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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二十、三十年代，安得里奇就在许多文艺评论中阐明了自己的文艺
观点，这些观点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最能代表他的文艺观点的文章是1925
年发表的《同戈亚的对话》。安得里奇强调文艺创作与现实生活不可分割的
关系，他说：“艺术与生活确实有着密切的联系。物质世界赋予艺术家创作
崭新作品的生活；这种崭新的作品具有永恒的美和久远不衰的意义。艺术家
应反映具有普遍、深远意义的生活现象。存在于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东西，是
人的双手和心灵创造出来的。”安得里奇还认为，艺术的目的是耍把从前和
今天联系在一起。他说：“只有那些缺乏文化教养，不懂事理的人，才认为
从前的事情是死亡的。”同克尔莱扎一样，安得里奇也反对“为艺术而艺术”，
重视艺术的社会作用。他指出：“艺术家是在活跃、开拓、建设生活的复杂
任务中从事劳动的无数个能工巧匠中的一员。”安得里奇这些充满唯物主义
精神的真知灼见，不仅在二十、三十年代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潮大肆泛滥时
起过战斗作用，即使在今天也有其现实意义。
斯洛文尼亚作家普列日浩夫·沃兰茨在南斯拉夫现代文学中占有重要地
位。1893年生于克留什卡。因家境贫寒曾务农在乡多年。后来设法到维也纳
高等合作社学校读书，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 1920年加入南斯拉夫共
产党，长期从事革命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于 1941年成为斯洛文尼亚
解放战线的发起人之一，长期被囚于集中营。战后当选为南斯拉夫国民议会
议员和斯洛文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教育委员会主席。还在乡间务农时，沃兰
茨就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活动。1935年出版小说《与水搏斗》。后来还发表了
描写克留什卡人民反对奥匈帝国统治者的小说《纵火者》和反映斯洛文尼亚
军队武装起义的小说《妙龄》。另外还有《从科特利到贝利沃德》、《在国
外土地上的战斗》、《我们的界石》等作品。
1941—1945年，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在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
下，同凶残的德、意法西斯进行了英勇卓绝的斗争，谱写了各族人民历史最
光辉灿烂的篇章。热爱祖国、忠于人民的广大作家也象普通工农群众一样，
手持武器奔赴战场参加了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共有一百八
十七名游击队员作家、诗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阿·采萨雷次（1893～1941）、
奥·普查（1899～1941）、特·丘法尔（ 1905～ 1942）等人牺牲在法西斯
的监狱里；而科瓦契奇（1908～1943）、卡尤哈（1922～1944）则英勇地战
死在疆场上。作家们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从事写作，揭露敌人的血腥暴行，
讴歌人民和游击队的英勇斗争，涌现出很多闪耀着历史光辉的爱国主义诗
歌、小说和戏剧作品。著名的有布·乔皮奇的诗集《祖国在烈火中诞生》、
短篇小说集《游击队员的故事》；纳佐尔的诗集《游击队之歌》；波波维奇
的诗集《机枪巢里的燕子》以及科瓦契奇的长诗《坑》等。
克罗地亚作家弗拉迪米尔·纳佐尔民族解放战争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人
物。他虽出生在波斯迪拉的官僚家庭，但童年是在布拉奇岛上度过的。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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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后，到斯普里特继续求学，1894年中学毕业。1898年在格拉兹学完自然
科学，之后，在斯普里特、扎得尔、巴锦、科普洛等地任中学校长、教员多
年。1918年抵达萨格勒布，在师范学校任教授。1942年参加游击队，1943
