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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你都到过什么地方？”
“到过列宁格勒，到过沃罗涅什……”
“你喜欢列宁格勒吗？”
“嗅，那还用说！多大的商场啊！百货大楼！什么东西都有专卖的柜台——专卖长筒丝袜的，专卖手提包的！
这一切，都是焦姆卡所不能想像的，他心里很羡慕。因为这姑娘如此大胆谈论的一切，也许的确很好，而他的眼界却十分狭窄。
女护理员，像一座雕像，还是那么站在桌旁，与斯大林并排，直着腰板往报纸上吐葵花籽壳儿。
“你这个运动员，怎么到这儿来了？”
他没敢问她究竟有什么病。这可能会使对方不便于回答。
“我在这里只呆3天，做做检查，”阿霞甩了一下手。她的另一只手不得不一直按着或者神着敞开的领子。“给穿这种不像样子的病号衫，真丢脸！在这地方位上一个礼拜，非发疯不可……可你是由于什么而到这里来的？”
“我？……”焦姆卡咂了咂嘴唇。关于腿么，他倒也是想谈谈，而且要谈得有来龙去脉，不喜欢三言两语。“我的一条腿上…”
至今，“我的一条腿上”这句话，对他来说是意味深长而又痛苦的。但面对着心情轻松的阿霞，他已开始怀疑，这一切究竟是不是那么严重。于是他几乎像谈到工资那样，不好意思地谈了谈腿。
“医生们是怎么说的？”
“明摆着…他们嘴上不说…可是正打算把腿截去……”
他脸色晦暗，说完了这句话便望着阿霞那容光焕发的面孔。
“你说什么呀！！”阿霞像对老朋友似的，拍了一下他的肩头。“怎么能把一条腿截去呢？他们发疯了不成？是不想治罢了！说什么你也别答应！活着只有一条腿，还不如死了好，你说呢？你要是成为一个残废，还谈什么生活2人活着是为了幸福！”
是的，她当然又是对的！拄着条拐杖还谈得上什么生活？就拿这会儿来说吧，他跟她坐在一起，可是拐杖能往哪儿放呢？那半截腿又怎么摆？……再说，他连椅子也搬不来，这还得她替他搬。不，缺一条腿根本谈不上生活。
人活着是为了幸福。
“你早就来这里了吗？”
“你是问多少天？”焦姆卡心里算了一下。“3个礼拜。”
“太可怕了！”阿霞耸了耸肩。“多闷得慌！没有收音机，也没有手风琴！我能想像得出病房里都会谈论什么！”
这一来，焦姆卡更不想如实告诉她，说自己整天都在用功学习。他所珍视的一切，都顶不住阿霞嘴里吹出来的快速气流，此刻它们似乎被夸大了，甚至变成虚假的了。
焦姆卡冷冷一笑（其实他内心里一点也没有冷笑之意），说道：
“比方说，刚才大家就在议论，人们靠什么活着？”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人们活着是为了什么”
“嘿！”对任何问题阿霞都能回答。“老师也曾给我们出过这样的作文题：‘人活着是为了什么？’。还给了提纲：关于种植棉花的农民，关于挤奶员，关于国内战争时期的英雄以及对保尔·柯察金的功勋、对马特洛索夫的功勋你持什么态度……”
“那你持什么态度呢？”
“这还用问吗？意思是：你自己会不会那样做。一定得表态。我们就都写：我们也会那样做。临近毕业考试了，何必把关系搞坏？可萨什卡·格罗莫夫问：‘我能不能不这样写，而按自己的想法？’老师对他说：什么‘按自己的想法’，我看你敢不敢！会让你体会一下得一分的滋味！……有一个调皮的女生写得很逗：‘我还不知道，我爱还是不爱自己的祖国。’老师当即声嘶力竭地喊道：‘这思想太可怕！你怎能不爱自己的祖国？’‘是的，我也许爱它，但并不确切知道。这需要验证。’‘没什么要验证的！你在吃母奶的时候就应当把对祖国的爱也吮进去！你得重写，并且在下一堂课之前写好！’这个女老师我们管她叫蛤模。她进教室的时候，从来没有笑意。这也不难理解，她是个老处女嘛，个人生活不如意，就把怨气往我们身上出。她尤其不喜欢俏丽的女生。”
