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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没有终结的寻找，托马斯·曼作出了他的十分重要的贡献：我们思考行动，我们思考思想，但是在我们这里，思想着与行动着的却是另一个或另一些人：远得无法追忆的习惯，原始型，它们已成为神话，从一代到另一代，拥有一种巨大的诱惑力，从“古井”（如曼所说）遥控着我们。
曼说：“人的‘自我’是不是紧紧地被限定，并被密封地关闭在他的肉体的表面的限度中？他由之组成的许多因素难道不属于他之外和他之先的宇宙？……普遍的精神与个人的精神之区别，在过去并不像在今天这样使众魂灵敬而畏之……”；并且，“我们会面对一种现象，我们将愿意称之为摹仿或继续，也即一种生活的观念，它认为每个人的作用旨在复苏某些既定的形式，某些由先人建立的神话的图腾，并使它们再生”。
雅各布（JACOB）与他的兄弟埃萨禹（ESAUB）之间的冲突，只是过去阿贝尔（ABEL）与该隐（CAIBN）之间的竞争，是上帝的宠儿和另一个被无视、被妒嫉的人之间竞争的复活。这个冲突，这个“先人建立的图腾”，在雅各布的儿子约瑟夫（JOSEPH）的命运中找到了新的化身，约瑟夫本人也属于享有特权的种族。由于他从遥远而无法忆及的特权人的负罪感所蜕变，雅各布让他去与他的妒嫉的兄弟们重新和好（一个后果惨重的主动行为：兄弟们后来把他扔进井里）。
哪怕是痛苦，一个表面看来无法控制的反应，也仅仅是一个“摹仿和继续”：当小说向我们描述雅各布哀悼约瑟夫之死的行为和语言时，曼评论道：“这完全不是他平日习惯的说话方式……诺亚（NO′E）早已对于洪水说过相同或近似的话。雅各布把它据为己用。……他的失望用一些多少被神圣化的方法来表达……尤其还得不让人对他的自发性有半点怀疑。”重要的提示：摹仿不意味着缺少真实性，因为个人不可能不摹仿已经发生过的；他如此真诚，因而仅仅是一个再现；他如此真实，因而仅仅是源自古井的建议与命令的合成结果。
不同历史时间在小说里同时存在
我想到我开始写《玩笑》的那一天：从一开始，完全自发地，我就知道，通过杰罗斯拉夫（JAROSLAV）这个人物，小说将把它的目光注入往事（人民艺术的往事）的深层，我的人物的“我”将在这一目光下和通过这一目光表现自己。而且，全部四位主角也这样创造出来了：四个共产主义者的个人的宇宙，嫁接在四段欧洲的往昔之上。卢德维克（LUDVIK）：生长在伏尔泰式的辛辣的共产主义之上；杰罗斯拉夫：作为一种欲望的共产主义，重建保留在民间创作中的父系制的往昔；科斯特卡（KOSTKA）：嫁接在福音书上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幻想；海伦（HELENE）：共产主义，一个自我感情式的（HOMOSENTIMENTALIS）的热情主义的源泉。所有这些个人的世界在它们被分解之刻被捕捉：共产主义瓦解的四种形式；也可以说：四个古老欧洲的冒险之崩溃。
在《玩笑》中，过去仅仅表现为那些人物心理的一个平面，或在文论式的离题中出现；后来，我想把它直接放在舞台上。在《生活在别处》，我曾把一位我们时代的诗人的生活，置于欧洲诗歌的全部历史的画面之前，为的是使其步伐与兰波（RIMBAUD）、济慈（KEATS）和莱蒙托夫（LERMONATOV）的步伐合在一起。把不同的历史时间相对照，和《不朽》（LCIMMORTALITDE）一起，我走得更远。
当我还是年轻作家，在布拉格的时候，我憎恨“一代人”这个词，它那种和众人凑在一起的味道使我讨厌。我第一次感到自己与别的人联在一起，是在其后，在法国，读到卡洛斯·伏昂岱斯（CARLOSFUENTES）的《霍乱之地》（TERRANOSTRA）。一个另一个洲陆的人，其历程与文化都与我相距遥远，怎么可能被同样的美学困扰所缠绕：要让不同的历史时期存在于同一部小说里？而我，直到那时一直天真地认为这个困扰只属于我。
