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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手下那帮无法无天的家伙，并且告诉我在监狱里过得怎么样（他透露说“他们真是无聊至极，过得真是让人恶心透顶，亏他们怎么想得出来。”）这对我来说是个不错的题材，所以我“借”了他10000法郎，同时等待纽约那边批准我开始这项采访。看上去纽约永远也不会批准，在我最终得到许可的时候，他已经从我身上刮走了150美元。那时老弗兰克不从我身上再多捞点油水，就不肯跟我透露更多鲜活的细节。我终于写完了有关“海外暴徒”的报道，但是和弗兰克之间的纠缠并未就此结束。他就是不肯离开我的办公室，而我也不想一脚将他踢出门去，毕竟他生性残暴，曾经因为杀人而被判刑蹲过监狱。
我在绝望中告诉他我有一个给专栏供稿的朋友，会比我对他更有帮助。这样我就把他一脚踢给了阿尔特•；布赫瓦尔德。阿尔特•；布赫瓦尔德没精打采地来到我的办公室，他看了一眼弗兰克•；弗里提根还裹着绷带的头，带着血迹的西服，就立刻转身离开了。即便布赫瓦尔特不比我聪明的话，至少他比我更有商业头脑。他带上了弗兰克•；弗里提根跟他一起离开，将他安置在了旅馆里，给他洗了个澡，然后让他坐下来，详细地采访了他整整十天。根据这段采访，阿尔特•；布赫瓦尔德写出了他的第一本书——《来自男孩们的礼物》（这“礼物”是指悍匪查尔斯•；鲁西昂诺被流放到意大利西西里去之前，那些狐朋狗友的“男孩们”送给他一个性感金发美女）。那本书后来改编成了电影，阿尔特•；布赫瓦尔德赚了五万美元，这是他平身第一次发财。五万美元在1958年当时可不是笔小数目，我打那以后一想到弗兰克•；弗里提根就懊悔不已。
1954年4月，当时我当海外通讯记者还只有几个月的经验，那时我把大多数时间花在获取别人的信赖身上。当时，在日内瓦召开了一场会议，“第无数次”地开始讨论在法国和印度支那之间停战并维持和平现状。我得到指示，想办法在那场会议中混个地方坐，作为目击者，写一篇有关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报道。这篇文章将作为下一周杂志的封面新闻，文中还要援引这个无趣而又严肃家伙的原话。我吓得灵魂出窍，因为不像报道这一次会议的其他通讯记者，我和杜勒斯的随从们一点交情都没有，而且这位国务卿是众所周知的冷面观音，特别难见到他热情的一面。我只见过他一面，而且确信他肯定不认识我。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三部分巴黎新章——我在《新闻周刊》的生活（2）
为了碰碰运气，看一下有没有可能会有谁凑巧能帮得上忙，我去日内瓦机场等候国务卿的专机降落，这更让我更心灰意冷了。在那儿准备迎接杜勒斯的是我的偶像，人称“苏格兰人”的詹姆斯•；莱斯顿，他是《纽约时报》最好的记者之一。几秒钟之后，当时即将出任苏联大使的波伦走下了飞机舷梯，向莱斯顿问候。詹姆斯•；莱斯顿将会是这次大会的重要信息来源。我听到波伦用亲兄弟般的口吻亲热地对莱斯顿说：“怎么样啊，老苏格兰人？”，而莱斯顿也开玩笑地一拳打在他的肩膀上，而我却只能在一旁阿谀逢迎。这些家伙们早就是老朋友了，而我还在一边试图引起“嘟嘟囔囔”的卡尔•；麦卡德的注意力。我就只能不断地说，“您好，麦卡德先生，我是《新闻周刊》的本•；布莱得利。”同我相比，波伦和莱斯顿却像哥们似的，两者间的差异也太大了，真让我灰心丧气。
回到了日内瓦的黄金海岸宾馆后，在海外新闻编辑哈里•；科恩的建议下，我送了一瓶陈年波本威士忌到麦卡德的套房。这终于发生了点作用，卡尔给了我十五分钟采访杜勒斯的时间，正好赶在了发稿截止时间的一小时前。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个能让人敞开心扉的人，特别是当我不触及别人敏感之处的时候。但是我几乎无法让杜勒斯打开金口，甚至是当我问及他的旅途和健康状况时，他都没多说什么。在下一期的《新闻周刊》上，我收集的材料完全没有派上用场。但是这一点真得使我确信，我应该在酒吧多转转，并且看看我能从那些撬开了杜勒斯嘴的人口里套出点什么来。
