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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囊全集(全)_1-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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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法。



  【译文】



  明朝时黄河河道向南迁移,人民在旧河道上耕种,有了收成。



  有人提议政府应按田亩课税。御史高明(贵溪人,字止达)认为不行,他说:“黄河迁徙没有定位,税收的额度轻易改变不了,平地忽然间变为大河,日常税赋还是依旧,人民怎么承受得了!”



  于是报准取消。



  [冯评译文]



  每见到沿江一带的县邑,人民为了江沙淤积的新田要缴纳田赋,因而赔损粮食,导致生活十分困苦!其实江中的沙在两岸淤积成为新田,官吏都很高兴,可以增加课税表现绩效;却不知道将来减少课税是如何的困难。



  四川一带的盐井也是如此。陈子陛建议说:“有盐井才有课税,但因为有些旧盐井坍塌毁坏,而上级不肯免除他们的税,百姓受牵累,所以连新井都不敢开。应该订立新的法令,凡是废井一律免除课税,并准许开凿新井。从开新井那天算起,三年内免税,三年后才开始征收。那么人民的困苦就可得到纾解,利益也跟着产生。如果课税太重,一时不能完全除去,应加以调查,另编一名册,一旦有优惠政策下来先考虑给他们免税,或延缓征收,或缴纳半数。慢慢地再调查新生的田地,再渐渐补扣。这样几年下来,就差不多可以办妥了吧?



  查洪武二十八年,户部节度使奉太祖的圣旨:“山东、河南的人民,除了已经编入名册缴纳田赋的人照旧征收外,凡是新开垦的田地,不论多少,永远不课税,有力气的人随他尽量耕种去。”这个办法可以做为边塞地区屯田的标准办法。



  81、王铎



  【原文】



  王铎为京兆丞时,李蠙判度支,每年以江淮运米至京,水陆脚钱斗计七百;京国米价斗四十,议欲令江淮不运米,但每斗纳钱七百。铎曰:“非计也。若于京国籴米,且耗京国之食;若运米自淮至京国,兼济无限贫民也。”



  籴米之制,业已行矣,竟无敢阻其议者。都下米果大贵,未经旬而度支请罢,以民无至者也。识者皆服铎之察事,以此大用。



  [冯述评]



  国初中盐之法,输粟实边,支盐内地。商人运粟艰苦,于是募民就边垦荒,以便输纳,而边地俱成熟矣。此盐、屯相须之最善法也。自叶侍郎淇徇乡人之请,改银输部,而边地日渐抛荒,粟遂腾贵,并盐法亦大敝坏矣。“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圣言真可畏哉!



  【译文】



  唐朝人王铎(字昭范)任京兆丞(首都的市长)时,李蠙判度支(掌贡赋租税,量入为出的官吏),那时每一次米粮从将长江、淮河一带运到京师,水陆的运费每斗要七百钱,京师的米价每斗四十钱,因此有人建议命令江淮一带的人不要再运米进京,只要每斗缴纳七百钱就行了。



  王铎说:“这个算法不对。如果不再从江淮运米、就地在京师买米,将会耗费京师的粮食,京师粮价就会上涨,而不再是每斗四十钱;反之,如果从江淮一带运米到京师,则同时可以救济很多贫民。”



  后来在京师买米的制度推行起来,竟然没有人能阻止这个决定。京师的米价果然大涨,不到十天李度支请辞,因为没有百姓来京师。决议的人都佩服王铎明察事理,王铎也因而得到重用。



  [冯评译文]



  明朝初期实行中盐法,由商人运粮食去补给边境,边境再支付盐给商人运回内地。商人觉得运粮食很艰苦,于是招募人民在边境就地垦荒,以便利粮食的运输,后来边境所耕种的谷物都成熟了。这是运盐和屯田相互补充依赖最好的办法。



  但自从叶侍郎(名淇,字本清)顺应乡人的请求,改粮为银缴纳官府,边境的田地遂日渐荒废,粮食价格高涨,连运盐的方法也破坏了。“注重小利则不能成就大事”,圣人的话实在令人心服!



