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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时节已是秋季；但庭内园圃仍然花木茂盛，欣欣向荣。其中的夜合花，传说是由黄遵宪亲手栽种。
如果说建筑是凝固了的音乐，那么，那些门楣上由黄遵宪当年自己撰写的联语，则是飞扬飘荡的音符。
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幅嵌楼阁名的题联：
有三分水，四分竹，添七分明月；
从五步楼，十步阁，望百步长江。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寥寥数语，就把主人公磊落襟怀、高雅情操勾勒得栩栩如生。
我以为，建筑的审美价值不仅仅表现在物体本身，更主要表现在它的精神层面上。精神是建筑的魂魄，呐涵愈深刻，其外在的形体也就越具有审美价值，正是精神的不朽，使得建筑得以穿越时空而不朽。
三
黄遵宪，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生于 1848年，卒于1905年。由于在英国时不幸染上肺病，他只活了57岁。
我把他的一生概括为三个时期，即求学、出仕、赋闲。
人的一生，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但总的来说，是短暂。
海风夹杂着碎浪，一阵阵地扑打着船舷，四处飞溅的苦涩的腥沫，直蹿入每个人的肺腑。铅云低垂，暮色正降临到茫茫海面上，蒸汽机发出巨大的轰鸣声，“海安号”兵轮离开上海港口，缓慢地驶向黑暗的大海深处。
1877年11月26日（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三日），29岁的举人黄遵宪在同乡先辈何如璋的举荐下，担任清王朝驻日参赞，随从驻日公使何如璋出使旧本，从此开始了长达21年的仕途生涯。这其中，他有12年是在国外度过的，先后出使过日本、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国，足迹遍及全世界。
黄遵宪生活的年代，正是“西力东渐”之时。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王朝，闭关锁国，拒绝开放，浑然不知世界变化，不知与工业革命后西方列强的巨大差距。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加快了疯狂侵略和瓜分中国的步伐，封建统治的残酷无度，又大大激化了国内各种复杂的矛盾，民族危机和封建统治危机这双重危机的日益加深，使中国一步步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腐朽无能的清王朝已到了气息奄奄、末日临头的时候。
末世景象，一片苍茫。
西方列列的坚船利炮，惊醒了沉睡中的一批爱国知识分子，黄遵宪就是其中最早“睁眼看世界”的先知先觉者之一。长期的外交生涯，使得他有机会直接考察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广泛地接触资产阶级的政治和文化思想，也使得他能够在闭关锁国的环境中，不抱残守缺、麻木不仁，能够理智而清醒面对世界。
驻日期间，在繁忙的外交活动之余，黄遵宪主动结交日本朋友，苦学日文，搜集资料，开始撰写《日本杂事诗》和警醒国人的《日本国志》。 1882年离开日本时，《日本国志》已“甫成稿本”。1885年秋，他由美国请假回国，在故乡嘉应州，他集中时间和精力，修改《日本国志》，两年之后，终于定稿。
40卷、约50余万字的《日本国志》，是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和介绍日本的通史，它全面、详实地介绍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情况，为维新变法运动提供了蓝本，是戊戌变法的重要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之一。在强烈的忧国忧民和拯救民族危亡的意识支配下，黄遵宪对同胞大声疾呼：对日本的侵略本质必须进行深刻的认识，在对日外交上必须采取强硬政策，要趁“今日本国势未定，兵力未强，与日争衡，犹可克也”，否则，“隐忍容之，养虎坐大，势将不可复制”。
《日本国志》写就后，黄遵宪曾将该书呈送总理衙门，希望引起重视。遗憾的是，该书却被束之高阁。高层决策者仅仅只欣赏他的才华，而对书中的真知灼见视而不见。直到5年以后，甲午之战惨败，朝野上下才突然想起《日本国志》一书，才突然想起了黄遵宪，然而此时，为时已晚。梁启超曾感叹道：如果中国朝野早就注意这部书，甲午之战也许就可以避免了。
历史就是这样的残酷无情。有时候，一个意外的小疏忽，会带来一场意想不到的大灾难；有时候，一个小人物被忽略，会把一个民族带进万劫不复的深渊。
黄遵宪的被忽视，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悲哀。
四
诗歌，是黄遵宪的生命。
黄遵宪十五六岁“即学为诗”，毕生从事诗歌创作，主张诗歌应表现时代内容和真实思想感情。在他留下的一千多首诗歌中，“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具体、鲜明、生动地反映了从咸丰以来到“庚子事变”前后的历史面貌，描写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突出地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特别是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充满炽热的爱国激情和忧国忧民的情感，贯串着救亡图存、变法趋新的主题，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鲜明的时代精神。