年当选为克罗地亚人民解放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战后任克罗地亚人民共和
国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从事文学活动五十余年，作品很多，最初的成就是
1900年出版的《斯拉夫传奇》和1904年出版的《克罗地亚国王们的故事》。
在这些作品里，纳佐尔号召人民团结起来，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短篇小
说《炎热的日子》体现了作者对被压迫的农民的同情和对人民力量的信心。
《抒情诗》、《新诗集》、《大熊布伦多》表现了作者对民族解放事业的乐
观主义精神。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版的小说 《童年的故事》，描绘了达尔马
提亚农民和渔民的艰辛生活。另有小说《牧人洛达》。在民族解放战争时期
和解放后，发表了一系列赞美游击队英勇战斗、军民团结的诗歌和小说，其
中著名的有《游击队之歌》、《同游击队在一起》、《铁托同志的故事》等。
这些作品充分地表达了作者对祖国、生活和领袖的无比热爱，对美好未来的
向往，是南斯拉夫文学宝库中的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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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解放战争后的文学
南斯拉夫当代文学的历史，以1945年民族解放斗争和人民革命胜利为起
点，到八十年代末经历了四个阶段。一、1945—1950年，是行动一致的开始
阶段。二、1950—1955年，是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论战阶段。三、1055—1960
年，是文学艺术启蒙、复兴阶段。四、1960年至八十年代末，是稳定发展阶
段。
在解放后最初的两年里，文艺界呈现出一片兴旺的景象。在文学领域里，
比较年老的作家，马上出版了民族解放斗争时期创作的具有古老传统的佳
作，伊沃·安得里奇、伊希道尔·赛库里奇、维里科·彼得洛维奇、乌拉丹·戴
斯尼查，兰科·马林科维奇和奥斯卡尔·达维乔等都以自已新奇优美的作品，
唤起了人们的注意。
在这一时期里，许多声誉很高、颇有民族优秀传统的抒情诗人，努力创
作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诗歌。这类诗人的代表人物有戴珊卡·马克西莫维奇、
古斯塔夫·科尔科莱茨、戈维道·达尔塔里亚。另外，还有原来社会文学运
动的知名人士约万·波波维奇、契道米尔·敏戴洛维奇、达那西耶·穆拉丹
诺维奇。最后登上文坛的还有“铁路工人”组成的年轻的一代诗人，其中薇
丝娜·巴伦、尤莱·卡斯戴兰便是他们当中的佼佼者。
在这一时期里，新兴的马其顿文学，获得了十分可喜的成就。诗歌更是
处于领先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和战后初期，涌现出了一代年轻的诗
人。他们当中著名的人物有斯拉夫科·雅奈夫斯基、布拉泽·科奈斯基、阿
超·绍波夫等。他们把马斯顿诗歌从对民歌形式主义的模仿中解放出来，并
找到了开辟诗歌语言道路的可能性。真正的小说也是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
的。著名的小说家有乌拉道·马莱斯基、约万·鲍斯科夫斯基、科莱·恰舒
莱。民族解放斗争和解放后的新生活，成了解放初期马其顿作家文学创作的
主要题材，涌现出不少深受群众欢迎的好作品。
这时期，阿尔巴尼亚民族的文学，也开始走上了复兴的道路。生活在科
索沃、马其顿、黑山的阿尔巴尼亚民族，是伊里亚人的后裔，具有古老悠久
的文化。但是，由于几百年的异族侵略的统治，后来文化的发展大大地落后
了，作家们甚至连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写作的权力都没有。解放初期，诞生
了直接用阿尔巴尼亚文字书写的新文学。这种文学一方面深受阿尔巴尼亚文
学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与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当代文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各
种文学种类、样式和倾向，在阿尔巴尼亚族文学中都存在，并且培育出各种
类型的作家。1946年《新生活》文学杂志创刊后，阿尔巴尼亚族文学得到了
更快的发展。这家杂志将南斯拉夫国内各地的阿尔巴尼亚族作家紧紧地团结
在自己的周围。
从1947年到1950年，南斯拉夫文学界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几乎所有的