  82、孙伯纯



  【原文】



  孙伯纯史馆知海州日,发运司议置洛要、板浦、惠泽三盐场,孙以为非便。发运使亲行郡,决欲为之,孙抗论排沮甚坚。百姓遮县,自言置盐场为便。孙晓之曰:“汝愚民,不知远计。官卖盐虽有近利,官盐患在不售,不患在不足。盐多而不售,遗患在三十年后。”至孙罢郡,卒置三场。其后连海间刑狱盗贼差役,比旧浸繁,缘三盐场所置。积盐山积,运卖不行,亏失欠负,动辄破人产业,民始患之。又朝廷调军器,有弩桩箭干之类,海州素无此物,民甚苦之,请以鳔胶充折。孙谓之曰:“弩桩箭干,共知非海州所产,盖一时所须耳。若以土产物代之,恐汝岁岁被科无已时也。”



  【译文】



  孙伯纯以史馆修撰(掌管修史的官史)的身份出任海州知州时,发运司(掌发运米粟之官署)决议设置洛要、极浦、惠泽三处盐场。孙伯纯认为很不适宜。



  发运使亲自到州郡来,一定要做这件事。



  孙伯纯的反对态度甚为坚决。



  百姓却集体到县府请愿,要求设置盐场。



  孙伯纯说:“你们这些愚民不懂得长远的计划。官府买盐虽然有近利可图,官盐最怕卖不出去,而不怕不够卖。盐出产量多就会卖不掉,三十年后就看得见留下的祸患了。”



  后来孙伯纯离开那个职位,官方终于设置三个盐场。



  过后沿海一带犯人、盗贼、差役比以往增加许多,而三处盐场所产的盐堆积如山,卖到远方又交通又不畅通。亏损欠债,动辄使人破产。



  人们这才明白孙伯纯的深谋远虑。



  此外,朝廷征调兵器,有弩椿箭杆之类。海州向来没有生产这些东西,人民非常苦恼,请求用鳔胶(鱼鳔制成的胶)代替。



  孙伯纯对他们说:“弩椿箭杆,大家都知道不是海州所出产的,只是一时需要罢了。如果用土产代替,恐怕你们年年都受到征调,永远没有完结的时候了!”



  83、张咏



  【原文】



  张忠定知崇阳县。民以茶为业,公曰:“茶利厚,官将榷之,不若早自异也。”命拔茶而植桑,民以为苦。其后榷茶,他县皆失业,而崇阳之桑皆已成,为绢岁百万匹。民思公之惠,立庙报之。



  [冯述评]



  文温州林官永嘉时,其地产美梨。有持献中官者,中官令民纳以充贡。公曰:“梨利民几何?使岁为例,其害大矣!”俾悉伐其树。中官怒而谮之,会荐卓异得免。



  近年虎丘茶亦为僧所害,僧亦伐树以绝之。



  呜呼!中官不足道,为人牧而至使民伐树以避害,此情可不念欤?[冯注:林、衡山先生之父。]



  《泉南杂志》云:泉地出甘蔗,为糖利厚,往往有改稻田种蔗者。故稻米益乏,皆仰给于浙直海贩。莅兹土者,当设法禁之,骤似不情,惠后甚溥。



  【译文】



  宋朝时张咏(甄城人,字复之,谥忠定)任崇阳县知县,县民大都以种茶为业。张咏对百姓说:“茶叶利润好,朝廷正打算实施官营,不如早些放弃。”于是命百姓改种桑树,百姓深以为苦。



  后来官方实施茶叶专卖,其他县的百姓都失业,而崇阳县的桑树都已成长,养蚕织绢,每年产量达百万匹。



  人民想念忠定公的恩惠,为他立庙。



  [冯评译文]



  温洲一带盛产好梨。明朝永嘉年间,有人拿去献给宦官,宦官于是命令百姓要以美梨进贡朝廷。



  林官说:“梨子对百姓有多大的利益?假使每年都照例以梨子进贡,害处就大了。”要百姓把梨树全部砍掉。



  宦官很生气,说他的坏话,好在遇到有人推荐林官表现优异,因而获得赦免。



  近年来虎丘茶也成为僧侣的祸害,被僧侣砍伐殆尽。



  唉!祸害不足道,但为父母官的人使百姓伐树避害,这种情意不值得怀念吗?



