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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肯定《红楼梦》是悲剧中的悲剧，俞平伯也持相同的看法。他说：“《红楼梦》是一部极严重的悲剧，书虽没有做完，但这是无可疑的。不但宁、荣两府之由盛而衰，十二钗之由荣而悴，能使读者为之怆然雪涕而已。若细玩宝玉的身世际遇，《红楼梦》可以说是一部问题小说，试想以如此之天才，后来竟弄到潦倒半生，一无成就，责任应该谁去负呢？天才原是可遇不可求的，即偶然有了亦被环境压迫毁灭，到穷愁落魄，结果还或者出了家。这类的酷虐，有心的人们怎能忍受不叹气呢？”③同时也与民族的文化心理相联系，指出：“我们的民众向来以团圆为美的，悲剧因此不能发达，无论哪种戏剧小说，莫不以大团圆为全篇精彩之处，否则就将讨读者的厌，束之高阁了。”见《红楼梦辨》第96页、100页、101至第102页。不知俞先生是否受了王国维的启发，他们对《红楼梦》所做的小说批评，达成了一致的结论。
至于他提出的《红楼梦》是一部“怨而不怒的书”②见《红楼梦辨》第96页、100页、101至第102页。，1954年曾遭到批评，现在看来，这批评是欠公正的。须知，俞平伯先生谈的是《红楼梦》的风格，即艺术表现上的特点，我们不好另外用一个政治概念来衡度。他说：“缠绵悱恻的文风恰与之相反，初看时觉是淡淡的，没有什么绝伦超群的地方，再看几遍渐渐有些意思了，越看得熟，便所得的趣味亦愈深永。所谓百读不厌的文章，大都有真挚的感情，深隐地含蓄着，非与作者有同心的人不能知其妙处所在。”②我们读《红楼梦》——不是一般地翻看，而是多看上几遍——不是也有同样的体会吗？《红楼梦辨》最后一篇文章，是十则读《红楼梦》札记，作者在第九则札记中进一步谈到《红楼梦》的艺术风格，写道：
此书的好处，以我看来，在细而不纤，巧而不碎，腻而不粘／流而不滑，平淡而不觉其乏味，荡佚而不觉其过火；说得简单一点，“恰到好处”，说得figurative一点，是“秾不短纤不长”。此《红楼梦》所以能流传久远，雅俗共赏，且使读者反复玩阅百读不厌；真所谓文艺界的尤物，不托飞驰之势，而自致于千里之外的。古人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实至则名归，决不容其间有所假借。我们看了《红楼梦》，便知这话的不虚了。《红楼梦辨》第210页、第3页。
第三部分：索隐派红学的产生与复活俞平伯所代表的考证派红学（2）
我们读着俞平伯先生的娓娓论述，只觉得他艺术鉴赏的眼光敏锐，体味深细，笔致隽永，恰如分际。如果说王国维的小说批评，主要是侧重从美学的角度说明《红楼梦》的悲剧意义，俞平伯的批评则是鉴赏式的，有理论阐述，却不离开本文，重视从整体艺术风格上把握作品，在艺术领悟方面，比王国维又进了一步。
《红楼梦》的后四十回续书应如何评价？这直接涉及文学考证。《红楼梦辨》中的不少篇文章，都是细心考证这一问题的，如《辨原本回目只有八十》、《高鹗续书的依据》、《后四十回的批评》、《高本戚本大体的比较》等，基本上都是考证文字。但如前所说，俞先生所做的是文学考证，是与小说批评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他在比较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文字异同的同时，更从艺术创作的特征出发，得出“凡书都不能续”《红楼梦辨》第210页、第3页。的结论。他说：
凡好的文章，都有个性流露，越是好的，所表现的个性越是活泼泼地。因为如此，所以文章本难续，好的文章更难续。为什么难续呢？作者有他的个性，续书人也有他的个性，万万不能融洽的。不能融洽的思想、情感和文学的手段，却要勉强去合作一部出，当然是个“四不像”。故就作者论，不但反对任何人来续他的著作，即是他自己，如环境心境改变了，也不能勉强写完未了的文章。这是从事文艺的应具的诚实。