在第一天晚上，我就抱着这个目的在酒吧里泡到很晚，我看到了赫斯特出版帝国的继承人小威廉•；兰道夫•；赫斯特、他那国际新闻部的明星记者约瑟夫•；金斯伯利•；史密斯、传奇人物鲍勃•；康西丁三个人一起拉拉扯扯地走进了宾馆。这个组合刚刚因为采访了约瑟夫•；斯大林而获得了普利策奖。但是我还没对他们“瞻仰”太久，小威廉就和康西丁就在宾馆干净的大理石地板上摔起跤来了，这引得大堂酒吧里的客人们乐不可支。我学到了重要的一课：要想获得普利策奖，我身上的潜质还远远不够。
也是在日内瓦，我和《新闻周刊》的同事泰迪•；温铎会合了。泰迪是《时代周刊》长期派驻华盛顿的外交新闻通讯记者。三十年代时，他曾在波兰大使馆担任外交官，后来他“叛逃”了，那时候对叛逃的观点，可与很久之后冷战时代的看法不同。他交际甚广，因为他曾经无所事事，后来参过军，再后来又当上了通讯记者。他对于初入新闻界的人来说，可算不上是个好朋友，而且他无法用英语流利地写作。几年后，当我接替肯尼思•；克劳福德，出任《新闻周刊》华盛顿分部的主管，成为泰迪的上司后，肯告诉我应该怎么搞定泰迪。“别告诉他要做什么。甚至别在他的稿件上浪费时间。只要找一个周五的下午把他带过来，榨干他所知道的一切，从他口袋里掏出些什么来。这样你就能写出最好的报道来。”
我还记得在我采访的第一次国际会议结束时，我发现，除了担心以外，我们还有可以享受生活。一个周日上午，《芝加哥每日新闻》的那个叫比尔•；斯通曼的记者邀请我和他共度周末。我们分享了早餐，那是他姑妈杰迈玛做的薄烤饼。周日下午，我的好朋友洛斯比•；诺伊斯和我驾驶一艘单桅帆船出海，我们前往日内瓦湖享受美妙的微风。他是《华盛顿星报》驻欧洲的通讯记者。在周日晚上，我有幸和一位刚与瑞士老公分手的老友共度良宵。这样的生活真是太与众不同了。
我和琼依然在一直努力挣扎，我们甚至向法国的心理学家求助，希望能解决我俩之间的问题。这用哪种语言表达都不是一件让人舒服的事，但是用不是母语来说会更难。对于我来说，我一直比较洒脱，很会享受生活，但是我和琼已经不再相爱了。我现在的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我们都困在了一个僵局之中，而对我们双方来说，我们都越来越有可能，会想要和别人分享心中的热情和欲望。我之前的行为其实让我了解到，与琼分手后的生活并非是不可想象的。
1954年的夏天，我和琼、洛斯比和提斯•；诺伊斯、比尔和玛丽•；埃德加三对夫妻加上六七个孩子，一起租下了一座宏伟的19世纪古城堡。这座城堡位于波西•；圣莱杰村，距离巴黎45公里。我们当时就是通过埃德加管理的无线电讯公司来将新闻材料发出去。这座城堡占地超过320公顷，周围是一人高的石墙，有一个大池塘，还有一个可供耕种和养殖的农场。农场里满是牛、猪、鸡、鸭之类的家畜家禽。那里还有一个古怪的方形游泳池，最深的地方也不过一米二左右。城堡里就有六十七个房间，包括一个大舞池，地下室里还有一个年代久远的厨房，还有很多小房间。为此，我们每个月要支付100000法郎的房租，不过折合成美元以后，还不到300美元。
波西•；圣莱杰城堡的主人是巴黎富有的银行家罗德菲•；霍丁格尔男爵。在拿破仑时代，他的祖先获得了这座城堡的所有权，当时他的祖先在瑞士从事银行业。我们在那儿度过的夏天，深深地印在了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周末的宴会往往从周五晚上开始，加上整整一个周六，一直到周日晚餐时才结束。几位太太，特别是提斯•；诺伊斯，会给大家煮通心粉。在听够芭芭拉•；苏兹伯格絮絮叨叨的教诲后，我们会在舞池里大跳吉特巴舞。她的丈夫“大傻”后来成为了《纽约时报》的发行人，那时他正在巴黎分部实习。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去野餐，但是外面当时湿漉漉的。然后我们就在洇湿的空气里，或是明媚的阳光下长时间地散步。诺伊斯、比尔和我花很长时间去清理那个活见鬼的池子。我们用消毒剂擦过一遍后没几个小时，它就会又被绿色的浮藻所覆盖。我们所用的消毒剂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戴克斯医生发明的，是一种浓度很高的硫酸铜消毒剂，我们后来才知道这种物质其实是有毒的。
