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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曰：
司马光从没有一本专书或一篇专文，完整的表达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立场，却在《资治通鉴·司马光曰》评语里，陆陆续续、零零星星的透露无遗。（这是写给皇帝看的，所以称“臣光”。）当十一世纪宋王朝宰相王安石正推行政治改革，以图拯救正向死亡之谷奔驰的帝国之时，司马光率领传统保守的士大夫群，坚决抵制。结果改革失败，腐烂加速，半个中
国，丧失在北方新崛起的金帝国之手。
在《司马光曰》中，可以充分看出司马光的意识形态，他有一种崇古的狂热和一种维持现状的固执。他关心的是官僚群和大地主的利益，远超过关心人民的利益。我们了解他的基本立场后，才能了解他苦口婆心以赴的目的何在。
司马光最服膺的是孔丘的正名主义，我们解释正名的意义是：“是什么就是什么。”当选总统还没有就职，是“总统当选人”；就职之后，则是“总统”；下台摆地摊，则是“小贩”。而孔丘的正名认知，却恰恰相反：“是什么偏不是什么。”具体的说：“曾经是什么，就永远是什么。”楚王国早就是一个王国，身为首领的酋长早就是自称和被称国王，可是《春秋》却咬定牙关，硬称楚国王是“楚子”，你不是说你是国王么，我偏偏称你五百年前周国王初封你时的那个官位——“子爵”，因为你本来就是“子爵”嘛。这种胶柱鼓瑟式讲礼教、定名分的正名主义，在当时不过是为了对抗动乱的一种手段，然而，发展下来却成了一种政治意淫，不切实际，而且把自己陷入一个被嘲笑的困局。
公元前四七八年，齐国国君（三十任平公）姜骜，跟鲁国国君（二十八任哀公）姬蒋，在蒙邑（山东省蒙阴县）举行高阶层会议，二人见面时，姜骜向姬蒋叩头（八世纪之前，中国人席地而坐——正确的说，是坐在自己的小腿上。所谓叩头，只是深深的把头俯下。跟八世纪后必须屈辱的先行双膝跪地的叩头不同），这是所有礼节中最尊敬的一种。可是，鲁国国君姬蒋，却双手一拱，只作了一个揖。这情形跟现代社会交际场合，你先伸手，对方却不伸手，只微微的点一下头一样。姜骜跟他的随从大臣，都怒不可遏。鲁国宾相引经据典的说：“依照礼教的规定，国君见国君，不过作揖，国君只有见国王时才叩头，你们怎么连这都不懂？”齐国确实不懂，不过不久就懂了。四年后的公元前四七四年，两国国君在顾邑（山东省鄄城县）再度会盟，齐国早就准备妥当，届时一声令下，跳出几个壮士，抓住姬蒋，强迫他向姜骜叩头。这时礼教派不上用场，姬蒋只好叩头。齐国为这件事，还编了一首诗歌：“鲁国人冥顽不灵/多少年都不清醒/使我们难以为情/他们死守着儒书/引起无谓的纷争。”
公元前五世纪二○年代就成为笑柄的那种礼教，司马光不但用来评论同为公元前五世纪九○年代的三家分晋，还在该笑柄发生后一千五百年的十一世纪，拿到桌面上膜拜。
司马光是一位正统的儒家学派学者，竭力反对古代所没有的任何东西和任何改革现状的措施。他跟宋王朝六任帝（神宗）赵顼之间，有一段生动的对话，充分表露出这种思想。赵顼曾经问他：“公元前二世纪的西汉王朝，如果一直守着它第一任宰相萧何制定的法律规章，不加改变，你以为可以吗？”司马光回答说：“当然可以，岂止守着西汉王朝可以，即令公元前二十四世纪的那些君王和夏、商、周王朝所制定的法律规章，一直用到今天（十一世纪）的话，也都十分恰当。刘彻（七任武帝）改变祖宗的法，盗匪遂遍中国。刘姡Вㄊ蝗卧郏└谋涓盖椎姆ǎ骱和醭蛑ト酢Ｋ裕孀谒贫ǖ姆晒嬲拢圆豢捎腥魏胃谋洹！�
司马光的政治思想是一项狂热偏执的时代反动，跟鲁国国君（二十八任哀公）姬蒋一样，只能把事情搞得更糟。赵、魏、韩三大家族，瓜分晋国，司马光断定，如果周国王不加封爵，他们自称为封国国君的话，那就是叛逆，遇到像姜小白（齐国十六任国君桓公）或姬重耳（晋国二十四任国君文公）这样的人，就会兴兵讨伐。然而事实俱在，楚王国首领早就自称和被称国王，并没有人封他，那可是最早的和最典型的叛逆，而且跟姜小白、姬重耳同一个时代，撞了个正着，姜、姬二人岂敢给楚王一记耳光？对称“国王”的叛逆，都干瞪眼，怎么能预卜对不过称“国君”的叛逆，就动手把他干掉？封国林立下的国君们，他们自己互相攻杀，大吃小、强吃弱，从没有人因为谁是国王加封过的“圣贤的后裔”而饶了对方的。怎么偏偏赵、魏、韩会由于是国王加封的而没人敢碰？而且恰恰相反，碰他们的人可多的是，就在加封后的第二年（前四○一年），秦国就攻击魏国。