至就续者论，他最好的方法，是抛弃这个妄想；若是不能如此，便将陷于不可解决的困难。文章贵有个性，续他人的文章，却最忌的是有个性。因为如果表现了你的个性，便不能算是续作；如一定要续作，当然须要尊重作者的个性，时时去代他立言。但果然如此，阻抑自己的才性所长，而俯仰随人，不特行文时如囚犯一样未免太苦，且即使勉强成文，也只是“尸居余气”罢了。
我认为没有什么人能够反驳俞先生的观点，因为他是依据艺术规律进行论证的，而后来的事实，进一步证实了他的观点。虽然想续写《红楼梦》者代不乏人，迄今为止，没有一个成功的，连程、高补作的水平也达不到。此无他，就是俞先生讲的：“凡书都不能续，不但《红楼梦》不能续；凡续书的人都失败，不但高鹗诸人失败而已。”见《红楼梦辨》第3页。也就是艺术规律不能违背。由此可以看到，使用小说批评的方法研究《红楼梦》，有考证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这种方法在理论上具有说服人的力量，可以弥补单证的不足。
俞平伯治红学的初衷，似乎也是在追求一种文学考证和小说批评的结合。顾序讲的他们主要在“本文上用力”，固是一证，俞先生在《红楼梦辨》的附录札记中，更反复致意。一则说：“考证虽是近于科学的、历史的，但并无妨于文艺底领略，且岂但无妨，更可以引读者做深一层的领略。”见《红楼梦辨》第212页、213页。二则说：“我们可以一方做《红楼梦》的分析工夫，但一方仍可以综合地去赏鉴、陶醉；不能说因为有了考证，便妨害人们的鉴赏。”②③见《红楼梦辨》第212页、213页。三则说：“考证和赏鉴是两方面的观察，无冲突的可能。”②四则说：“考证正是游山的向导，地理风土志，是游人所必备的东西”，因此“要荡瑕涤秽，要使读者得恢复赏鉴的能力，认识那一种作品的庐山真面”。③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从前我们不理解俞平伯先生的苦诣孤心，或者对他的书读得不细，误认为他的考证和胡适一样，没有看到他对红学的独特追求，失之交臂而不自知，确是一件殊可遗憾之事。
值得注意的是，俞先生在1925年所写的《红楼梦辨的修正》一文。这篇文章的具体背景，我们已经无法查考了，审其行文语意，当是有所为而发。请看下面的措词：
小说只是小说，文学只是文学，既不当误认做一部历史，亦不当误认做一篇科学的论文。对于文艺，除掉赏鉴以外，不妨做一种研究；但这研究，不当成为历史的或科学的，只是趣味的研究。历史的或科学的研究方法，即使精当极了，但所研究的对象既非历史或科学，则岂非有点驴唇不对马嘴的毛病。我不说那些方法不可参用到趣味的研究上去；我亦不是说趣味的研究另有一种妙法，可以传人。我说欣赏文艺时附带一点研究，亦只是逢场作戏而已，若拿了一把解剖刀来切割，恐怕割来割去了无所得。这不怪你的手术欠佳，或你的宝刀欠快，只是“割鸡焉用牛刀”耳。参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二辑，第8至第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第三部分：索隐派红学的产生与复活俞平伯所代表的考证派红学（3）
不仅是有所为而发，字里行间，已颇有些牢骚了。强调《红楼梦》研究不是历史的或科学的研究，而是趣味的研究，好像针对的是胡适，或者至少表示了与胡适提倡的科学考证不尽相同的见解。但何以隐忍着一股不平之情，就难以悬揣了。接下去俞先生又写道：
趣味的研究既没有特殊的妙法，则何以区别于其他？我说，这种研究其对象和方法都不是固定的。如果你把研究释为求得固定的知识，则它或本不成为研究，即说是在那边闹着玩亦可。我只自己觉得——毫无理由的直觉——这种研究大可存在。我们平心静气地仔仔细细地观察一件事，希望能够恰到好处（face the fact as it is），不把复综的密缕看做疏剌剌的几条，不把浑圆的体看做平薄的片。我们笃信自己观察的是，但同时了解而承认他们应有他们的是处。人各完成其所谓是，而不妨碍他人的。这或是一般研究的方法所共有，但我以为在今日此地，实有重新提示一番的必要。做趣味的研究者，能谨守这些陈言更能不贵卤莽的获得而尚缜密的寻求；我以为即独标一帜，不为过夸。《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二辑，第9页。
