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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的结局是归家，但侠是无家可归，只好永远“天地为逆旅”。但是，游的过程，即为侠的价值意义所在。游，是对自由的追索；游，才能超脱日常情境，从限定的生活模式中突围。侠的生命就在游之中。侠之勇，也在游之中存在。而武侠小说，离开了侠之游，又讲述什么呢？所以武侠小说的结构均建立在侠之“游”上。而读者，陪同大侠们浪迹天涯，获得诗意的欣悦。
帮 派
勇，是一种可再生的资源，但在特殊情况下，它有可能匮乏。于是，侠就需要朋友，朋友一扩大，就成了“帮”。一般来讲，侠，看重的是情义相投的同性联系，家庭则隐退为背景。“借躯交友”，“为朋友两肋插刀”之类，就成了他们共同的风范，以及建立帮派的游戏规则。
其实，即或纯粹是由朋友组成的帮派，仍是对“家族聚居”的一种呼应，一种源远流长的集体记忆的无意识呼应。似乎永远在“游”的侠士，孤独会形影相伴，他们会通过参与一个更大的实体来缓解回归家族的心理压力。
侠有帮，其史也久。墨子集团，战国养士，两汉豪侠群体，以及武侠的收徒，皆为帮派的雏形。
国家失序失范时，大侠们希望恢复正义的秩序，建立帮派也是一种建立秩序的尝试，如梁山泊之类的独立王国。当然，也可能暗含着“侠而优则仕”的情结。
其次，侠，都是生命力极强之人，生物性层面的攻击性也必然强大，尤其是有大武功时。通过一些仪式化的行为，如“结拜”来交友建帮，按照洛伦兹的理论，必然会大大减少攻击性的盲目发泄。数百万年来，生物族类对同种的攻击性，就是用仪式行为来规范和缓解的，人也难以例外。
不过，一旦人帮，一旦建立起某种秩序，对自由和个性的压抑就开始了。基于自由而形成的侠士人格，当他以“入帮”的方式来肯定自己时，就可能不是一种勇，而是一种软弱。因为即或是“正义”的帮派，仍有可能意义得救了，自由和自我却牺牲了。
建立帮派，意味着必须建构一个心理整体。侠士们坚守的先验的正义、道义就必然逐渐转为团体的象征物，以维系这个心理整体。如“忠义堂”、“杏黄旗”、“打狗棒”之类。正义会逐渐成为团体利益的掩饰，甚至要用团体利益来验证权衡。这些象征物（包括什么“镇帮之宝”之类）就成为图腾，而显得神圣，凌驾于个体和正义之上，以此来维系团体。超验的正义原则就会在这些象征物和团体利益的腐蚀下，逐渐变异。就如武侠小说所述，凡是牵涉到帮，无论是“正派”，还是“邪派”，实质上已很难泾渭分明。
再则，无论以前，在经历、个性、生活方式有多少差异，一旦人帮，侠士们的性质就部分地由这种“参与”所决定。自我意识的人格淡出，无意识人格凸现，思想情感、言行风范由于相互感染而不自觉地趋于共同。梁山诸多好汉上山前，与在山上坐稳了交椅后，判若两人，个性与人格都被帮派异化了。甚至对自己同类，如对方腊群体，其手段之残忍，与对先前的仇敌，如高俅之流的友好容忍，形成鲜明的对比。
因此，大侠对帮派深怀戒心。即使身在帮内，也心在帮外，一种若即若离的态度，如洪七公等。或者，在帮中日久，对帮派必然带来的人格异化感触日深，常寻找机会脱离，如鲁智深、武松、燕青等人。他们的历程是大侠的标准模式之一：游——入帮——再游。
更有甚者，当代武侠小说受无孔不入的经济意识影响，文本中的武林“帮”、“派”，无论是其组织结构，运作机制，还是管理规则，以及团体理念都类似当代社会中的公司财团。
关 怀
侠，不同于牛仔、骑士，他不是一种职业角色，而是一种文化角色。他的根基在于对世界的强烈关怀，在这种关怀中，侠，才其为侠。
关怀世界，意味着参与世界。侠的关怀，不仅仅是一种信念，更重要的是去“行”，即“有所必为”。侠有“武”，其个体生理能量强大，正因为有这种对世界对他人的关怀，才能控制这种能量，即“有所不为”，才不至于伤害世界以及自身。《天龙八部》中的少林无名老僧，就是如此去点化武功卓绝的萧远山与慕容博的。只不过称其为“佛法”，“慈悲之心”罢了。
