；说天；堂
给盲童朋友
各位盲童朋友，我们是朋友。我也是个残疾人，我的腿从２１岁那年开始不能走路了，到现在，我坐着轮椅又已经度过了２１年。残疾送给我们的困苦和磨难，我们都心里有数，所以不必说了。以后，毫无疑问，残疾还会一如既往地送给我们困苦和磨难，对此我们得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我想，一切外在的艰难和阻碍都不算可怕，只要我们的心理是健康的。
譬如说，我们是朋友，但并不因为我们都是残疾人我们才是朋友，所有的健全人其实都是我们的朋友，一切人都应该是朋友。残疾是什么呢？残疾无非是一种局限。你们想看而不能看。我呢，想走却不能走。那么健全人呢，他们想飞但不能飞——这是一个比喻，就是说健全人也有局限，这些局限也送给他们困苦和磨难。很难说，健全人就一定比我们活得容易，因为痛苦和痛苦是不能比出大小来的，就像幸福和幸福也比不出大小来一样。痛苦和幸福都没有一个客观标准，那完全是自我的感受。因此，谁能够保持不屈的勇气，谁就能更多地感受到幸福。生命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一个不断超越自身局限的过程，这就是命运，任何人都是一样，在这过程中我们遭遇痛苦、超越局限、从而感受幸福。所以一切人都是平等的，我们毫不特殊。
我们残疾人最渴望的是与健全人平等。那怎么办呢？我想，平等不是以吃或可以穿的身外之物，它是一种品质，或者一种境界，你有了你就不用别人送给你，你没有，别人也无法送给你。怎么才能有呢？只要消灭了“特殊”，平等自然而然就会来了。就是说，我们不因为身有残疾而有任何特殊感。我们除了比别人少两条腿或少一双眼睛之外，除了比别人多一辆轮椅或多一根盲杖之外，再不比别人少什么和多什么，再没有什么特殊于别人的地方，我们不因为残疾就忍受歧视，也不因为残疾去摘取殊荣。如果我们干得好别人称赞我们，那仅仅是因为我们干得好，而不是因为我们事先已经有了被称赞的优势。我们靠货真价实的工作赢得光荣。当然，我们也不能没有别人的帮助，自尊不意味着拒绝别人的好意。只想帮助别人而一概拒绝别人的帮助，那不是强者，那其实是一种心理的残疾，因为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任何人不需要别人的帮助。
我们既不能忘记残疾朋友，又应该努力走出残疾人的小圈子，怀着博大的爱心，自由自在地走进全世界，这是克服残疾、超越局限的最要紧的一步。
、t…x…t＿小＿说天堂
给李健鸣Ⅰ
李健鸣：
您好！
我正读刘小枫的一篇文章，谈卡夫卡的《一片秋天枯叶上的湿润经脉》。其中有这样一段：“这种受苦是私人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不是现世社会意义上的，所以根本不干正义的事。为这私人的受苦寻求社会或人类的正义，不仅荒唐，而且会制造出更多的恶。”我想，这就是写作永远可以生存的根据。人的苦难，很多或者根本，是与生俱来的，并没有现实的敌人。比如残、病，甚至无冤可鸣，这类不幸无法导致恨，无法找到报复或声讨的对象。早年这让我感到荒唐透顶，后来慢慢明白，这正是上帝的启示：无缘无故地受苦，才是人的根本处境。这处境不是依靠革命、科学以及任何功法可以改变的，而是必然逼迫着你向神秘去寻求解释，向墙壁寻求问答，向无穷的过程寻求救助。这并不是说可以不关心社会正义，而是说，人的处境远远大于社会，正如存在主义所说：人是被抛到世界上来的。人的由来，注定了人生是一嘲赎罪游戏”。
最近我总想起《去年在马里昂巴》，那真是独一无二的神来之笔。
人是步入歧途了，生来就像是走错了地方。这地方怎么一切都好像中了魔法？狂热的叫卖声中，进行的是一场骗术比赛，人们的快意多半系于骗术的胜利。在熙熙攘攘的人群（或者竟是千姿百态的木偶）中走，定一定神，隐隐地甚至可以听见魔法师的窃笑。