阿霞是顺口说出了这话的，她坚信脸蛋儿不同，价值也不同。显然，她没有经历过疾病、疼痛、折磨、吃不下和睡不着的任何一个阶段，还没有失去娇嫩的容光和红润的脸色，她只不过是从那些个健身厅和练舞场上跑来作3天检查的。
“那么好的老师呢，有吗？”焦姆卡问，这只是为了让她继续讲点什么，不至于沉默，而他就可以不停地看她。
“没，没有！全都是些生闷气的火鸡！唉，学校还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已回·回＠谈都不想谈广
她那活泼乐观的谈吐也感染了焦姆卡。他已不再感到拘束，而是舒展自如，坐在那里怀着感激的心情听她闲聊。不论什么问题，他都不想跟她争论，对一切他都愿意违背自己的信念而同意她的见解：比如活着是为了幸福，又比如不能同意把腿截去。怎奈腿使他感到啃啮似的疼痛，这疼痛缠扰着他，使他不知怎样摆脱——截去半条小腿？截到膝盖？还是半条大腿？由于这条腿，“人们靠什么活着？”的问题对他来说仍然是个主要的问题。于是他问道：
“说真的，你是怎么想的呢？人活着是……为了什么？”
可不，这个黄毛丫头什么都明白！她那有点儿泛绿色的眼睛望了望焦姆卡，似乎不相信他是认真地在问，而是故意在返弄她。
“能为了什么？当然是为了爱呗！”
为了爱！……连托尔斯泰也说过“为了爱”，可那是什么意义上的爱呢？老师也要求他们回答说“为了爱”，那又是什么意义上的爱？焦姆卡毕竟习惯于刨根问底和独立思考。
“但是，要知道……”他声音嘶哑地说（话虽然是很简单的，但毕竟不便于说出口），“爱情……爱情还并不等于全部生活。这只是……偶尔才有。从一定的年龄开始，到了一定的年龄为小，”
“你说从什么年龄开始？从什么年龄开始？”阿霞气呼呼地请问，仿佛他侮辱了她。“我们这种年龄一切都是甜蜜的，还要等到什么时候？除了爱情，生活中还会有什么？”
从她扬起的两道眉毛可以看出，她是那么自信，简直不容反驳，而焦姆卡也没反驳什么。是的，他只是要听，而不是反驳。
她完全转过身来，面对着他俯下身，虽然没有伸出手，却好像伸出了两臂穿过大地上所有的残垣断壁：
“这——永远属于我们！我就是我们的今天！至于别人嚼什么舌头，要听是听不完的，有的有影儿，有的没影儿。爱情！！这就是一切！！”
她对他是那么直爽，好像他们已有上百个晚上在一起闲聊，聊啊观啊，无话不谈…看来，要是没有那个嗑葵花籽儿的女护理员、一个护士、两个下跳棋的棋手在场，要是走廊里没有病人走动，那么，哪怕是此时此地，就在这个角落里，在他们最美妙的青春期，她也准备帮助他理解人们赖以生存的是什么。
焦姆卡忘记了腿上那一刻不停的、甚至在睡梦中也感到的啃啮般的疼痛，仿佛根本没有他那条病腿。焦姆卡望着阿霞那敞开的领口，嘴微微张开了。过去，母亲所做过的那种令他极其厌恶的事情，此时第一次使他觉得无须愧对任何世人，一点也不肮脏，甚至超越出人间的一切丑恶范畴。
“你怎么啦…”阿霞悄声问道，几乎是耳语，差一点笑出声来，但却怀着同情。“直到现在还没……？小傻瓜，你还没……”
仿佛在偷东西的时候被当场逮住似的，焦姆卡只感到耳朵、脸上、脑门火辣辣的。在20分钟之内，这个黄毛丫头就把他多少年来所固守的一切彻底打垮了，于是他喉咙干渴，像求饶似的问道：
“那你呢？……”
如同她的病号衫里边只有一件内衣，再就是胸部和心房一样，她的话里也没对他隐瞒什么，她认为没有必要隐瞒：
“唉，我们那儿，半数姑娘都开始了…请一个还是在上八年级的时候就怀孕了！还有一个是在住宅里被抓住的，那是……为了挣钱，你懂吗？她已经有自己的存折了！这事怎么会发现了呢？因为她夹在学生手册里，忘记了，结果被老师看见。……越早越有意思！……干吗要等呢？当今是原子时代！……”
第十一章 桦树癌