司马光还犯了举证的错误。周王国所以残存，不是因为他们国王遵守名分——仅只遵守名分，便可保持政权不坠，天下没有这回事。而是它太弱太小，不构成力量，而又有残余的利用价值。卫国比周王国生存更久，难道卫国比周王国更为美妙？至于子启之宁愿国亡也不愿当君王，不知道是听谁说的？史实是：子受辛以嫡子身份继承帝位时，根本没有人拥护庶子子启夺权，不是他不敢，而是他不能。犹如柏杨，不是我不敢当美国总统，而是我不能当美国总统。吴季札是另一种情势，他如果当了国王，才是遵守礼教；拒绝当国王，反而破坏礼教，因为老爹下令兄终弟及，哥哥们都严格遵守，只有吴季札公然背叛“君”“父”，以致引起流血政变。
司马光这位儒家学派大师，所代表的儒家思想中，没有民主观念，更没有人权观念，只有强烈的维护既得利益阶层的奴性。他要求的是，平民必须安于被统治的现状。等级不可改变，名分不可改变；君王永远是君王，平民永远是平民，夹在当中的司马光所属的以做官为唯一职业的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永远是士大夫。赵、魏、韩三大家族瓜分晋国，是一项可能促使平民惊醒的巨响，拆穿了礼教的和等级、名分不可改变的神话。因为礼教、等级、名分，全部来自官位和权力。姬发如果不使朝歌（河南省淇县）“血流漂杵”，他和他爹
姬昌，哪里来的礼教？哪里来的尊严等级？哪里来的高贵名分？当平民觉醒，了解礼教只是保护既得利益阶层的铁丝网，尊严的等级、高贵的名分，自己同样可以争取到手时，士大夫才有真正的危机。司马光发现平民借着三家分晋这件事的启示，可能培养出独立思考能力，不禁又气又惧，遂在《司马光曰》中，要求皇帝重建统治者和既得利益者永恒的权威。不过，连司马光自己，也不能坚守他的立场，《资治通鉴》中，对叛逆的楚王国头目，只好仍称“楚王”，不敢称“楚子”。
２ 最初，控制晋国政府的，不仅是赵、魏、韩三大家族，而是四大家族——另一是智姓家族。开始的时候，智姓家族族长（宣子）智申，指定儿子智瑶当他的继承人。族人智果表示异议，说：“智瑶不如你另外一位庶子智宵。智瑶有五项超人的优点，只有一项缺点。五项优点是：一表人才，精于骑射，通晓各项技能，文章流利，坚决果断。一项缺点是：胸襟狭窄，刻薄寡恩。五种才干加上毫无容人之量，谁能跟他和平相处？如果要智瑶作你继承人的话，智姓家族一定覆灭。”智申不理会这项建议，智果遂向政府登记，另立族谱，改姓“辅”。
赵姓家族族长（简子）赵鞅有两个儿子，长子赵伯鲁，幼子赵无恤。赵鞅要决定继承人时，不知道哪个儿子较好，于是在两块竹简上刻下一段普通训诫的话，交给他们研读收藏，吩咐说：“要切记在心。”三年之后，再问他们，赵伯鲁张口结舌，忘了个净光，而且连竹简也弄掉了。赵无恤却背诵如流，问他要竹简，立刻从袖子里掏出来（古人宽衣大袖）。于是，老爹赵鞅对赵无恤留下深刻印象，指定他当继承人。
柏杨曰：
赵无恤的才干，毋庸置疑。但立刻从袖子里掏出竹简，却有点蹊跷。竹简是笨重之物，放在袖子里长达三年之久，天下岂有这种怪事。似乎只有一种可能，赵无恤在老爹身旁埋有暗探，早得到消息。只能证明他的狡狯，不能证明所预期的他一定能忍辱负重。
赵鞅任命尹铎镇守赵姓家族的根据地晋阳（山西省太原市），尹铎问说：“你是教我去搜括财富？还是教我使晋阳成为你可靠的退路？”赵鞅说：“当然要使晋阳成为我可靠的退路。”尹铎到职之后，立刻减轻赋税，整修战备。赵鞅对赵无恤说：“晋国一旦发生灾变，记住，不要认为尹铎年轻，不要认为晋阳距首府太远（新田跟晋阳间航空距离三百千米），一定前往投奔。”
赵鞅逝世后，智瑶（襄子）掌握晋国政府大权，一天，跟韩姓家族族长（康子）韩虎、魏姓家族族长（桓子）魏驹，在蓝台设宴饮酒欢聚。智瑶戏弄韩虎，又侮辱韩家的总管（相）段规。智国听到之后，警告说：“激怒对方而不防备报复，灾难必然临头。”智瑶说：“我就是灾难，我不给别人灾难，已算运气了，谁敢给我灾难？”智国说：“恐怕不是这样，《夏书》有句话：‘一个人屡犯过失，结下的怨毒不在明处，不能因为看不见就粗心大意。’大人物能在小事情上谨慎，才能避免大的忧患。而今，公开宴会上，一下子就使韩家的族长和韩家的重臣，蒙受耻辱，而又不戒备他们的反弹，只一味安慰自己：‘他们不敢！’结局一定要糟。连黄蜂蚂蚁，都能害人，何况一个庞大的武装兵团的首领和他的助手？”智瑶听不进去。
不久，智瑶向韩虎要求割让领土，韩虎气得发抖。段规说：“智瑶喜欢占小便宜，性情又十分刚愎，如果拒绝，一定对我们发动攻击。不如给他，他尝了这种甜头后，必然对别人如法炮制，别人不给，一定发生战争。我们既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