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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泳
《读书》一九九九年第三期有陈红民先生一文：《智者千虑》。主要意思是说当年蒋介石请胡适入政府，作为一个独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虽然胡适最终没有“被湿了羽毛”，但“胡适怦然心动，有欲迎还拒之态，虽然属人之常情，但也可见在一定条件下，修炼了三十年的‘独立地位’是可以放弃的，‘诤友’也能成‘战友’。”
陈先生文章所用材料都是过去常见的，要说新材料的话，就是他用了陆锵回忆录中关于胡适在这一件事上的表现，或者说失态。关于陆铿对这一件事的回忆，我虽然没有见到，但从陈先生引述的那些文字中，我以为只是回忆而已，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说，在没有其它材料支持的情况下，只可作为一个孤证来参考，以此孤证推断胡适在这一件事上的态度，甚至人格，我以为是不可以的。关于陆铿这一回忆的真实性问题，我们留待以后再说，现在可以先说胡适在蒋介石请他入政府这一具体事情上的态度和人格了。
在说这件事之前，应该先说明我对于中国现代历史的一个基本态度。我以为，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在进入具体的历史事件之前，不能先存了成见，比如事先设定好谁是好人或者坏人，然后就以这样的思维去判断和评价历史，现在许多研究胡适的人和他们的著作，在这一点上，都做得不好，比如耿云志、易竹贤、胡明、欧阳哲生、沈卫威诸先生，因为在他们的著作中，叙述历史事件时，他们的思维方式还没有完全改变过来，他们对于胡适已有了很多客观的评价，但还不能有持平之论，因为在他们的思维中，还存有以政党一时的成败来判断是非的逻辑，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于胡适的评价。关于蒋介石邀请胡适入政府，我个人的看法是：对此要先有了解之同情，不能因为我们对于蒋介石固有的评价，就先入为主，以为他所做的任何选择都是虚假的，一点诚意都没有，我们不能这样来看历史，不能这样评价一个历史人物。
四十年代末蒋介石在请胡适入政府这一点上，作为个人，我现在还看不到他在动机上有什么不纯的地方，他的这种选择是出于什么考虑，成功与否，史家自有公论，我不敢赞一词。但从我已看到的史料来说，我们不能下一个结论，说他是毫无诚意的。说他没有诚意，不符合常识，因为这种事情绝不是可以随便说着玩的。《王世杰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新行政院人选中非国民党之政务委员共九人。对当时国民政府的改组，也要靠事实来下断语。对于这次改组，王世杰在他的日记中曾记下了陈光甫的一个看法：“晚晤陈光甫，彼云国民党今日自动取消一党专政可说是一种不流血的革命。（《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六册第五十三页，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胡适对于这次国民政府改组的评价是：“这是近代政治史上的一件稀有的事：一个政党抓住政权二十多年了，现在宣告自己取消一党专政，而愿意和别的政党共同担负政权。”（《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六册第一九六二页）胡适认为，这是国民党从苏俄式的政党回到英美式的政党的开始。胡适对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看法，在他同时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中是很有特点的，这就是他认为国民党在走宪政道路这一点上是有诚意的。一九四七年四月十日，胡适在给傅斯年的一封信中曾说过他的这个看法，他认为：“至于政治情形，我总觉得我在海外九年，看事理比较国内朋友似稍客观，故对蒋公，对国民党，都比一般的朋友比较宽恕。我并不否认你的‘经验’主义，但我因为没有这九年经验，故还保留一点冷静的见解。”（《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第一五七页，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那时傅斯年主张没收孔宋家产，对此，胡适是不同意的，不是因为他同情孔宋，而是因为这样做，没有法律上的根据，很容易成为一种“清算”。
