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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自传 作者:老舍-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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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急警报!

  桌上的杯盘撤下去,大家又按原位坐好。主席上了椅子,讨论会章。正在讨论中,敌机到了上空,高射炮响成一片,震得窗子哗啦哗啦的响。还是讨论会章!

  会章通过,适夷先生宣读提议案,一一通过,警报还未解除。进行选举。选举票收齐,主席宣布委托筹备委员检票,选举结果在次日报纸上披露。

  警报解除,散会。

  晚报上登出大会的盛况,也载着敌机轰炸徐家棚,死伤平民二百多!报仇吧!文艺界同人们怒吼吧!中华民族不得到解放,世界上便没有和平;成立大会是极圆满的开完了,努力进行该作的事吧!

总务组长

  第一次理事会是在冯先生那里开的。会里没有钱,无法预备茶饭,所以大家硬派冯先生请客。冯先生非常的高兴,给大家预备了顶丰富,顶实惠的饮食。理事都到会,没有请假的。开会的时候,张善子画师“闻风而至”,愿作会员。大家告诉他:“这是文艺界协会,不是美术协会。”可是,他却另有个解释:“文艺就是文与艺术。”虽然这是个曲解,大家可不再好意思拒绝他,他就作了“文协”的会员。

  后来,善子先生给我画了一张顶精致的扇面——秋山上立着一只工笔的黑虎。为这个扇面,我特意过江到荣宝斋,花了五元钱,配了一副扇骨。荣宝斋的人们也承认那是杰作。那一面,我求丰子恺给写了字。可惜,第一次拿出去,便丢失在洋车上,使我心中难过了好几天。

  我被推举为常务理事,并须担任总务组组长。我愿作常务理事,而力辞总务组组长。“文协”的组织里,没有会长或理事长。在拟定章程的时候,大家愿意教它显出点民主的精神,所以只规定了常务理事分担各组组长,而不愿有个总头目。因此,总务组组长,事实上,就是对外的代表,和理事长差不多。我不愿负起这个重任。我知道自己在文艺界的资望既不够,而且没有办事的能力。

  可是,大家无论如何不准我推辞,甚至有人声明,假若我辞总务,他们也就不干了。为怕弄成僵局,我只好点了头。

  这一来不要紧,我可就年年的连任,整整作了七年。

  上长沙或别处的计划,连想也不再想了。“文协”的事务把我困在了武汉。

“文协”七岁①

  

  ①老舍对“文协”作出了巨大贡献,可以说没有老舍就没有“文协”。此文是老舍为“文协”成立七周年所作的总结。此外,老舍还作有《会务报告》等多篇,都是关于“文协”的珍贵史料。

  在我的眼睛里,“文协”有时候睡一会儿觉,而没有死过一回。

  当“文协”在武汉的时候,几乎每一位会员都详详细细的知道会中工作的日记,因为座谈会与茶会是那么多,人人都能听到会中昨天作了什么,和明天要作什么。那时候,会款差不多没有超出三百元过,可是工作的紧张倒好像我们开着一家银行似的。那时候,大家初次尝到团结的快乐,自然要各显身手,把精神、时间,与钱力,献出一些给团体。那时候,政府与民众团体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大家喜欢作事,政府也愿给我们事作。那是些愉快的日子。

  赶到“文协”迁来重庆,大家在精神上还是愉快的,可是工作就赶不上在武汉时节那么多了。一来是山城的交通不便,不像在武汉时彼此捎个口信便可以开会;二是物价渐渐的高涨,大家的口袋里不再像从前那么宽裕;于是,会务日记仿佛就只有理事们才知道,而会员们便不大关心它了。慢慢的,物价越来越高,会中越来越穷,而在团体的活动上又不能不抱着一动不如一静的态度,“文协”就每每打个小盹了。可是它并没有死。它的会刊时常脱期,而没有停刊。它还组织了前线访问团,并派代表参加前线慰劳团。每到“七七”,它必去献金——不管钱数多少,我们总愿尽心力而为之。它举行各样的座谈会,参加国民月会和种种的集会。它的会所依然是会员们的“娘家”。