侠对世界的关怀，其动力来自于三种情感。其一，正义感。他们始终对世间的不公正有着强烈的敏感和焦虑。这种正义感甚至压倒了对自己生命的珍惜，自愿去担当世界的痛苦与荒诞。
其二，义务感。人进入社会，必须承担各种义务，而义务又有积极（助人）和消极（不伤害他人）之分，积极义务的实行顺序一般为由亲到疏。大侠天生强烈的责任感和义务感，视积极义务为自己的本分和使命，并且是亲疏一律。当“天”无视草民们的眼泪、哀叫、悲伤时；这种义务感促使他们挺身而出，自掌正义，“替天行道”。
其三，耻辱感。侠士们是典型的“耻感取向人格”，无论是重然诺，报恩仇，还是救困厄，皆以耻辱感为基础。耻与辱常是他们生命中不能承受又必须承受之重。
“东洋罪”与“西洋罪”
■ 李兆忠
谈起二十世纪的中国“留学生文学”，一个最绕不过去的题目，就是“弱国子民”，我们的脑子立刻会浮现《沉沦》的主人公孤独惨淡的身影，《藤野先生》里那一幕令人心悸的“幻灯”事件，《行路难》里携儿带妻、无家可归的中国学子，《洗衣歌》里闻一多的壮怀激烈，《二马》中老舍对英国鬼子的以牙还牙。
然而，“弱国子民”问题却有相当的复杂性。就其表现方式而言，不仅因人而异，因国而异，因地而异，因性别而异，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空，反应也呈微妙的差异；而且，它极容易与其他性质的问题相纠缠，需要作细心的梳理。
具体分析起来，海外学子的“弱国子民”心态折射出留学生们承受的三种外部压力：第一，种族歧视；第二，“现代性”压迫；第三，文化差异。它们各有着不同的内涵，却又紧密联系，呈现复杂的互动状态。出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传统观念，加上实际存在的严重的种族歧视现象，第一种压力总是处于最显在的位置，对它的反应也往往最强烈、最直接；然而，由于中国与西方现代社会巨大的时代差异，第二种压力应当说更具实质性，西方社会高度发达的物质／机械文明、注重实利的人际关系和紧张激烈的生存竞争，对于来自东方农业文明古国、诗书传家的中国学子来说，是一种更实际的压迫，这种“现代性”压迫，极容易同“种族歧视”纠缠到一起，成为“爱国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的酵母；第三种压力最有弹性：它无所不在，犹如水和空气，在正常的国际秩序和良性的民族关系中，并不一定造成负面的作用，但是在紧张的民族关系下，文化上的差异常常成为冲突的借口和导火线，具体到海外学子，在“种族歧视”与“现代性”压迫的双重刺激下，这种文化上的差异注定成为“弱国子民”情感的有机组成部分。
就“弱国子民”反应的强度而言，首推留日文学，其次是留美文学，再次是留英文学，最后是留法文学。文学上的这种反映，同实际的历史情景应当说很一致。就“弱国子民”的心理内涵及其反应方式而言，留日文学与留欧/留美文学又有差异：前者集中于种族歧视，后者是种族歧视、“现代性”压迫和文化差异三者俱全，互相作用。
这个现象应当不难解释：中国学子在“一衣带水”、“同文同种”、现代化尚不充分的东瀛，感受不到多少“现代性”压迫与文化上的差异。郭沫若在《女神》中受着惠特曼的鼓舞，纵情讴歌现代工业文明，将大气污染之源的烟筒，比喻成“黑色的牡丹”、“二十世纪的名花”和“近代文明的严母”（《笔立山头展望》）；郁达夫沉迷于十九世纪的西方“浪漫主义”艺术，却偏离了“浪漫主义”对抗伪饰的现代商业文明、回归自然的“反现代性”方向，将它转换成了“弱国子民”逃避种族歧视的田园乌托邦和“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传统式孤高，都与这个共同的东方文化背景分不开。
按理讲，一种压力比起三种压力来，痛苦应当小，中国学子的反应却反而更加强烈，这是为什么？