我想起《去年在马里昂巴》，正像似剧中人想起（和希望别人也想起）去年在马里昂巴那样，仿佛是想起了一个亘古的神约。这神约无法证实，这神约存在于你不断地想起它，不断地魂牵梦萦。但是中了魔法的人有几个还能再相信那神约呢？
“马里昂巴”与“戈多”大有关联，前者是神约是希望，后者是魔法是绝境。
我经常觉得，我与文学并不相干，我只是写作（有时甚至不能写，只是想）。我不知道写作可以归到怎样的“学”里去。写作就像自语，就像冥思、梦想、祈祷、忏悔……是人的现实之外的一份自由和期盼，是面对根本性苦难的必要练习。写作不是能学来的（不像文学），并无任何学理可循。数学二字顺理成章，文学二字常让我莫名其妙，除非它仅仅指理论。还是昆德拉说得对：任何生活都比你想像的复杂（大意）。理论是要走向简单，写作是走进复杂。
当然，写作与写作不同，有些只是为了卖，有些主要是为了写。就像说书盲人，嘴里说着的一部是为了衣食，心里如果还有一部，就未必是大家都能听懂的。
我曾经写过：人与人的差别大于人与猪的差别。人与猪的差别是一个定数，人与人的差别却是无穷大。所以，人与人的交往多半肤浅。或者说，只有在比较肤浅的层面上，交往是容易的。一旦走进复杂，人与人就是相互的迷宫。这大概又是人的根本处境，所以巴别塔总是不能通到天堂。
现在的媒体是为了求取大众的快慰，能指望它什么？
性和爱，真是生命中两个最重要的密码，任何事情中都有它们的作为：一种是走向简单的快慰，一种是走向复杂的困苦。难怪流行着的对爱情的看法是：真累。大凡魔法（比如吸毒，比如电子游戏）必要有一份快慰做吸引；而神约，本来是困苦中的跋涉。
造罪的其实是上帝。他把一个浑然的消息分割进亿万个肉体和亿万种残缺的境况，寂寞的宇宙于是有了热火朝天的“人间戏剧”。但是在戏剧的后面（在后台，在散了戏回家的路上，在角色放弃了角色的时候）才有真相。我怀疑上帝更想看的也许是深夜的“戏剧”——梦境中的期盼。深夜是另一个世界，那时地球的这一面弥漫着与白天完全不同的消息，那是角色们卸装之后的心情，那时候如果魔法中得不深，他们可能就会想起类似“马里昂巴”那样的地方，就会发现，每一个人都是那浑然消息的一部分，而折磨，全在于分割，分割之后的隔离。肉体是一个囚笼，是一种符咒，是一份残缺，细想一切困苦都是由于它，但后果却要由精神去担负。那大约就是上帝的意图——锤炼精神。就像是漂流黄河，人生即是漂流，在漂流中体会上帝的意图。
爱，就是重新走向那浑然消息的愿望，所以要沟通，所以要敞开。那是唯一符合上帝期待的行动吧，是上帝想看到的成果。
还有死。怕死真是人类最愚蠢的一种品质。不过也可能，就像多年的囚徒对自由的担心吧，毕竟是一种新的处境。
病得厉害的时候，我写了一首小诗（自以为诗）：
最后的练习是沿悬崖行走
在梦里我听见，灵魂像一只飞虻
在窗户那儿嗡嗡作响
在颤动的阳光里，边舞边唱
眺望即是回想。
谁说我没有死过？
在出生以前，太阳
已无数次起落
无限的光阴，被无限的虚无吞并
又以我生日的名义
卷土重来。
午后，如果阳光静寂
你是否能听出
往日已归去哪里？
在光的前端，或思之极处
时间被忽略的存在中
生死同一。
至于这个乌烟瘴气的“现代”和“城市”，我真有点相信气功师们的说法，是末世的征兆。不可遏制的贪婪，对于一个有限的地球，迟早是灭顶之灾。只是不知道人们能否及时地从那魔法中跳出来？
您的通信建议非常好，可以随意地聊，不拘规则。确实有很多念头，只是现在总是疲劳，有时候就不往下想了。随意地聊聊和听听，可以刺激日趋麻木的思想。只是您别嫌慢，我笔下从来就慢，现在借着“透析”就更慢。
问候钱老师。
祝好！
史铁生
