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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因为它的要塞、舞女和宫殿，而变得富有魅力。我还记得从拉巴特乘车前往大阿特拉斯山参加了一天的部族庆典。我和《每日电讯》的约翰•；瓦利斯和《费加罗报》的舍治•；布朗伯格同坐在一辆雪铁龙车的后座。为了消磨无止尽的旅途时光，我们带了《旅者随身阅读》系列丛书中一本臭名昭著的黄书。坐在右后座的人读完一页，就将这页撕下来，传给左边的人，当左边的人读完后，就从窗子里把它丢出去。这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污染”。
突尼斯城的现代化程度最高，而且它的历史也非常辉煌，古代的迦太基人就生活在突尼斯城的外围。突利斯总统的儿子人称“比比”的哈比•；包格巴看上去是一个现代改革派的领袖，他决心帮助自己的国家在这一体制下实现独立。他在加入父亲政府很久之前，就把处理与外国记者有关问题当成是自己的专权范围，他还会特意领着记者们到处参观。
但是对于我来说，在北非，阿尔及利亚永远是我最难解读的一个国家，尽管我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解这个国家上面。有几千名阿尔及利亚人居住在法国，但是他们一般都是做仆人。他们中的大多数居住在巴黎蒙马特利山脚下的金滴水区。他们对白人满怀敌意，这和十年后洛杉矶沃茨区的情况可能相去不远。采访这一地区的外国通讯记者一般都很难采访到叛军的发言人，包括民族解放阵线（FLN）的代表，或是被称为“费拉加”（fellagah）的穆斯林游击队战士。这些人倒是不难找到，但是很难和他们坦诚相见。任何外国记者，都难以获得对民族解放阵线及其领导的可信报道素材。
当1956年2月，我乘飞机前往阿尔及利亚时，情况就是如此。我的工作是要获得法国军队怎样在全国范围内，怎样应对民族解放阵线发动的零星袭击的资料。2月6日周一晚上11点，我搭计程车抵达阿尔及尔的阿勒提宾馆，我就开始工作了。下面记录的就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在六天后，把这封通讯稿寄给了《新闻周刊》的海外新闻编辑阿尔特•；布赫瓦尔德：
在副驾驶座上，还坐着另一位乘客。我们开始聊天，我说对于一个美国人而言，要想公允地报道两方的情况确实有难度。我说要想找到民族解放阵线里愿意和人真诚交谈的代表，从而掌握真实情况，并了解战场上的实际军情太难了。他们开上了另一条路，停了车。我知道自己的话引起了他们的兴趣，并且开始想象他们能为我做多少事。我开始问了一大堆问题，他们打断了我，并且用更多的问题回问我。他们尤其关心，怎么向他们证明我是美国的通讯记者。我向他们说了（采访的）条件：我必须能够拍照，我必须见到能向我证明自己是民族解放阵线中担任重要职务的人士。我还必须看到荷枪实弹的武装士兵。我也需要有权询问各种类型的问题，有权发表观点，有权写我所需要的东西。车又开动了，我给了他们我的名片，还给了他们我刚入住的圣•；乔治宾馆的电话和房间号。他们告诉我，明天一位名叫弗朗索瓦•；德洛尔姆的先生会给我电话。不用说，我并不知道这些家伙的名字，也没法证实他们的身份。
第二天，不用说，一位弗朗索瓦•；德洛尔姆的先生真给我打了个电话，让我在阿尔及尔主广场纪念碑附近的巴黎咖啡馆等他。我告诉他我会穿着棕色毛衣，系着红色围巾。我到了那里，坐在吧台旁边，两个很年轻的阿拉伯人走了过来。一个看上去很邋遢，穿着佐特式西装，黑色的卷发油腻腻的，留着黑色的小胡子，瘦削的脸几乎呈斧形。第二个人是我见过最强悍的家伙了，我心里琢磨他肯定是个“费拉加”了。他又粗又短的手指因为常年累月的风吹雨打而沾满了污垢，看来是怎么也洗不掉了。我给他们每人买了一杯热牛奶，接着我们就开始谈论天气了。然后，我们走出咖啡屋，边走边聊。我们走进一家酒吧，转了一圈，然后离开，沿着街走进另一家酒吧，然后坐了下来。他们要我证明自己是美国人，我照办了。