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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曼对美国法律教育中过分依赖案例教学法进行了检讨，指出其对法律信仰构成威胁的消极的一面。律师不是满足客户需要的专门工具，他们既要充分理解法律的内在力量，又要增强为公众服务的精神。对于法律职业者而言，服务精神、公共意识与专业技能同等重要。律师通过提供纯粹工具性的咨询和机智，即可实现客户的目标，这要求律师具备与有第一人称的思考相同的能力，把自己置于客户的位置，临时接受他的目的，考虑他的需求。但是，律师不仅仅是收取报酬提供深思熟虑建议的人，律师有责任引导客户不断调整个人行为以适应公共规则。律师与法官的合作，是建立在忠诚于公共规则的基础上的。律师不能在背离自己对法律的理解前提下发表意见，出谋划策，尽管这样做可能更加有效，但是，这种有悖于法律理性的判断对整个法律秩序的健全无益。当客户的利益与法律本身的利益发生偏离的时候，律师面临着在两种忠诚义务做出选择的尴尬与困窘。我们无法苛求律师全然抛弃对客户的忠诚来成全法律的利益，但是，这种矛盾并不是绝对无法调合的。克罗曼说：“好律师的热心公益不是缝合在他的职业技能上的某种东西，是他技艺上的一种道德附加物，而是他技艺中不可分割的必要组成部分。”这种境界不是靠技术训练获得的，而是需要品德的造就。法学院制造的法律几何模式如果没有法律经验的支持，根本无法得出精确的结论。法律学问是一门科学，而不是一项工艺。法律实践经验和人生阅历可以帮助法律职业者自由地工作，但是，用职业习惯来取代思想却是有害的。若不能把法律精神熔铸为性格品质，法律的意义就会被抽空，剩下的只是一堆干瘪的修辞。把“冷淡的智力”推到极致，把法律当成一项交易，过多关注赚钱势必会阻碍法律理想的实现，自然影响工作给他们提供一种身份，一种有意义的位置。克罗曼所揭示法律职业的精神危机，不只是发生在美国，对于初踏上法治化进程的当代中国，也是一个警醒。
亲师向学 以敬以乐
■ 徐 玥
《师门问学录》是师徒合作的一本书，它是马来西亚籍学生余历雄在南京大学中文系师从周勋初教授攻读古代文学专业博士学位时所作的问学笔记。自 2001年2月至2004年1月，6个学期，共151篇“问学录”的每一篇都有具体的时间记载，展示了余历雄在博士生阶段的问学过程。学生能如此有心并细致地做这样的问学记录，甚为难得。
以体裁而论，《师门问学录》似属于“问答体”，学生和老师之间的一问一答，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论语》和《朱子语类》，以及清代书院山长和生徒之间．的。“问答”，如李兆洛在江阴暨阳书院的《暨阳答问》，朱一新在广东学海堂的《无邪堂答问》等等；与体裁相关联的，就是那种亲切的问学形式。《师门问学录》是年逾七十的周勋初教授和关门弟子之间一对一的答与问，它真实地反映了学生是如何被老师“领进门”以及如何“修行”的过程。这种问学记录因此也具有“个案”和“样本”意义，尤其是在研究生扩招的今天，它的意义不可忽略。
一直以来，我们似更注重讨论如何培养研究生的一些教育理论或教学方案，对于如何将讨论的内容付诸实践，往往不太在意。对于研究生应该如何读书、如何发现问题、如何循序渐进等问题，因为缺乏可资参考的具体例子，大多是走一步再看一步。此外，对于硕士生、博士生的求学经历，外人多少总有一种“神秘”的印象。虽然一些学位论文的“后记”中介绍了一点作者自己的学习过程，但大多都是寥寥数语的追述，轮廓简单，且多有雷同之处，似乎很难启发后来求学者的思想火花。《师门问学录》代表了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攻读博士生课程的一种情况，书中提供了许多生动的教学画面，大致能够如实地反应出导师与学生之间“答疑”与“问学”的过程，这对于当下研究生的培养，可以提供许多有意义的启发和参考。
近年来，研究生扩招已经成为一种引入注目的现象；不能回避的是，在扩招过程中，教学质量也会有所下降。原来一个导师最多也就指导两到三个学生，现在，指导研究生的人数则成倍增长。学生人数的激增，使导师根本无法做到因材施教，学生与导师之间有了隔膜，难以建立亲切的师生关系；培养的研究生，极有可能变成机械化生产流水线上的产品。在这种无奈的情况下，《师门问学录》中所具体记录的“一对一”的教学样式，确实能让人有眼前一亮的感觉。它比较完整地反映出了研究生阶段导师的“教学”与学生的“学习”情况，不仅全面周到，而且细致人微。导师不仅给予学生学习上的指导、传授学生专业上的知识，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师范”意义亦很重要，学生会在耳濡目染的过程之中受到人格上的感化。梅贻琦曾说，师生一道，就是要有“从游之乐”，即“大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梅贻琦《大学一解》）。钱穆在《新亚遗铎》一书中谈到新亚书院旨趣时曾说：“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之教育宗旨沟通世界东西文化……惟有人文主义的教育，可以药近来教育风气专门为谋个人职业而求智识，以及博士式、学究式的为智识而求智识之狭义的目标之流弊。……侧重训练学生以自学之精神与方法。于讲堂讲授基本共同课程外，采用导师制，使学者各自认定一位至两位导师，在生活上密切联系，在精神上互相契洽，即以导师之全人格及其平生学问之整个体系为学生作亲切之指导。务使学者在脱离学校进入社会以后，对于所习学业仍继续有研究上进之兴趣与习惯，以药近来大学教育专尚讲堂授课，口耳传习，师生隔膜，以致学者专以学分与文凭为主要目标之流弊。”（第15页）钱穆所强调的是人文主义教育理念，恰是当今大学教育中缺少的，《师门问学录》提供的个案所体现出来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与以前优秀的传统教育思想一脉相承。