  它没有死,所以得到社会上的信任。它永远不故意惹是非,所以政府对它也愿时时予以提携援助。

  去年,它发动了援助贫病作家基金的征募,没有怎样费力,它便得到了好几百万元。社会上看得起它。这笔钱有了极大的用处。有许多害病的会员,因得到助金而可以安心养病,有许多由湘桂流亡出来的会员,在半路上得到接济得以及早的来到四川或云南。有的会员来到重庆,“文协”因有了基金,所以能招待他们,给他们一些安慰。“文协”或者可以不再打盹儿了。

  “文协”自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降生,到如今已经整整的活了七年。它的会刊,《抗战文艺》,自二十七年五月四日降生,到今天也整整的活了七年。七年虽短,可是以一个团体来说,以在抗战中种种的艰苦来说,这实在不能算是很容易的事,在这七年中,它听见过多少次炸弹的爆炸声音哪!“文协”总会的穷而乐,睡而不死,也就影响到它的分会。虽然香港的、桂林的、曲江的、襄樊的分会都因军事的关系而结束,可是贵阳的,成都的,昆明的分会反而因此而更见活跃。以昆明分会来说,它曾有一个时期也打了盹。可是在近二年来,它又复兴起来,去年为贫病作家募集基金,它的成绩比重庆总会还好。于此,我不能不喊一声:“文协万岁”了!

二、《抗战文艺》

  “文协”的“打炮”工作是刊行会刊。这又作得很快。大家凑了点钱,凑了点文章,就在五月四日发刊了《抗战文艺》。这个日子选得好。“五四”是新文艺的生日,现在又变成了《抗战文艺》的生日。新文艺假若是社会革命的武器,现在它变成了民族革命,抵御侵略的武器。

  《抗战文艺》最初是三日刊。不行,这太紧促。于是,出到五期就改了周刊。最热心的是姚蓬子,适夷,孔罗荪,与锡金几位先生:他们昼夜的为它操作,奔忙。

  会刊虽不很大,它却给文艺刊物开了个新纪元——它是全国写家的,而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积极的,它要在抗战的大前题下,容纳全体会员的作品,成为“文协”的一面鲜明的旗帜。消极的,它要尽量避免像战前刊物上一些彼此的口角与近乎恶意的批评。它要稳健,又要活泼;它要集思广益,还要不失了抗战的,一定的目标;它要抱定了抗战宣传的目的,还要维持住相当高的文艺水准。这不大容易作到。可是,它自始至终,没有改变了它的本来面目。始终没有一篇专为发泄自己感情,而不顾及大体的文章。

  《抗战文艺》在武汉一共出了二十期。自十七期起,即在重庆复刊。这个变动的痕迹是可以由纸张上看出来的:前十六期及特刊四期都是用白报纸印的,自第十七期起,可就换用土纸了。

  重庆的印刷条件不及武汉那么良好,纸张——虽然是土纸——也极缺乏。因此,在“文协”的周年纪念日起,会刊由周刊改为半月刊。后来,又改成了月刊。就是在改为月刊之后,它还有时候脱期。会中经费支绌与印刷太不方便是使它脱期的两个重要原因。但是,无论怎么困难,它始终没有停刊。它是“文协”的旗帜,会员们决不允许它倒了下去。

  到了日本投降时,会刊出到了七十期。

  我不惮繁琐的这么叙述“文协”会刊的历史,因为它实在是一部值得重视的文献。它不单刊露了战时的文艺创作,也发表了战时文艺的一切意见与讨论,并且报告了许多文艺者的活动。它是文,也是史。它将成为将来文学史上的一些最重要的资料。同时它也表现了一些特殊的精神,使读者看到作家们是怎样的在抗战中团结到一起,始终不懈的打着他们的大旗,向暴敌进攻。

  在忙着办会刊而外,我们几乎每个星期都有座谈会联谊会。那真是快活的日子。多少相识与不相识的同道都成了朋友,在一块儿讨论抗战文艺的许多问题。开茶会呢,大家各自掏各自的茶资;会中穷得连“清茶恭候”也作不到呀。会后,刚刚得到了稿费的人,总是自动的请客,去喝酒,去吃便宜的饭食。在会所,在公园,在美的咖啡馆,在友人家里,在旅馆中,我们都开过会。假若遇到夜间空袭,我们便灭了灯,摸着黑儿谈下去。