他们告诉我之前整天都有民族解放阵线的人跟踪我，而且在这段时间内他们还会一直跟踪我。他们告诉我，如果我向法国人告密，我就再也别想离开阿尔及利亚了。他们最后还告诉我，他们将会带我去见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人，我能在那里进行采访并拍照，并和证实身份的民族解放阵线的抵抗军领导人会面。我猜想会是副总理克里姆。他们告诉我，他们会蒙住我的眼睛，这样我就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了。他们说我会去48个小时，或更短一点。他们说，要是我被法国警方逮到了，他们可不会帮忙，因为我什么危及到民族解放阵线的东西都说不上来。
我始终不知道那几个裹着斗篷、带着匕首的彪形大汉叫什么名字，他们也几乎没向我保证我到他们的世界里去会是安全的。我问他们到底要能够保证我的安全，他们只是简简单单地说行。他们最后告诉我，他们会在周五联系我，让我只要带上牙刷和梳子就可以了。他们还用法语问我：“你穿几码的鞋？”我让他们在上午11点到下午4点之间给我打电话，因为我那段时间应该在房间里写文章。实际上，我在周四知道了周五暴动的时间，所以我整个周四晚上都在写作，一直到周五早上5点我才写完。周五上午的其他时间我用来整理资料。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全都在大街上。所以我错过了电话，但是饭店里有我的留言，留言说周六上午十点弗朗索瓦•；德洛尔姆先生会再次在巴黎酒吧等我。我去了那儿。同样的两位也在那儿。我们进了车里，我想我们开得已经够远的了，因为我们已经开了一个多小时，也应该到了城郊了。但是我们最后在一家乡村咖啡馆里停了下来。在那里我得知因为下雪，这趟旅途被迫暂停。他们说，隘口被雪给堵塞了。
我们整天就这么度过。我只是在等待。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三部分巴黎新章——我在《新闻周刊》的生活（6）
我想要你知道，为什么我踏上这段行程，而改变了原定和法国军队待在一起的打算。
首先，我从一封信中得知，你们想知道我们能不能写出这一题材的报道。我也很想知道。
其次，这个故事会好上一千倍。每个人这周都和军方待在一起，例如戈洛尔、斯通曼和克拉克，还有很多英国记者也是。所以，这已经是隔夜饭了，还有那么多人还抢着炒。但是除了巴拉特以外还没人听取过民族解放阵线方面的说法，即使是巴拉特听到的也只是一些皮毛，而且报道的内容也平淡无奇。此时此刻，有一场全球范围内的独家报道正在展开。我们会引起全世界的注意。一切都只需要48小时，只要我不被吓破胆，这不会有太大的难度。
再其次，我真的不认为我会被法国驱逐出境，尽管我回到巴黎以后，肯定会遭到逮捕和审讯。但是我觉得只要能小心行事，还是不至于被驱逐出境的，由于采访的时间已经拖延了，所以要把握好时机变得更为困难了。
A）司法部长密特朗是我的朋友，至少从前是。
B）要是我周四返回巴黎的话，我计划一抵达就把照片给你，我一安顿下来就把新闻稿通过电报发给你，从巴黎发给你（通过不易被检查到的商用电报），必要的话从布鲁塞尔给你发过来。我觉得我们至少要用上一张那种揭露残暴真相的照片，才能向法国人和全世界证明，我们并没有站在民族解放阵线那边，我们并不认为这些游击队战士只是民族主义英雄而已。我建议我们采用阿列的那张照片，因为他在我的故事中出现。他的那张照片不太血腥，而且他还是法国人。
C）一旦你给我回电报，说这个报道和照片都已经开始排版，我就决定立刻向密特朗亲口坦白这一切，告诉他我的所见所闻，我做了些什么以及我是怎样做到的。这会使得法国政府完全不可能指控我犯下了“不得泄漏妨碍国家机密罪”，而巴拉特就是因为这一罪名遭到了逮捕。我也不会和民族解放阵线结怨，因为我实际上并不知道任何可能威胁到他们的东西，连它们的总部在哪里都不清楚。
D）当我们露面时，媒体一定会涌向我，如果你同意的话，我准备向他们重述我对密特朗说过的话。