郭沫若给宗白华的信，最能反映留日中国学子的复杂心态：“我们在日本留学，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罪。”这“东洋罪”，就是日本式的的种族歧视。这种歧视从1895年日本重创大清帝国的北洋水师后开始，随着日本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的日益衰弱而变本加厉。表现在《留东外史》里，就是颟顸自负的日本下级军官在萍水相逢的中国留学生面前肆无忌惮地鼓吹吞并中国的理论；在鲁迅笔下，就是中国学子的智力和人格尊严受到日本同学的歧视和伤害，就是中国学子在日本同学“万岁”的欢呼声中，忍看麻木的中国人围观给俄军当间谍的同胞被日本军人砍头的幻灯镜头；在郭沫若的《行路难》里，就是中国学子的基本生存权——住，受到威胁，势利的日本房东不仅不肯租房子给中国学子，还恶意地以“支那人”相辱；在郁达夫笔下，就是性的歧视，爱的伤害，正如他所言：“国际地位不平等的反应，弱国民族所受的侮辱与欺凌，感觉最深切而亦最难忍受的地方，是在男女两性，正中了爱神毒箭的一刹那。”（《雪夜》）
这种日本式的种族歧视所以难忍，在于它有一种在中国学子看来“等而下之”的性质。所谓“东洋罪”，当然是相对于“西洋罪”而言的，“东洋”不如“西洋”先进，是眼前的现实，无论是立志“脱亚人欧”的日本人，还是追求“全盘西化”的中国人，都不否认这一点。留东学子没有机会亲炙原汤原汁的西洋文明，看在路近费省，退而求其次，通过东洋二道贩子学习西洋，心里已是不甘。
更有甚者，这种“东洋罪”里另有一层令人辛酸的屈辱，那就是：“泱泱大国”的中国人现在不得不低下骄傲的头，向曾经喝自己奶水长大的“小日本”学艺，而这位当初谦恭有礼的小徒弟，如今如此的趾高气扬，根本不把昔日的恩师放在眼里，一副“是可取而代之”的劲头，这种欺师背主的行为，冒犯了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伦理，如何叫中国学子平衡？难怪郭沫若的主人公爱牟受到日本房东“支那人”的侮辱时，激愤之火，犹如火山爆发般地宣泄出来：
日本人哟！日本人哟！你忘恩负义的日本哟！我们中国究竟何负于你们，
你们要这样把我们轻视？你们单在说这“支那人”三字的时候便已经表现了
你们极端的恶意。你们说“支”字的时候故意要把鼻头皱起来，你们。说“那”字
的时候要把鼻音拉作一个长顿。啊，你们究竟意识到这“支那”二字的起源
吗？在“秦”朝的时候，你们还是蛮子，你们或者还在南洋吃椰子呢？
啊，你志恩负义的日本人！你要知道我假冒你们的名字并不是羡慕你们，
的文明；我假冒你们的名字是防你们的暗算呢！你们的帝国主义是成功了，
可是你们的良心是死了。你们动辄爱说我们“误解”了你们，你们动辄爱说他
人对于你们的正当防御是“不逞”。啊！你们夜郎自大的日本人哟！你们的精
神究竟有多少深刻，值得别人“误解”吗？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你们别要把
别人当成愚人呢！你们改悔了罢！你们改悔了罢！不怕我娶的是你们日本女
儿，你们如不改悔时我始终是排斥你们的，便是我的女人也始终是排斥你们
的！（《行路难》）
日本人量小气窄、自私排外的“岛国根性”，与中国人“泱泱大国”的历史记忆，决定了这种“东洋罪”不可救药的性质，从根本上说，它是西方强势文明全球扩张的背景下东亚文化共同体分裂与竞争的产物；历史上长久维持的“册封”关系和“华尊夷卑”的国际秩序，使这场竞争颇具戏剧性。甲午一战，堂堂的天朝帝国，败给了“蕞尔岛国”的日本，一下子沦为任人宰割的四等弱国，而小小的日本，却一跃跻身世界列强。败北后的中国怀着怎样复杂的心情学习日本，日本又是怎样地不希望中国强大，千方百计地遏制中国、吞并中国，都是可以想象的。正如日本政府在辛亥革命期间，竭尽全力维持中国腐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