  这时候大家所谈的差不多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如何教文艺下乡与入伍,一个是怎么使文艺效劳于抗战。前者是使大家开始注意到民间通俗文艺的原因;后者是在使大家于诗,小说,戏剧而外,更注意到朗诵诗,街头剧,及报告文学等新体裁。

  但是,这种文艺通俗运动的结果,与其说是文艺真深入了民间与军队,倒不如说是文艺本身得到新的力量,并且产生了新的风格。文艺工作者只能负讨论,试作,与倡导的责任,而无法自己把作品送到民间与军队中去。这需要很大的经费与政治力量,而文艺家自己既找不到经费,又没有政治力量。这样,文艺家想到民间去,军队中去,都无从找到道路,也就只好写出民众读物,在报纸上刊物上发表发表而已。这是很可惜,与无可如何的事。

  虽然我的一篇《抗战一年》鼓词,在“七七”周年纪念日,散发了一万多份;虽然何容与老向先生编的《抗到底》是专登载通俗文艺作品的刊物;虽然有人试将新写的通俗文艺也用木板刻出,好和《孟姜女》与《叹五更》什么的放在一处去卖;虽然不久教育部也设立了通俗读物编刊处;可是这个运动,在实施方面,总是枝枝节节没有风起云涌的现象。我知道,这些作品始终没有能到乡间与军队中去——谁出大量的金钱,一印就印五百万份?谁给它们运走?和准否大量的印,准否送到军民中间去?都没有解决。没有政治力量在它的后边,它只能成为一种文艺运动,一种没有什么实效的运动而已。

  会员郁达夫与盛成先生到前线去慰劳军队。归来,他们报告给大家:前线上连报纸都看不到,不要说文艺书籍了。士兵们无可如何,只好到老百姓家里去借《三国演义》,与《施公案》一类的闲书。听到了这个,大家更愿意马上写出一些通俗的读物,先印一二百万份送到前线去。我们确是愿意写,可是印刷的经费,与输送的办法呢?没有人能回答。于是,大家只好干着急,而想不出办法来。

  

  






老舍自传第五节 入川






第五节 入川

一、空 袭

  在武汉,我们都不大知道怕空袭。遇到夜袭,我们必定“登高一望”。探照灯把黑暗划开,几条银光在天上寻找。找到了,它们交叉在一处,照住那银亮的,几乎是透明的敌机。而后,红的黄的曳光弹打上去,高射炮紧跟着开了火。有声有色,真是壮观。

  四月二十九与五月三十一日的两次大空战,我们都在高处看望。看着敌机被我机打伤,曳着黑烟逃窜,走着走着,一团红光,敌机打几个翻身,落了下去;有多么兴奋,痛快呀!一架敌机差不多就在我们的头上,被我们两架驱逐机截住,它就好像要孵窝的母鸡似的,有人捉它,它就爬下不动那样,老老实实的被击落。

  可是,一进七月,空袭更凶了,而且没有了空战。在我的住处,有一个地洞,横着竖着,上下与四壁都用木柱密密的撑住,顶上堆着沙包。有一天,也就是下午两三点钟吧,空袭,我们入了这个地洞。敌机到了。一阵风,我们听到了飞沙走石;紧跟着,我们的洞就像一只小盒子被个巨人提起来,紧紧的乱摇似的,使我们眩晕。离洞有三丈吧,落了颗五百磅的炸弹,碎片打过来,把院中的一口大水缸打得粉碎。我们门外的一排贫民住房都被打垮,马路上还有两个大的弹坑。

  我们没被打死,可是知道害怕了。再有空袭,我们就跑过铁路,到野地的荒草中藏起去。天热,草厚,没有风,等空袭解除了,我的袜子都被汗湿透。

  不久,冯先生把我们送到汉口去。武昌已经被炸得不像样子了。千家街的福音堂中了两次弹。蛇山的山坡与山脚死了许多人。

二、别武汉

  因为我是“文协”的总务主任,我想非到万不得已不离开汉口。我们还时常在友人家里开晚会,十回倒有八回遇上空袭,我们煮一壶茶,灭去灯光,在黑暗中一直谈到空袭解除。邵先生劝我们快走,他的理由是:“到了最紧急的时候,你们恐怕就弄不到船位,想走也走不脱了!”

  这样,在七月三十日,我,何容,老向,与肖伯青

  (“文协”的干事),便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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