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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小时后，有人敲了敲门，有个一等兵进来说：“舰艇执勤军官让我向您致意，《圣经》里最短的诗句是《圣约翰书》里第二章第35节——‘耶稣殒泪’。”那天的舰艇执勤军官是个来自安纳波利斯的工程师，名叫乔治•；汉密尔顿，而那个一等兵的话，当然是什么忙都没帮上我的。我总算把这份破卷子给写完了，一到美国我就把它给寄了出去。几个月后，我收到了爸爸的信，告诉我通过了这场考试，虽然是拿了个B，但分数已经相当不错了。
回到了美国，安全地站在宏伟的金门大桥之下，我和李决定回家，但我们一开头就碰上了衰事。我们误了那班将要把我们送到爱人身边去的飞机。我们当时使尽了所有能量，才搞到一架DC…4飞机，第二天把我们送回纽约。在海军基地耽搁后，我们将会在第二天早晨六点钟离开。我们在圣弗朗西斯宾馆开了一个房间，然后我们就去参加派对了。我记得的下一件事，就是李对我说：“天哪，毕波，已经六点半了，我们误了飞机了。”在五十年之后，我再回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自己不再记得担心误了飞机，而是担心怎么向琼解释这件事。我得想个别的办法回到家乡。战时的火车横穿美国要花上两天半的时间，让我感觉要坐上一辈子似的。无赖的很，可这就是我的漫漫归家途。
当我和琼再一次拥抱的时候，我们都因为自己所肩负的责任而显得如此匆忙敷衍。对于琼来说，她的家庭生活十分不容易，甚至可以说是伤痕累累的，为了解决没有丈夫的婚姻的问题，她投向了另外一个男人的怀抱。
这个横刀夺爱的人就是爱德华•；斯宾塞•；考沃斯医生。他是公园大街上的一个白发苍苍的江湖庸医。他向那些经受着各种精神上折磨得老实患者们提供他配制的药剂，充其量也就只能给他们一点精神安慰的作用（根据内行人的推断，他卖得可能只不过是甲基安非他明而已）。我后来才知道考沃斯还经营着一家身心基金会，违背医疗界的法律进行投资。
要是琼没有在我到纽约后的第一天带我去见他就好了，要是我没有那么乖乖答应跟她一起去就好了。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带我去见他，我也不知道他向我的妻子提供了怎样的安慰。我去那里能干吗呢？他除了跟我这个迷人的战争英雄寒暄以外，还能说些什么呢？我们三人谈了大概五分钟，考沃斯跟我说，我应该把军装烫平熨好，按照他的说法，“因为有可能过不了多久，我们和俄国人打仗时，这军装还用得上。”他递给了琼一个纸杯装的下三滥“鸡尾酒”，后来我们就离开了那里。
没多久我们就回到了温暖的家中，只要有家在，我们就不会感到孤单。我们两个人不论在身体上，还是在心灵上，都没有学会该如何彼此亲近。我们的父母看到我十分高兴，他们很快也发现了我所面临的问题。相对而言，我和琼的情感已经站在了什么样的危崖上，并不容易发现，更难以理解。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二部分海军旅程（7）
父亲想知道我过去两年生活里的所有细节，而不只是想听旅程中的艰苦。当我母亲问我是否遇到过危险时，父亲冲着她大声咆哮道：“废话，当然有危险喽！不然你以为他这两年干吗去了啊？”他摇着头，给自己调了一杯新饮料。他成了萨米尔•；爱略特•；莫里森上将的好朋友。这位上将是著名的海军史专家，也是哥伦布的传记作家。他们一起在索默塞特俱乐部的绅士餐厅里吃过饭。当然，他们都很清楚第22驱逐舰中队的航程。他对我们在“水沟”进行的夜战了如指掌，更别说在所罗门和马里亚纳群岛的登陆战了。现在这个老人的兴趣就寄托在了和我消磨时光上，他总是自豪而满面微笑地听我讲故事。