1998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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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李健鸣Ⅱ
李健鸣：
您好！
我又写了几行自以为诗的文字：
如果收拾我的遗物
请别忘记这个窗口
那是我最常用的东西
我的目光，我的呼吸和我的好梦
我的神思从那儿流向世界
我的世界在那儿幻出奇景
我的快乐，从那儿出发又从那儿回来
黎明夜色都是我的魂灵
大概是我总坐在四壁之间的缘故，唯一的窗口执意把我推向“形而上”。想，或者说思考，占据了我的大部分时间。我不想纠正，因为并没有什么纠正的标准。总去想应该怎样，倒不如干脆去由它怎样。唯望您能忍受。
我还是相信，爱情，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理想（梦想，心愿），并不要求它必须是现实。
现实的内容太多，要有同样多的智谋去应对，势单力薄的理想因此很容易被扯碎，被埋没，剩下的是无穷无尽的事务、消息、反应……所以就有一种潇洒的态度流行：其实并没有什么爱情，有的只是实实在在的日子（换句话就是：哪有什么理想，有的只是真实的生活）。但这潇洒必定经不装迂腐”的多有一问：其实“并没有”的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如果说不出没有的是什么，如何断定它没有呢？如果说出了没有的是什么，什么就已经有了。
爱情并非有形之物，爱情是一种心愿，它在思念中、描画中，或者在言说中存在。呼唤它，梦想它，寻找它，乃至丢失它，轻慢它，都说明它是有的，它已经存在。只有认为性欲和婚姻就已经是它的时候，它消失，或者根本不曾出面。
所有的理想都是这个逻辑，没有它的根本不会说它，说它的都因为已经有它。
所以语言重要。语言的重要并不仅在于能够说明什么，更在于可以寻找什么，描画理想，触摸虚幻，步入可能。甚至，世界的无限性即系于语言的无限可能。
写作所以和爱情相近，其主要的关心点都不在空间中发生的事，而在“深夜的戏剧”里。布莱希特的“陌生化”，我想，关键是要解除白昼的“魔法”（即“确定”所造成的束缚），给语言或思悟以深夜的自由（即对可能的探问）。要是看一出戏，其实在大街上或商店里也能看到，又何必去剧场？要是一种思绪独辟蹊径，拓开了生命的可能之地，没有舞台它也已经是艺术（艺术精神）。有或者没有这样的思绪在飘动，会造就两种截然不同的现实。
昨天有几个朋友来看我，不知怎么一来说起了美国，其中一个说：“美国有什么了不起？我可不想当美国人。”另一个说：“那当然，当美国人干嘛？”这对话让我感慨颇多，当不当美国人是一回事，但想不想当美国人确实已经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被强调了，事情就不再那么简单。比如，为什么没有人去考虑要不要当古巴人？或者，你即便声称想当古巴人，也不会在人们心中掀起什么波澜，或引起什么非难。所以，存在之物，在乎其是否已经成为问题，而有没有公认的答案倒可以轻视。
我也并不想当美国人，当然让我去美国玩玩我会很高兴，原因不在于哪儿更好，而在于哪儿更适合我。这都是题外话。再说一句题外话：有人（记不清是谁了）曾经说过：不可以当和尚，但不可以不想当和尚。此言大有其妙。
并非有形的东西才存在。想什么和不想什么，说什么和不说什么，现实会因而大不相同。譬如神，一个民族或者一个社会，相信什么样的神，于是便会有什么样的精神。所谓失神落魄，就是说，那个被言说、被思悟着的信仰（神）如果不对劲儿，现实（魄）必也要出问题。
三毛说“爱如禅，一说就错”，这话说得机巧，但是粗浅。其实禅也离不开说，不说怎么知道一说就错？“一说就错”只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