1954年8月的一个周末永远地改变了我的生活。我们的朋友和平肖姐妹的家人来到了我们所在的镇子上。玛丽•；平肖•；迈耶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妈，她的丈夫就是科德•；迈耶，是位战争英雄和世界联邦主义者运动主席，后来也成为中情局的大人物。安托瓦内特•；平肖•；彼特曼是华盛顿律师斯图亚特•；彼特曼的妻子，已经为他生了四个孩子。他们都是我们在华盛顿的老朋友，在整整七年时间都用在带小孩和料理家务之后，他们开始了欧洲之旅，我们家是他们欧洲之旅的最后一站。玛丽•；平肖•；迈耶和一个意大利油画家之前在波西他诺坠入情网，而我和汤尼在波西•；圣莱杰相爱。一个周六的上午，我把他们从在巴黎的旅馆接了过来，来到城堡里，在和煦的阳光下，大家品尝美酒佳肴，散步聊天。记者朋友、外交官朋友、法国朋友、英国朋友和不同年纪的孩子们，大家乐哉悠哉！
晚上，我们的盛会开始向不远的一家饭店转移，我们有些朋友就住在那里。玛丽搭便车和别人一起回到巴黎城内。琼和其他人去了饭店。我说是要捎汤尼一起去饭店，但是我们一直没有到达那儿。
其实，我和汤尼在一家远离尘嚣的通宵咖啡厅消磨时光，谈论我们的生活，刚开始谈话时，我们还有点害羞，接下来就逐渐激动起来。当凌晨五点，我把她送回巴黎的宾馆时，我邀请她和我一起到巴黎郊外一家浪漫的饭店去共度良宵。第二天，在她和自己妹妹谈过话后，让我空等了一夜。我想，她当时感觉到了，如果这样发展下去的话，我们的生活都会发生急剧而无法预期的变化，而且我们将永远无法回头，这一点我当然也知道。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三部分巴黎新章——我在《新闻周刊》的生活（3）
命运就是如此，我们的生活真的发生了急剧而无法预期的变化，我们也当然从此永远无法回头了。我们最后一起步入了一间不大但很可爱的房间，从那里可以俯视下面一条潺潺的溪流，这条小溪在《米其林餐饮旅行指南》里都有专门推荐，指南一书称其为“美丽的地方”。在接下来的整整一天里，我俩发掘并满足了前几天还不存在的那种饥渴感，彼此用脉脉的温情来呵护这份真情。对我而言，这种体验是全新的。
我们开车回巴黎时，心中都有几分忐忑，两人都一言不发。
到了1954年秋天，我就已经无可救药地完全拜倒在汤尼的石榴裙下了。别跟我说什么我们双方相处并没多久之类的话。这一点我很清楚，只是情到深处无法自拔。
汤尼和玛丽回到华盛顿之后，我搬出了法国巴黎警察总部所在地附近的房子，住到了巴黎这座美丽的城市中难得让人生厌的公寓里。我的东西不多，所有的东西加起来塞进我的雪佛兰车后备箱都绰绰有余。琼意识到我们之间已经彻底结束了。在伤心之余，她已经找到了一个对她很好的男人，即使这只是暂时的欢愉而已。实际上，她没多久就想要摆脱了，她带着本永远地回到了波士顿。我因为自己婚姻的结束而筋疲力尽，心有余疚，但又极度渴望再见到汤尼一面，考验一下我们之间爱情的力量。但是，在我知道自己能怎么做之前，汤尼就必须决定自己未来的方向，然后给我暗示，让我知道未来在她的生命里，有没有属于我的一片空间。为了解决这件事，她离开了位于马里兰州戴维索维勒的那个与世隔绝的彼特曼家，带着她的四个孩子回到了华盛顿。到了十一月，我们定了计划，我悄悄地回到了华盛顿，开始迈上一条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