当他向我问清楚都到过些什么地方后，那位老爷子就想把我肚子里的故事都榨得干干净净。莫里森之前告诉过他，以后很多驱逐舰和巡洋舰将会派遣去菲律宾。再过多久我们会入侵日本？这对于驱逐舰来说可不是件简单任务。驱逐舰必须保护大的舰队，还要踏入未知而又让人恐惧的海域。坐在比华利家中舒适的壁炉边，我和他却都要面对这一可怕的未来。
我和琼的生活日渐步入正轨，我们因为要陪伴家人和朋友而不能经常见面。我们俩都发现，我们之间的关系和我离开家时的情况没什么区别。我们对彼此的关系都非常谨慎，尽管有些不太舒服，但是都因为有对方的陪伴而感到十分高兴。我们都希望在未来的某段时间里，彼此之间的关系能重新变得融洽起来，尽管当时我还想多念一些书，多培养些兴趣爱好。如果那时要我或日后要握描述一个“模范妻子”的话，我可能还是会说出琼的名字。她美丽动人，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还是个大家闺秀，该有的优点她都具备了。琼可能会重回纽约的道尔顿学校去做老师，她会和我妹妹住在同一所公寓里，直到战争结束，除非她怀孕。关于要不要孩子的问题上，我们之间没有进行过任何认真的讨论和计划，但是当时确实存在这种可能性。我只知道要是我乘坐菲利普号重返太平洋前线的话，那么我要可能要等到战争结束才能重返故土。
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在四周的放松后，我又陪琼在奥克兰待了两周。在那两周里，我每天只需要值四个小时的班。但是，船的检修一结束，那些锃亮的配件一装上，我们又要踏上新的征途。我不知道再次生离死别时，我要怎样和她告别，我觉得真难以说出口。很多其他男人已经习惯于这一切，当火车即将开出车站，或船舰即将驶离码头的时候，他们会和其他成百上千的人一样与自己的妻子道别、热情相拥，而不掉一滴泪珠。我害怕离别的场景，我现在也依然害怕离别。但是一切还是结束了，我很快就重新回到了战场。
在返回珍珠港的路上，我迈入了自己为海军服役的第三年。我们开始相信战争结束的那一天已不再遥遥无期了。但是我们却感到担心和忧虑，而不是宽慰。在所罗门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漫游是一档子事，而一个海军天才在看海图时，是不会从菲律宾和冲绳岛，一直看到日本这个“大赌窟”的。我们还不知道神风敢死队，但是我们相信日本会与美国殊死博斗来保卫自己的国家，直到剩下最后一个士兵为止。大家都认为，如果美国在日本登陆，第一天就会造成至少十万以上的美军士兵阵亡。
当我们到达珍珠港后，我奉命离开了菲利普号，向太平洋驱逐舰和巡洋舰总司令部报告。随后，我代表他在离东京海域不远的多艘驱逐舰上，向每一艘军舰上的技术情报人员传授在战斗信息中心工作积累的经验。在菲利普号上的两年工作过程中，我们率先创立了在战斗过程中，战斗信息中心系统应该如何运作的理论。战斗信息中心的执勤人员将会监控所有传输进来的信息，对它们进行处理，再传送到需要这些资料并作为决策依据的军官手中。当我们刚到海上时，战斗信息中心还不存在，但是它们的概念和设备的更新速度是如此之快，即使是我刚开始时并不清楚这些机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我一个二十三岁的年轻人后来经过摸索，很快就成了这方面的专家。在1945年的1月到8月这八个月时间里，我在十九艘不同的驱逐舰上传授了经验。它们都将开赴战场，我开讲的第一站就是在菲律宾，然后和其他航母保护部队一起离开了冲绳岛和日本本岛。
我在这些船舰上作报告，是靠着裤形救生服帮助自己来回移动。在战时，这可是一件设计精巧的装置。看上去只不过是个帆布包，通过四条短绳连到滑车上。两艘船之间会拉起绳索，这样穿着裤形救生服的人就可以在船之间自由来去，当然还可以用这种救生服来传送邮件、冰淇淋、电影等。一艘驱逐舰可以这样被拉近一艘油轮或是航母来补充燃料。我也就被通过这根绳子在驱逐舰和航母之间来回移动。然后，再被送上另一架等待加油的驱逐舰。到十九艘驱逐舰上讲课，意味着要被这种“邪恶的”装置传送上差不多四十次。实际上当船彼此接近后，它们就会很紧地靠在一起，两船之间的距离也就差不多15米左右，以15节的速度航行，这对我来说就是小菜一碟了。但是驱逐舰的舰长们都是人啊，他们知道如果靠得太近，要是有一阵疾风或怒涛，驱逐舰撞到航母上的话，他们的前程就此葬送了。所以，他们才不会管那绳缆上面有没有穿着裤形救生服的人呢。