从中国现代历史的事实看，国民政府在请文人入政府这一点上，是有传统的，胡适他们当年提倡好政府主义，后来政府做了让步，翁文灏、吴景超、罗文干等清华教授都曾有过从政的经历，这是三十年代，到了四十年代，蒋廷黻、吴文藻、何廉等清华、南开的教授也有不少入政府的。那时国民政府也请过政治学者萧公权，但他没有答应。学者从政的得失可以讨论，但在请不请他们入政府这一点上，我们不能轻易说这是没有诚意的，这不需要讲出多少道理，只要看大量存在的事实即可。
许多对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看法的人，总是要找出各种理由来否定掉这些知识分子身上的独立性，以为他们那种独立性是虚伪的。对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只看见他们和政府合作，就以为他们是卖身投靠了，而更要看他们给政府出的是什么主张，这些主张与他们一惯的思想是否相符。就以胡适和傅斯年来说，蒋介石个人对他们确实有知遇之恩，但他们并没有因为这层关系，就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性，也就是说，他们在向政府直言时和他们在野时的主张是一致的。从胡适和傅斯年一生的政治选择来说，他们的自由主义立场是没有改变过的。
蒋介石请胡适入政府之前，曾和傅斯年有过一次长谈。一九四七年二月四日，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曾说过。
一月五日，蒋介石请傅斯年吃饭，问他意见。傅斯年就说了宋子文与国人为敌，实施宪政必须积极等意见。但在实施宪政这一点上，蒋介石不以为然。也就是在这一次，蒋介石问起了胡适组党的事，傅斯年说没有再和胡适说过，蒋介石说，可以请胡适再做考虑。就是在这封信中，傅斯年提出了他著名的“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的主张。在这次和傅斯年的谈话中，蒋介石提出要胡适担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傅斯年当时就替胡适拒绝了。他说：“我当力陈其不便：自大言者，政府之外应有帮助政府之人，必要时说说话，如皆在政府，较失效用；即如翁咏霓等，如不入党，不入政府，岂不更好？他说，并不请先生入党。我说，参加政府亦同……。自小言者，北大亦不易办，校长实不易找人，北大关系北方学界前途甚大。他说，可以兼着。我说不方便，且不合大学组织法。他说不要紧（此公法治观念极微）。如此谈了许久，我反复陈说其不便，他未放松。我答应写信通知先生，详述他这一番好意。”（《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一七一页）
三十年代初，汪精卫请过胡适做教育部长，胡适没有答应。这次蒋介石来请胡适，胡适也没有答应，胡适历来就是这样。陈红民先生文章中认为这是胡适嫌官职小，不足以抗衡独立二字的尊严，这不是知人之论。胡适在抗战时出任驻美大使，用他的话说，这是战时征调，没有什么好说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那时对国家的情感，非我辈今日所能理解，我们更不能以调侃的语气对他们的选择表示轻蔑。
胡适在见到傅斯年信两天后，就给他回了一信。表达了他正因为很愿意帮国家政府的忙，所以才不愿入政府的理由。对蒋介石的厚意，胡适也十分感谢。然后他就说：“我在野，──我们在野，──是国家的、政府的一种力量，对外国，对国内都可以帮政府的忙，支持他，替他说公平话，给他做面子。若做了国府委员，或做了一院院长，或做了一部部长，……结果是毁了我三十年养成的独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做为。结果是连我们说公平话的地位也取消了。──用一句通行的话，‘成了政府的尾巴’！……这个时代，我们做我们的事就是为国家，为政府，树立一点力量。”（同上第一七五页）