看来，也许当时有人对俞平伯的研究方法有微词，比如指摘他的研究为趣味的研究，而不是科学的研究等等，所以他才有上述议论，目的是为了自辩。所谓趣味的研究，就是渗透着赏鉴的小说批评，不为考证家所重，势属必然。小说批评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当然不同于考证，但两者是可以统一的，俞平伯坚持的就是统一的观点。他的意思是，如果有人一定认为考证和小说批评不能互补，那末对不起，就让我们各人完成自己的，不要否定别人，妨碍别人。话虽这么说，由于小说批评的地位在当时并不稳固，他对只强调考证的风气甚为不满，所以下面又说：“《红楼梦》在文坛上，至今尚为一部不可磨灭的杰构。昔人以猜谜法读它，我们以考据癖气读它，都觉得可怜而可笑。”《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二辑，第9页。初看似自省，实际上有具体的嘲讽目标。我认为俞先生是在不遗余力地为小说批评派红学辩护。“不要把圆浑的体看做平薄的片”，是西方小说批评的惯用观念，俞平伯在文章中忽插入此语，不知是来源有自，还是自己感发，暗与理合。无论哪种情况，都表明他的小说批评已带有一定的现代意味。此文写在他欧行归来之后，在文学观念和批评方法上受西方小说批评的影响，也是情理中事。
至于俞平伯1949年以后写的红学文章，除一部分专门考证版本者外，包括1954年发表的《红楼梦简论》和在香港《大公报》连载的《读红楼梦随笔》《红楼梦简论》载1954年3月号《新建设》杂志；《读红楼梦随笔》连载于1954年1月1日至4月23日香港《大公报》。，绝大多数都可纳入小说批评的范围。他所追求的是一种趣味研究，也就是小说批评与文学考证的融合。如果说考证派红学的集大成者是周汝昌，那末，俞平伯应该是小说批评派红学的始终不渝的身体力行者。
第三部分：索隐派红学的产生与复活考证派红学笼罩下的小说批评派红学（1）
王国维开其端的小说批评派红学，命途多舛，刚一诞生，便有王梦阮和沈瓶庵以及蔡元培、邓狂言等索隐派著作相继问世，接着便是胡、蔡论战，考证派红学的压倒优势于是形成。所以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并没有在社会上引起多大反响。俞平伯的红学研究，因为代表的是小说批评与文学考证的结合，虽然在社会上有影响，人们却没有理解他的特殊研究方法，误认为与胡适的考证毫无二致，尽管如此，他似乎还感受到一定的压力，因而在《红楼梦辨的修正》一文中自为回护。可见受考证派红学笼罩的小说批评派红学，处境是何等艰窘。
当然在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之前，梁启超倡导小说界之革命，谈论小说一时蔚为风气，有的专论《红楼梦》的文章，已与我们所说的小说批评非常相似。1915年《小说海》上刊载的季新的《红楼梦新评》参见《红楼梦卷》第一册，第301至第319页。，方法基本上还未能摆脱评点式，但持论甚深邃，对《红楼梦》的反封建的思想内涵多有阐发，论点相当大胆。即如文章在提出宝玉一生钟情于黛玉，而又往往滥及其情于旁人，此不足为训之后，对各种婚姻制度有一段爬罗剔抉的议论。先是挞伐一夫多妻制：“若一夫多妻之制，直视女子如饮食之物。八大八小，十二围碟，样样不同，各有适口充肠之美，下箸既频，又欲辨其味，大嚼之后，便已弃其余，直不视为人类，又何爱情之有？”然后泛论婚姻制度本身：
推而极之，则婚姻之制度亦为爱情之障碍。盖多妻之制，以女子为饮食物，固是私心；一妻之制，以女子为珍宝，亦是私心。西人斥多妻者之言日：“汝有钻石如此，将以之嵌戒指乎？抑将捶为无数之碎颗乎？”此以喻爱情之宜专也。殊不知视妇女为珍宝之心，皎然如见，此不可为讳者也。中国之俗，结婚不得自由。西国之俗，结婚得自由矣，而离婚不得自由……诚以婚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