不管怎么说，星期六晚上癌症楼病房里的那种看不见的轻松气氛还是能够感觉到的，虽然不知道为什么：须知，病人在周末并不能解脱自己的疾患，更不能抛开疾患所引起的愁绪。他们无非是摆脱了同医生们的谈话和主要的治疗措施，看来，人身上永远保持稚气的那根弦所喜欢的正是这一点。
跟阿霞闲聊之后，焦姆卡小心翼翼地迈着愈益疼痛的腿，艰难地走上楼梯，进了自己的病房，并且立刻发现病房里从来也没有这么热闹过。
不仅同病房里的人和西布加托夫都在，还有从楼下来的客人，其中有的是熟人，例如从放射病房里放出来的那位姓倪的朝鲜族老人（当他舌头上安放着镭针的时候，他像银行保险柜里的珍宝似的被锁了起来）；有的则是新来的。一个刚住院的俄罗斯男子，仪表堂堂，灰色的头发梳得高高的，他的患处是咽喉，只能像耳语似地说话，这会儿他正坐在焦姆卡的床上。大家都在听，就连不懂俄语的穆尔萨利莫夫和叶根别尔季耶夫也不例外。
说话的是科斯托格洛托夫。他不是坐在床上，而是坐在自己床边的窗台上，就这一点也表明话题正处在吸引人的时刻。（要求严格的护士是不会允许他坐在那里的，但值班的男护士图尔贡是自己的哥们儿，他懂得这样做不会使医学科学头末倒置。例斯托格洛托夫把穿着袜子的一只脚踩在自己床上，把另一条腿错了起来，使它像吉他似的搁在前一条腿的膝上，并且微微摇晃着身子，面对整个病房激昂慷慨地发表议论：
“这就是那位哲学家笛卡儿。他说过：“可以怀疑一切！”
“不过，这并不适用于我们的现实！”鲁萨诺夫举起一个指头提醒他。
“不适用，当然不适用，”科斯托格格托夫对他的异议甚至感到惊讶。“我只是想说，我们不应该像家兔一样听任医生摆布。请看，我读的这本书，”他从窗台上拿起一本打开了的大开本的书。“阿布里科索夫和斯特鲁科夫为高等院校合写的教科书《病理解剖学》。这里说，肿瘤的变化过程与中枢神经活动的联系还是研究的薄弱环节。而这种联系却是极其奇特的！甚至开门见山地写道，他找到了要引用的一行，‘虽然很少，但是自行疫命的例子是有的’！这里是怎么写的，你们注意到没有？不是治愈，而是痊愈！嗯？”
整个病房都活跃了起来。仿佛从那本翻开的大书里飞出了“自行痊愈”这只能够触摸得到的彩蝶，每个人都探出前额和面颊，渴望彩蝶发发善心用翅膀来轻抚一下。
“自行痊愈！”科斯托格洛托夫把书放下之后，晃动着十指张开的双手，一条腿仍像吉他似的搁在膝上。“这就是说，肿瘤会突然莫名其妙地向相反的方向收缩！它渐渐缩小，消散，最终完全消失！懂吗？”
大家都默不作声，像听故事似地微微张着嘴。他们无一不希望他的那个肿瘤，那个把整个生活都彻底搅乱、置人于死地的那个肿瘤，会突然萎缩，消退平复，化为乌有……
大家都默不作声，等候彩蝶来抚摸自己的脸，只有脸色阴沉的波杜耶夫把床弄得嘎吱嘎吱响，绝望地紧皱着眉头，声音沙哑地说：
“大概，这需要……良心上干净。”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明白，他是在参加这场谈话呢，还是自己在谈别的事情。
但是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这一次不仅是聚精会神地，而且是怀着一定的好感在听啃骨者这位邻居发表议论，这时，他不屑一顾地甩了甩手：
“这跟良心有什么相干？你应感到惭愧，波杜耶夫同志！”
然而科斯托格洛托夫却及时接过话头：
“说得好，叶夫列姆！说得好！一切都是可能的，我们连个屁也不知道。比方说，战后我读过一本杂志，那上面有一篇极其有趣的东西…原来，人的脑袋通口处有一道脑血屏障，只要那些能够致人死命的物质或细菌无法通过这道屏障进人大脑，人就活着。而这取决于什么呢？……”
那位从进入病房就手不释卷研究地质学的青年，此时正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