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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鲁迅文化遗产本身的政治性，我讲演一开始也作了阐述：
“鲁迅生活在中国遭受列强欺凌、中国人有可能从‘世界人’中被挤出的时代。长夜如磐，饿殍遍地，中国民众不仅受到剥削和压迫，连生存权都难以保障，而且受到宗法制度和礼教的精神虐杀。因此，鲁迅的文化遗产与现代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如果排除了宏观的、远大的、深刻的政治意识，我们就无法理解鲁迅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的深刻内涵。
大家记忆犹新的是，在极左路线干扰下，一度高喊过‘文学从属于政治’或‘文学是阶级斗争工具’的口号，抹杀了文学不可或缺的艺术特质。这引起广大读者的反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厌恶和尚而恨及袈裟。政治从来都具有不同的性质，比如，腐败是一种政治现象，反腐败也是一种政治现象。我们不能因为反对‘从属论’和‘工具论’而在政治跟‘政治实用主义’或‘极左路线’之间划上等号，完全排除文学作品中或隐或显、或强或淡的政治性。”所以，研究鲁迅作品——特别是对鲁迅作品进行当代阐释，牵涉到政治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
张先生的文章还批评我“此时此刻，观点早已定型，也不再有精力和心思去探讨新问题”。我把这种批评当成一种激励和鞭策。至于他推而广之，“不客气地说，这正是当代学界某些名流们的共同悲哀”，则未免有些武断。即以我当下的心态来说，倒是很想老而好学，多花精力用心思去探讨一些新问题的。比如“当代阐释”这个概念，就是我新近刚学来的。据我的肤浅理解，对文化传统的研究，尤其是对文化经典的研究，一定要把握其历时性与即时性的交汇点，使其恒久的文化意蕴能与现实的社会需求有机结合起来，更自觉更积极地回应新时期现代化的思想文化主题。只有这样，像鲁迅著作这样的经典文化才能够在历史与现实、阅读与阐释、接受与深化的互动中得到价值增值，从而使读者感到常读常新，历久弥新。更何况鲁迅经典本身的确包含着丰富的现代性因素，为我们进行当代性解读提供了无限生动的广袤空间。当然，我也预见到，置身于当前这个多元化的时代——文化多元化，所有制多元化，意识形态多元化，对文化经典进行“当代阐释”必将会发生观点碰撞，也即是张先生所谓以韩石山为代表的“觉悟者”跟以我为代表的“未觉悟者”的交锋，但是事情演化成目前这种剑拔弩张的势态，却是我跟不少读者都始料不及的。
张先生指出像我跟韩石山之间的笔墨是非，“学界报端在在皆是，大可从长商讨，甚或一笑置之”。我觉得这一批评十分中肯。如果我应该“自我反省”，那首先应该反省的就是这一点。但他批评我“大大冤枉了韩文”，我至今仍然无法接受。韩石山无论说我“无常识”也好，“昧良心”也好，“真没救了”也好，都还仅限于对我个人的攻讦。然而，他2004年4月6日在《西安晚报》发表的一篇确实是太过份，太离谱了。在他对我的文章和人格全盘否定之后，又说听了我的假设，“我除了说陈先生‘三个代表’学得好之外，什么话都不敢再说了。”这难道不是变相扣政治帽子吗？如果有人用同样的手法对付张先生，张先生会无动于衷吗？张先生认为韩石山调侃我则有之，“调侃‘三个代表’则是绝对没有的”。张先生凭什么能把话说得这么“绝对”呢？我反对这种做法，按组织程序反映我的意见，就是“重演‘拉大旗作虎皮’之故伎，并有迹近旧时党棍之嫌”吗？韩石山在《再不要发生这样的事》一文中说，他已向我的上级部门状告我，要领导对我“加强教育和管束”。他又在他主编的刊物上发表不实之文，公然诬蔑我有“诈行”，要求领导部门对我进行查处，“给广大国民一个公正说法及处理意见”。张先生为什么不替我仗义执言，谴责他借助行政之力，对跟他学术观点不同的人进行政治迫害呢？
行将结束此文的时候，偶然翻到一本《韩石山学术讲演录》，其中有一篇《二流大学怎样出一流人才》，谈到“二流大学”毕业的他如何被人称之为“纵横文坛一恶棍”——“当作家坏名声大到这个程度，等于是犯了大案子全国通缉了，能说不是一流人才吗？”但讲词中也有不少我颇以为然的话，比如他批评“现在的大学生，研究社会问题的意识太差了”，并明确指出“社会问题也是学问”，“研究一些具体的社会问题，可以使你对社会有更深的认识，能增强你的社会责任心。”那么，张先生怀疑我的讲演是不是学术的问题，韩先生已经基本上替我回答了。他这篇跟文学全不搭界的讲演词就明白无误地收进了他的“学术讲演录”。韩先生新近又有一篇题为《国事多艰窘，男儿有担当》的讲演，所谈的完全是他的政治见解和他心目中的为官之道。这篇讲演就刊登在他主编的文学刊物《山西文学》 2004年第12期。重刊于天津《文学自由谈》2004年第6期时，标题干脆定为《在山西省委党校省直分校的讲演》。众所周知，《文学自由谈》是以专谈文学范畴之内的问题为旗帜的。可见断然区别政治、学术、文学之间的界限是相当麻烦的事情，恐怕只有像张先生这种毫不“懵懵然昏昏然”的“觉悟者”，才能把学术真理、政治正确与个人是非像小葱拌豆腐一样分得一清二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