作家都变得很沉默，这一情况的出现，与当时南斯拉夫在国际舞台的特殊地
位很有关系。1948年，南斯拉夫与国际情报局的决裂，对文学界有直接影响。
1948年以前，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虽然不象在苏联和其它社
会主义国家那么时髦，但也不是没有影响的。但是，必须提出，即使在那一
个时期，在南斯拉夫文学界，也存在着另外一种向现代主义靠拢的倾向。1946
年，著名作家米洛斯拉夫·科尔莱扎在《共和国》文学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的
《今日的文学》，就是这种倾向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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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南斯拉夫文学的影响，虽然不像对美术的影响那么
大，但毕竟是存在的。例如现实主义作家伊沃·安得里奇就创作了几篇带有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特点的小说。另外， 《青年诗选》和《青年短篇小说选》
两种书籍所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影响，也给人们留下了很深一印象。1949
年，雷斯托·多绍维奇在青年作家讨论会上所作的报告，更是明显地打上了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的烙印。
1950年之后，南斯拉夫文坛一致行动起来，攻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反
对艺术和美学中的教条主义。与此同时，还进行了一场争取创作自由的斗争，
积极出版作品，自由地借鉴现代派文学的创作经验。在这场斗争中，奥斯卡
尔·达维乔1949年在塞尔维亚文学家协会宣读、1951年《青春》杂志又了
出了专门小册子的政论文章《诗歌与阻力》，被公认为是发展南斯拉夫现代
派文学的宣言性文献。道布里查·乔西奇这时期发表的长篇小说《远方的太
阳》，从创作实践上否定了艺术领域里的教条主义。
在克罗地亚，彼得·赛盖丁 1949年在萨格勒布作家代表大会上作的报
告，也起了同样作用。
不过，在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发起的全面批判中，最重要的一次较量，
还是南斯拉夫第三次文学家代表大会。1952年10月，在南斯拉夫摆脱了国
际情报局的控制，与苏联分道扬镳四年之后，全南第三次文学家代表大会在
卢布雅那召开。会上，南斯拉夫当代最有权威的戏剧家、小说家、文艺评论
家米洛斯拉夫·科尔莱扎作了长篇报告，对日丹诺夫等人倡导的社会主义现
实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攻击、彻底的否定。这次会议之后，在南斯拉夫，“社
会主义现实主义”和“作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等概念，便成了公式化、概
念化、教条主义的代名词。科尔莱扎的这个长篇讲话，对南斯拉夫当代文学
的发展影响很大（既有积极影响，更有消极作用），直到八十年代，作家们
在讨论文学问题时，还不止一次地声称“科尔莱扎1952年提出的许多问题仍
有现实意义。”科尔莱扎维护的是“艺术本身的特点”，“艺术本身的目的。”
他的思想“符合革命的目标”。与此同时，在其它共和国，也出现了类似的
情况。总之，当时在全国各地普遍地出现了一种要求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与
控制，争取文学自由发展的民主气氛。不过，也不能否认，当时由于学识的
不足和经验的缺乏，批评和斗争常常出现过火的偏见，往往从一个极端跳到
另一个极端。例如，针对艺术应当为社会服务的提法，一些人就抛出了艺术
不应当为任何人和任何事情服务的口号。
1950年之后，文坛上出现了第一批典型的现代派作品，达维乔的长篇小
说《诗》是南斯拉夫第一部先锋派小说，处于非常显赫的地位。兰科·马林
科维奇、乌拉丹·戴斯尼查、道布里查·乔西奇、安东尼耶·伊萨科维奇等
人，也都发表了新的小说。
这时期，还出现了另外一种现象：一些本来具有古典倾向的作家，却开
始使用某些很奇特的表现手法，使自己作品惯有的面貌改变了形态。例如安
得里奇的长篇小说 《罪恶的牢院》（1954）就是一部很典型的意识流小说。
在诗坛上，贝尔格莱德新的现代派诗人杜珊·马蒂奇、瓦斯科·鲍巴和米奥
德拉戈·巴乌洛维处于领先的地位。在其它共和国，与上述现代派诗人遥相
呼应的同派诗人还有齐里尔·兹洛贝茨、兹沃尼米尔·高洛布、马克·迪兹
达尔、马戴雅·马戴夫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