如果不去俯视古井，就无法捉住什么是墨西哥的霍乱大地。不是要以史学家的方式到里面去读历史纪事式发展中的事件，而是去问自己：对于一个人，什么是墨西哥大地之精华？伏昂岱斯从梦幻小说的方向抓住了这一本质，在那里，许多历史时代相互混杂为一种如诗如梦的历史；他这样创造了某种难以描写的东西，而且无论怎样讲，是文学上从未有过的。
最后一次我有这种秘密的美学亲缘感情，是和索莱斯（SOLLERS）的《节日在威尼斯》（FETEAVENISE）。这部小说奇特，故事发生在我们的今天，却是一台完整的戏，献给华托（WATTEAU）、塞尚（C′EZANNE）、提香（TI－TIEN）、毕加索（PICASSO）、司汤达（STENDHAL）。一出他们的讲话和他们的艺术的戏。
在这期间，还有《撒旦诗篇》：一个欧洲化的印度人的复杂的认同；非霍乱的大地，失落的大地（TERRAENONNOSATRAE；TERRAEPERDITAE）；为了把握这个被撕裂的认同，小说从地球的不同地方去审视：在伦敦，在孟买，在一个巴基斯坦村庄，还有在七世纪的亚洲。
不同时代的共同存在，给小说家提出一个技术问题：怎样把它们联在一起，而不让小说丧失同一性？
伏昂岱斯和拉什迪都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解决办法：在伏昂岱斯那里，他的人物作为自己的再现从一个时代走到另一个时代。在拉什迪那里，是由吉布列尔·法利什达（GIBREELFARISHTA）这个人物通过把自己变为大天神吉布列尔来保护这一超时间的联系，吉布列尔大天神自己则成了穆胡恩德（MAHOUND，穆罕默德的小说式变形）的通灵人。
在索莱斯和在我这里，这样的联系没有什么虚幻；索莱斯：画与书籍，书中诸人物看到和读到，作为通向往昔的窗口。在我这里，过去与现在在相同的主题和相同的动机上被跨越。
这个地下的（没有被看出并且是看不出的）美学亲缘是否可以以相互影响来解释，而不以共同受过的影响来解释？我看不出它是什么，或者，是我们呼吸了相同的历史的空气？小说的历史，经由它自己的逻辑，是否让我们面临同样的任务？
小说的历史作为对历史的报复
历史。我们还能够为自己要求这个陈旧的权威吗？我要说的仅仅是纯粹个人的认供：作为小说家我始终感到自己在历史之中，即在一条道路的中间，正在同在我之前，甚至（要少一些）也许和将要来到的人们对话。当然我说的是小说的艺术，而不是任何别的，而且我说的是我所看到的这个样子的它：它与黑格尔的极人道的理性毫无关系；它既不是预先决定的，也并不与进步这个想法相认同；它是完全人道的，由人们来实现，由某几个人，并且在这一点上可以相比较于单独一个艺术家的演进：他有时行为平常，而后又无法预见，有时才华横溢，而后又了了无奇，并且他经常错失机会。
我正在声明加入小说的历史，而我的所有的小说却散发着历史的恐怖，这个敌对的、非人道的、未被邀请并不受欢迎的力量从外部侵入我们的生活，将它们摧毁。然而我的这种双重态度丝毫不缺乏不一致性，因为人类的历史与小说的历史是不同的事。如果前者不属于人，如果说它作为人在其中无任何把握的外来力量而君临于人，小说的（绘画的，音乐的）历史则产生于人的自由，产生于他的完全个人的创造，和他的选择。一种艺术的历史之意义与历史的意义是对立的。一种艺术的历史，通过其自身的特点，是人对于无个性的人类的历史所作的报复。
小说的历史的个性特点？在几个世纪的过程中，为了形成一个独一的整体，这个历史难道不应该由一个共同的、永久的，因而必然具有超个性特点的方向所统一吗？不，我以为，甚至这个共同的方向也始终是有个性和有人性的。因为，在历史的赛跑中，这一艺术或那一艺术的观念（小说是什么？），及其演进的方向（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都不断地被每一个艺术家，被每一件新作品所确定和再确定。小说历史之方向，便是对这一方向的追求，是它持续不断的创造与再创造；追溯既往，它始终包容小说的全部往昔：拉伯雷肯定从未将它的《卡冈杜埃—庞大固埃》（GARGANTUA－PANATAGRUEL）称为小说。这在过去不是小说；它成为了小说是随着后来的小说家［斯特恩（STERNE），狄德罗，巴尔扎克，福楼拜，万库拉（VANCURA），贡布罗维茨，拉什迪，齐斯（KIS），沙穆瓦索（CHAMOISEAU）］从中吸取灵感，公开地称其为先师，因而将其纳入小说的历史，更甚者，将其推为这一历史的奠基石。