就专业角度而言，《师门问学录》中，师生的“一问一答”，表现出周勋初教授对中国古代文学和文献学等问题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例如，在“问学录（一）”中，余历雄提出这样一个疑问：“《世说新语·文学》篇‘简文称许掾’条刘孝标注引檀道鸾《续晋阳秋》日：‘……至江左佛理尤胜，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余嘉锡笺疏曰：各本‘至过江，佛理尤胜’，又引《文选集注》卷六十二公孙罗注引檀道鸾《论文章》，作‘至江左李充尤胜’。程千帆《文论十笺》上辑《南北文学不同论》叙魏晋诗风时笺注曰：‘至过江，佛理尤胜’七字原误在‘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十五字之前，今据文义乙正。这个问题究竟应该怎么样看待？”这一校勘学上的问题，历来争论已久，至今仍然看法不一。周勋初教授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主要是文献记载与历史事实之间，有不相符合之处。《世说新语·文学》篇‘简文称许掾’条刘孝标的注文和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的案语，两者都有说不通的地方。现在虽存有唐钞本《文选集注》，但檀道鸾的这段话还是很难理解。通过分析，周勋初教授指出，余嘉锡笺疏的说法虽有文献依据，但不能圆满解决问题；程千帆的观点虽然现在缺乏文献依据，但疏通文义一无障碍。这是在“理校”的方法校勘古书中所谓“上下两句误倒”的例子。虽然目前学界中大多数人仍然较倾向于余嘉锡的说法，不过他还是相信，以后情况是会有所变化的。所以，他赞成余历雄在论文中采用程千帆的观点。问题虽然很小，可是对于理解古书、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等却非常有意义。从这些记录当中，不仅可以看出余历雄在博士生学习过程中的刻苦、细心与悟性，更反映出了周勋初教授知识的全面性以及观察问题的深刻与独到。这本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周勋初教授对余历雄在各个方面都有充分的关心与指导。例如，余历雄就有关唐代小说研究的历史情况、中唐文学的课题研究情况、如何判断《宋稗类钞》与宋人笔记小说所载轶事的史料价值等重要问题提出了疑问，周勋初教授都一一介绍评说。对余历雄提交的各个论文，周勋初教授都作了认真的解读与批改，甚至对于引书格式的规范问题都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由于《师门问学录》记录的是导师与学生之间的谈话，所以它不像课堂讲学那样有比较严格的规范性、周密的体系性。谈话一般都是比较随意的，这样，它既有课堂讲学所难以达到的生动性、趣味性，又具有私人性，比较能够如实地反映出问题的本来面貌和导师对某一个学术问题的真正理解，其中后一点特别有意义。
譬如，余历雄想了解有关前辈史学家治唐史的著述与治学情况，周勋初教授向他介绍了除王国维、陈寅恪之外较著名的“第一代”史学家：吕思勉、邓之诚、岑仲勉、向达、范文澜等等，并向弟子一一介绍：吕思勉写了好几部通史和惭代史，还有一些政治史、专题史方面的专著，著作量非常丰富。其中写得最好的是魏晋南北朝及隋唐部分。他的几部中国史著作，一般都分为两部分，上部用纪事本末体，讲政治上的大事；下部为新式的“九通”、“书。”、“志”之学，讲社会结构、典章制度与文化学术等。他用的材料都经过考核，还注明出处，便于参照与引用。邓之诚著有《中华二千年史》《清诗纪事初编》《骨董琐记》等，他记性很好，对文献也非常熟悉。《中华二千年史》的思路与吕思勉有些相近，他自云采纪事本末体，而又纲目清晰，似更接近清代史学札记的传统。吕、邓二人都是兼通文学、史学的大学者，能对中国学术作总体的考虑，既能独立完成史学著作，又能独立撰写文学著作。岑仲勉、向达二人接受欧美学术研究方法的影响，他们对近代东西方的汉学研究成果都有相当广泛的涉猎，虽然其研究范圃不及上二人广阔，但研究成果却很有深度，可称专门之学。如岑仲勉的《唐史馀渖》《隋唐史》，向达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隋唐史》融人了岑仲勉长期研究文史的许多心得，见解每与他人不同，如对武后与牛李党争的评价等，他对唐人与周边民族的关系甚为重视，也很关注宗教、民俗和社会风气。此外，自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出现的隋唐史，较好的还有王仲荦的《隋唐五代史》和台湾政治大学王寿南教授的《隋唐史》。《隋唐五代史》篇幅很大，吸收了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材料丰富，分析细致、立论持平。《隋唐史》叙事条理明晰，遇到复杂的问题则以图表显示，所制图表达数十种之多，读时一目了然，也有其特点。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是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思想编写的历史著作。相对于王、陈、吕、邓等传统文史学家，他被称为“新史学家”。他观点明确，看法每与他人不同，评价前人时，每持儒家的观点。他对文学艺术都很内行，常有一些对人有启发的精辟见解。英国人崔瑞德编著的《剑桥中国隋唐史》中的史学观点很有新意，可提供我们借鉴参考。但其对中国古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