还有一件事，我肯定会拍到一些绝妙的照片，这些照片我都能以天价卖出去，但是这些照片我们都不可能使用。为了奖励我冒着丢了命的危险去进行采访。我希望您能批准我这么做。当然，没有您的同意，或是不能确保《新闻周刊》的声誉，我是不会做的。
我在宾馆房间里等了三天，等待着并会响起的电话铃声。为了消磨时光，我平生第一次吸了大麻，琼在日内瓦的同父异母的妹妹给了我一些大麻，我一直带着它们环绕了大半个欧洲，等待着合适的场合，让它们发挥最大的功效。我非常紧张，担心自己在沮丧中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我把自己在圣•；乔治饭店的房门反锁上了，在我的烟斗里填上大麻，将它点燃。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什么事都没有。然后我就呼呼大睡。一个小时后，我醒了过来，在烟斗里再添满大麻……然后再又入睡。一切就是如此。
当我一得知弗朗索瓦•；德洛尔姆先生已经消失后，就立刻飞回了巴黎。第二天早上我前去拜访狄龙大使，让他知道我在阿尔及利亚遇到的困境。我一离开大使馆，就接到了女佣给我打来的电话，说警察正在搜查我在孚日广场的住所，正在找我。当我乘计程车回到百利街上的办公室时，我发现自己突然被警察和黑色的雪铁龙汽车给团团围住了。两个警察拉着我胳膊，将我从人行道上给架了起来，让我跟他们走。我提出抗议，并问他们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在那情形紧迫的时候，我突然掉链子，怎么想不起来法语里的“逮捕证”怎么说了。你要不记得这个词，想要问一问这些身材魁梧的警察有没有逮捕证，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车里，一个警察头目转过身来对我说：“布莱得利，你触犯了法令，要被驱逐出境，你必须在48小时之内离开法国。”不管一开始在车里，还是之后在法国国内安全局（相当于美国的联邦调查局）里，我不断要求他们给我一个理由，但是他们绝口不提。
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我坐在一间小屋子里，不能打电话联系其他人，抓我的一个警察正在起草一份情况报告，确认我被逮捕，并得知了驱逐令。从法国被驱逐出去，可不是我计划中的一部分。我和汤尼打算七月完婚，并且准备在一年的时间内和我的四个继子继女一起在巴黎开始新生活。在切维蔡斯生活要比在法国会困难得多，也会无趣得多。我离开法国国内安全局总部时，手里拿着一份驱逐令，还加上“理由是得悉有关本杰明•；布莱得利的负面情报”，但是根本就没说这一负面情报是什么。这明显和我想与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见面的企图有关，尽管这一计划最终流产了。但是既然我的这一打算没能实现，而且我什么都没有写，还要把我驱逐出境，就让人觉得很奇怪了。
当我回去见到狄龙大使，并希望借他的力量取消驱逐令的时候，他只是在笑。他说：“这是你身为记者能拿到的最好的推荐信了。”但是他叫来了使馆的二把手特德•；阿基里斯，让他去外交部询问此事并表示抗议。法国的新闻界对政府大加抨击，并且声援我，还赋予我这么多年来前所未闻的荣誉，夸赞我是“在同行中声名显赫而且广受尊敬的记者”。最让我头疼的是约翰•；邓森，他是《新闻周刊》里一位出了名脾气暴躁的编辑。他想我一劳永逸地离开那个破烂的“自由发源地”法国，“将一切内幕都告诉新闻界”。我在法国外交部的朋友们都认为“邓森肯定是疯了”，警告我什么都别说，一切都交给他们去办。最后，狄龙和阿基里斯扫清了障碍，给我拿到了“暂缓执行”驱逐令。但是这对邓森来说可不够，他要求“撤销”驱逐令。几天后，他得偿所愿。
尽管事实上，我没能采访到这个新闻，可是我遭逮捕的经历却让我小有名气了。我已经做了两年的通讯记者。但是除了我的同事、华盛顿和欧洲的几个内幕人士以外，没有人对我或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