我可以说，“历史的终结”这一词从未在我心中引起不安或不快。“忘却它该是多么美妙！它吸尽了我们短暂生命的汁液，把它们用在无谓的劳作中。忘却历史将是美好的！”（《生活在别处》）如果它要结束（尽管我不能具体地想象哲学家喜欢谈论的这个终结），那它就快些吧！但是，同一种说法，“历史的终结”，用于艺术，却让我心头发紧；这个终结，我能再好不过地想象，因为今日小说生产的大部分是由那些在小说历史之外的小说组成的：小说化的忏悔，小说化的报道，小说化的清算，小说化的自传，小说化的披露隐私，小说化的告发，小说化的政治课，小说化的丈夫临终之际，小说化的父亲临终之际，小说化的母亲临终之际，小说化的失去童贞，小说化的分娩，没完没了的小说，直至时间的终结，说不出任何新的东西，没有任何美学的雄心，为我们对人的理解和为小说的形式不带来任何变化，一个个何其相似，完全可以在早晨消费，完全可以在晚上扔掉。
在我看来，伟大的作品只能诞生于它们的艺术历史之中，并通过参与这一历史而实现。只有在历史之内我们才能把握什么是新的，什么是重复性的，什么是被发现的，什么是摹仿的。换言之，只有在历史之内，一部作品才可作为价值而存在，而被发现，而被评价。所以，就艺术而言，在我看来没有比跌落到它的历史之外更为可怕，因为这是跌入混乱，美学价值在其中鱼目混珠，人不再可以辨认。
即兴与结构
在写作《唐·吉诃德》的时候，塞万提斯一路没有束缚自己，去使自己主人公的性格产生改变。拉伯雷、塞万提斯、狄德罗、斯特恩的自由使我们如醉如痴，这个自由与即兴联在一起。复杂而严谨的结构艺术只是到了十九世纪上半叶才成为强令性的必要。当时诞生的小说的艺术，由于其情节集中在有限时空内，发生在诸多人物历史的交错处，因而要求情节与场面被精密地计算构成：在开始写作之前，小说家即划出了小说的构图，一而再，再而三地计算，一而再，再而三地描绘，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只需翻看一下陀斯妥耶夫斯基为《恶魔》作的笔记：七个笔记本，在七星出版社版（EDITIONSPLEADE）中占据400页（而全部小说占750页），动机寻找人物，人物寻找动机，众人物长时间争夺主角的位置；斯达伏洛金（STAVROGUINE）应当结婚，但是“和谁”？陀斯妥耶夫斯基在想，他先后试着让他和三个女人结婚；等等。（悖论只是表面的：这个建筑机器愈经计算，人物愈真实自然。反对结构的偏见将其视为阉割人物“活生生”性格的“非艺术”因素只不过是那些对艺术毫无悟性的人的天真情感。）
我们世纪的小说家，对小说艺术的先师们满怀乡愁，却不能在历史之线断裂之处将其重新接合；他不能跨越十九世纪的浩瀚经验；如果他想与拉伯雷或斯特恩的放佻的自由重新汇合，他就应当把这一自由与结构的要求重新结合起来。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读《宿命论者雅克》（JACQUELEFATALISTE），为它勇敢的怪诞所造成的丰富性而欣喜若狂。小说中思索与趣事并存，一个故事套着另一个故事，它的结构的自由嘲笑了情节同一律，使我喜出望外。我问自己：这个绝妙的混乱是来自于一个了不起的精心计算的结构，还是来自于一个纯粹即兴的得意之作？毫无疑问，其中占主导的是即兴；但是我自发地想到的问题使我明白：也许有一个神奇微妙的建筑被包含在这个如醉如痴的即兴之中，即一个复杂丰富的构造之可能性，它同时经过周到的计算、衡量和预想，就像一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