二月二十日，傅斯年又给胡适一信，说他日前又见到蒋介石，当时陈布雷也在，说蒋介石还是要胡适出来，并说了“撑面子，要如此”的话。傅斯年告诉胡适“撑面子”倒是“真话真意”。（同上第一七六页）蒋介石要请胡适入政府，是通过胡适的两个好朋友傅斯年和当时的外交部长王世杰来说的，从现在能看到的材料，胡适在不入政府这一点上是很坚决的。《王世杰日记》记载：“昨晚与胡适之长谈，彼不愿接受蒋先生之邀约，拒绝担任考试院院长，亦不愿任未来国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予以其用意在保持独立地位以便随时为政府助，故未强劝。”（第六册第三十一页）《胡适的日记》（台湾远流出版社，手稿本，第十五册）在同一天记有：“今天又与雪艇细谈。”然后在日记中摘要抄出了他给王世杰的信。这是傅斯年给胡适写信的两天后，即二月二十二日夜间。胡适给王世杰的信中说：“今日分别后细细想过，终觉得我不应该参加政府。考试院院长决不敢就，国府委员也决不敢就。理由无他，仍是要请政府为国家留一两个独立说话的人，在要紧关头究竟有点用处。我决不是爱惜羽毛的人，前次做外交官，此次出席国大，都可证明。但我不愿意放弃我独往独来的自由。”（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六册第一九六零页）
胡适三月十三日的日记中记载，他在南京参加中基会理事预备会时：“晚八点，蒋主席邀吃饭，先约我小谈。我申说我的意见请他不要逼我加入政府。他说，你看见我的信没有？是托何市长转交的。我说没有，他最后说：如果国家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决不会勉强你。我听了很高兴。出来时对孟真说，‘放学了’！”（日记第十五册）
三月十七日胡适的日记记载：“我以为是‘放学了’，其实不然。今日雪艇奉命来谈，说，院长不要我做了。只要我参加国民政府委员会，做无党无派的一个代表。我再三申说不可之意：国府委员会为最高决策机关，应以全力为之，不宜兼任。”（日记第十五册）
三月十八日的日记中记载：“下午四点，蒋先生约谈，他坚说国府委员不是官，每月集会三次，我不必常到会，可以兼北大事。我对他说，现时国内独立超然的人太少了，蒋先生前几年把翁文灏、张嘉璈、蒋廷黻、张伯苓诸君都邀请入党，已选他们（廷黻除外）为中委，这是一大失策。今日不可再误了。他承认那是错误。但他一定要我考虑国府委员的事。我辞出时，他送我到门，问胡太太在北平吗？我说内人临送我上飞机时说‘千万不可做官，做官我们不好相见了！’蒋先生笑说：‘这不是官！’”（日记第十五册）
三月二十日，胡适又给王世杰写了信，并说：“老兄若能替我出点大力，免了我，我真是感恩不尽。”（《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一九六三页）
三月二十一日，胡适又通过教育部长朱家骅转给蒋介石一信，他在信中说：“在京两次进谒，已力陈适不能参加政府之苦衷，北归后始读公三月五日手示，极感厚意，但反复考量，并曾与北大主要同事商谈，终决适不应参加国府委员会。”（同上第一九六三页）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七日，胡适在南京又给王世杰写了一信，讲了三条理由恳请王世杰向蒋介石陈说，不要期望他出来。胡适说：“第一我受命办一个学校，不满一年半，未有成绩，就半途改辙，实在有点对不住自己，对不住国家。在道义上，此举实有不良的影响。第二，我今年五十七岁了，余生有限，此时改业，便是永远抛弃三十多年的学术工作了。……第三，我自从一九四二年九月以来，决心埋头治学，日夜不懈，总想恢复我中断五年的做学问的能力。此时完全抛下，而另担负我整整五年中没有留意的政治外交事业，是作其所短而弃其长，为己为国，都无益处。”（同上第六册第二零零三页）
可以这么说，在这次蒋介石请胡适当考试院院长和国府委员的问题上，胡适本人和他的北大同事，一直是不同意的，概括说，一是因为北大的事，那时胡适才回北大不久，二是这种选择不符合胡适一生的自由主义立场。陈红民先生说蒋介石以为这是胡适嫌考试院院长官太小，是虚衔，才又以行政院院长相许，可以说纯粹是妄加猜测，没有一点根据。
蒋介石要胡适当行政院院长一事，也不是如陈红民先生所说的那样，胡适也不可能是陆铿笔下的那个样子，可以这么说，那种对胡适的评价，还是偏见所造成的。
一九四八年三月三十日，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第一次预备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