每隔一两周，我就不得不降落在不同驱逐舰的甲板上，一个人都不认识，身上只带着一个简易帐篷。我了解到，没有人喜欢年轻炙手可热的代表或是将军。我不得不花去头两天时间来消除彼此之间的隔阂。和其他军人在一起站岗执勤很有帮助，但它占用我很多的休息时间，这就是我为什么总是筋疲力尽的缘故了。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二部分海军旅程（8）
当我来到菲律宾执行任务，见到自己从前所在的中队，甚至见到自己的驱逐舰时，我真是松了一口气。我对在菲律宾第一天的记忆依然历历在目。那一天的早晨开始于苏比克海湾。船员们都穿着白色衣服，因为我们要驶向一个位于马尼拉的特殊监管基地，它几天前刚刚得以解放。在我们顺苏北克湾而下左转向马尼拉，在船的左舷能看到海上要塞柯里基多岛，就在那里乔纳森•；M•；万怀特中将和他的部队与进攻的日本军队殊死博斗到最后，最终在1942年由于饥饿才被迫放弃。这个地区现在掌握盟军的手中，但在岛上有很多通道和洞穴，就像一个蜂巢一样，在一些通道和洞穴中还躲藏着拒绝投降的日军残留部队。曾经有一段时候，美国战舰不管执行什么任务，也不管从哪个方位经过柯里基多岛，似乎为了宣告自由，战舰上都会由一个炮手瞄准目标，向山洞发射50发炮弹。我们的军舰也没有忘记完成自己的“任务”，水手摆弄五十多公斤重的炮弹时动作斯文，就像摆弄艺术品一样，为的是不弄脏自己干净的白衣服。
我主动请缨，带领一小纵队水兵登陆。我想走去位于城外几公里的圣托马索大学，它现在是美军等待交换的战俘所在地。我同行的那一小帮水兵想要找点乐子，事实证明这并不合适。当我们被一群孩子围起来的时候，我们根本就没法抵御这些喧闹的孩子，他们不断地吹嘘着自己的姐姐和妈妈是多么美丽诱人，问水兵们是否想要爽一把。事实上，这帮水兵对此很感兴趣，一个一个地离开了队列，过了一会又马上回到了队列里面来。我们没有去圣托马索大学，但我们回到了菲利普号上。这艘船会在天黑前及时出发回到苏北克湾。
我们在回苏北克湾的路上，又完成了发射五十发炮弹的任务，这次是在我们的右舷，这时瞭望员发现在我们和小岛之间一百米处的海里面，有人在水中挣扎，他的头在水面上时沉时浮。我们确定那不是因为醉酒而落水的菲利普号船员，舰长马上命令我把他带上来询问。我佩戴好我的点四五口径手枪，以防他有秘密武器藏身。我带着船员来到了船尾，这几个船员给我提供了“很管用”的建议——要是个日本人的话，就把他干掉。我们给他扔了条绳子把他拉了上来，他是我见过的最悲伤的俘虏。他满身是伤，瘦得皮包骨头，体重仅有80多斤，只穿着一件裹腰布，比我见到他的时候更加惶恐不安。“把他扔回去”，一个水手建议道。但是我用权威的口气命令他脱掉衣服。我先是用英语说，后来我脑筋秀逗，还试图用法语跟他沟通，就好像让他听懂我的外语似的。同船的船员们更滑稽，还试图用波兰语、芬兰语、希腊语和犹太语向他解释。他脱掉了衣服，但是一直瞪着我们，直到医生把他带到了医务室，进行更进一步的检查和禁闭。
除了那个在所罗门群岛对我开火的飞行员，这是我在整个战争期间惟一见到的一个日本人。这个被遗弃的人是谁？他现在自己知道身处何方吗？他几乎身半身裸露地在柯里基多岛附近游泳时，头脑中又在想些什么呢？我下午佩带着柯尔特式点四五口径的手枪在混乱的街头走着，同行的水兵都开小差去寻欢作乐去了，我脑子里又在想些什么呢？他是否也和我一样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迷茫呢？
1945年冬天，第22驱逐舰中队正处在菲律宾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