  《泉南杂志》说:“泉南一带出产甘蔗,制糖以后利润优厚,往往有人把稻田改种甘蔗,所以稻米越来越少,都靠江浙一带供给。以后有人去那里当官的,最好设法加以禁止。初看起来好像不近人情,其实对后来有很大好处。



  84、李允则



  【原文】



  李允则再守长沙。湖湘之地,下田艺稻谷,高田水力不及,一委之蓁莽。允则一日出令曰:“将来并纳粟米秆草。”湖民购之襄州,每一斗一束,至湘中为钱一千。自尔竞以田艺粟,至今湖南无荒田,粟米妙天下焉。



  【译文】



  宋朝人李允则(字垂范)再度任长沙太守。



  洞庭湖、湘水一带,低地田种植稻谷,高地田则因缺水,都任其荒废。有一天,李允则下令说:“将来纳税要同时缴粟米和稻草。”湖边的农民只好从襄州买,每一斗米换一束草,到湘水一带就值一千钱。此后农民把高地田全用来种粟米,至今湖南没有荒田,粟米天下第一。



  85、程颢 毕仲游



  【原文】



  神宗升遐,会程颢以檄至府。举哀既罢,留守韩康公之子宗师,问:“朝廷之事如何?”曰:“司马君实、吕晦叔作相矣!”又问:“果作相,当如何?”曰:“当与元丰大臣同,若先分党与,他日可忧。”韩曰:“何忧?”曰:“元丰大臣皆嗜利者,使自变其已甚害民之法,[边批:必使自变,乃不可复变。]则善矣。不然,衣冠之祸未艾也。君实忠直,难与议,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已而皆验。



  [冯述评]



  建中初[冯注:徽宗年号],江公望为左司谏,上言:“神考与元祐[冯注:哲宗初号]诸臣,非有斩祛、射钩之隙也,先帝信仇人黜之。陛下若立元祐为名,必有元丰[冯注:神宗改元]、绍圣[冯注:哲宗改元]为之对,有对则争兴,争兴则党复立矣。”



  司马光为政,反王安石所为。毕仲游予之书曰:“昔安石以兴作之说动先帝,而患财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财者,无不用。盖散青苗、置市易、敛役钱、变盐法者,事也;而欲兴作患不足者,情出。[边批:此弊必穷其源而后可救。]未能杜其兴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敛变置之事,是以百说而百不行。今遂废青苗、罢市易、蠲役钱、去盐法,凡号为利而伤民者,一扫而更之。则向来用事于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废,市易不可罢,役钱不可蠲,盐法不可去’,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动上意。虽致石人而使听之,犹将动也。如是,则废者可复散,罢者可复置,蠲者可复敛,去者可复存矣。为今之策,当大举天下之计,深明出入之数,以诸路所积之钱粟,一归地官,使经费可支二十年之用。数年之间,又将十倍于今日。使天子晓然知天下之余于财也。则不足之论不得陈于前,而后新法始可永罢而不行。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救前日之弊,而左右待职司使者,约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虽起二三旧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数,乌在其势之可为也?势未可为而欲为之,则青苗虽废将复散,况未废乎?市易、役钱、盐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弊,如人久病而少间,其父子兄弟喜见颜色而未敢贺者,以其病之犹在也。”光得书耸然,竟如其虑。



  【译文】



  宋神宗去世时,程颢(洛阳人,字伯淳,与弟弟程颐都是宋代名儒,合称二程子)正好送公文到郡府。



  哀悼完毕,留守韩宗师是韩康公绛的公子,向他问起朝廷的事。



  程颢说:“现在司马君实(陕州夏县人,名光,赠温国公)、吕晦叔(名公著,与司马光共同辅政,赠申国公)做宰相了。”



  韩又问:“他们真做了宰相!以后会如何动作?”



  程颢说:“应该和元丰(神宗年号)时期的大臣一样吧!如果先区分党羽,将来就令人十分忧虑了。”



  韩说:“有什么忧虑?”



  程颢说:“元丰时期的大臣都追求眼前利益,假使他们自己能改变那些残害百姓的法令,那自然很好。不然的话,党派斗争的祸害也许会没完没了。君实为人忠诚正直,但很难商量事情;晦叔为人练达世事,但恐怕能力不够。”



  不久以后,这些话全都应验了。



  [冯评译文]



  徽宗建中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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