清王朝闭关锁国，抗拒世界潮流，其目光短浅，愚昧无知，已给后人留下笑柄。究其根源，在于清朝统治者的极端自私与自满。为了维护腐朽没落的统治，清朝前期皇帝均大肆推行愚民政策，同时不惜采取残酷手段，扼杀任何有创造力的思想与生机。清王朝残酷的文字狱是出了名的，有人统计，从康熙到乾隆三朝，有记载的“满门抄斩”的文字冤案就多达108起。“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思想的禁锢，带来的是民族创造精神的毁灭，知识分子只好潜心古籍、埋头注疏和考据，束发就学，皓首穷经。整个社会死气沉沉，“万马齐喑”。
作为以变法图强为核心的维新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黄遵宪与梁启超、夏曾佑、谭嗣同等人所倡导的“诗界革命”，开启了中国近代进步诗歌潮流及新思想、新文化运动的破冰之旅。“诗界革命”的口号在戊戌变法前一两年提出，绝不是偶然的。黄遵宪身体力行，最早从理论和创作实践上给“诗界革命”开辟道路，被称为“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
“愤时势之不可为，感身世之不遇”，黄遵宪的创作方法是现实主义的，“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的诗歌，突出反映了新世界的奇异风物以及新的思想文化，开辟了诗歌史上从来未有的广阔的领域。他时刻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其诗歌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中国近代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均写入诗中。中法战争中，他写下了《冯将军歌》，以澎湃的热情歌颂了冯子材将军的英勇抗敌；甲午战争时，他追随着战争的历程，写下了《怨平壤》、《东沟行》、《哀旅顺》、《哭威海》等一系列激愤而凝重的诗篇，表现了强烈的抗击侵略、抵御外侮的爱国精神。他的诗远离了无病呻吟，而有了“史诗”之称。
黄遵宪的诗歌，体裁十分广泛，内容丰富深刻。在创作手法上，他清楚地意识到古典诗歌传统不足以充分表现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知识，要求诗与时变，在题材、风格、语汇诸方面打破一切忌讳，努力使传统的诗歌形式与新内容谐和，使严整的韵律与散文化的笔法谐和，使“流俗语”、新名词与旧格调谐和，这一切，对于推进诗歌的变革有重要意义，对中国近代新诗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巨大的启发、引导作用。纵观中国近代文学运动，我们发现，黄遵宪的诗歌主张与创作，成为了近代文学革命运动不可缺少的一个过渡、一座桥梁、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他的创作有力地扩充了中国诗歌的内容，表现了当时先进的中国人走向世界、接受世界的姿态，成为了记录历史的生动形象的画卷。
五
弱国无外交。
对于一个饱受欺凌、压迫和侮辱的国家的外交官来说，对这句铭刻着血和泪的总结，黄遵宪有着太深刻的认识。
1882年（光绪八年）3月，黄遵宪奉命由驻日本大使馆参赞任内调往驻美国旧金山（原名三藩市）领事馆任总领事。当时正是美国当局无理驱逐华工、掀起排华恶浪的时候。这一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集种族歧视之大成的《1882年排华法案》，华人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曾被国会及联邦政府立法排挤和禁止移民的民族。
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华人移民开始大批到美国西部淘金，然后是协助兴建铁路。这些留着辫子、头戴瓜皮帽的东方黄种人，吃苦耐劳，勤奋节俭，干活很有成效，颇获老板欣赏，由此引起白人劳工的妒忌和不满。到了七十年代初期，美国陷入经济危机时，为了转移矛盾，美国当局不惜牺牲华工利益，恶意挑起白种工人对华工的种族歧视和仇恨，掀起排斥华工的浪潮，虐待、迫害、抢劫、殴打甚至残杀华工、华侨的事例层出不穷。1871年10月24日，洛杉矶数百名白人暴民在光天化日之下杀死19名华人。6年后，同一地区的华人住宅全被纵火烧毁；1880年10月13日，三千多白人暴民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闹区包围华人住宅区，一名华人被杀，受伤者无数，房舍财产损失超过5万美元，清朝驻美公使陈兰彬向美交涉赔偿，白宫和国务院理都不理。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当时，清王朝光绪政权正值内忧外患，焦头烂额，自顾不暇，根本无力保护海外的华工和侨胞。
黄遵宪担任总领事后，农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处处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争国权，洗国耻，不辱使命，保护旅美华工和侨胞的正当权益，表现了二个卓越的爱国外交官的才智与胆识。面对排华恶浪，他满腔悲愤地写下了《逐客篇》：“呜呼民何辜，值此国运剥。轩琐五千年，到今国极弱。鬼蜮实难测，魑魅乃不若。若谓人非人，竟作异类虐。茫茫六合内，何处是可托？”发出了“倾倒四海水，此耻难洗涤”的呼声。
当时，旧金山从事洗衣职业的华工有五六千人。排华期间，当地官员便以洗衣馆衣服堆积，易于火灾，用水过多，洗涤不净，喧扰邻居等理由为借口，限制华人以洗衣为业。黄遵宪一方面聘请律师与当局争讼，一方面要求洗衣馆“妥立章程，自行检点”，以免授柄于他人。又如，当地官员以华侨住房拥挤、卫生条件不良等为借口，将不少华侨逮捕入狱，趁机勒索钱财。黄遵宪亲自到监狱看望被捕华侨，他让随从人员测量囚室面积，当众责问美国官员：“这里人多地窄，空气污浊，难道监狱里的卫生条件要比华侨的住处好吗？”他义正词严的责问使对方无言以对，不得不把被关押的华侨放出。
尽管黄遵宪的仗义执言受到美国当局的指责，甚至向他发出“绝不容中国总领事从中干涉”的叫嚣，但他始终义无反顾、正气凛然地据理力争，终于获得了总领事给华工签发执照的权利。华工持此执照便可回国探亲，然后再返美国做工，美国海关再也不能阻挠华工抵美登岸。为了检查落实，黄遵宪还不时到港口亲自查巡，让返美的华工能顺利登岸入境。有一次，当黄遵宪到港口去视察抵美华工船只时，曾遭到暴徒的持枪恐吓，但他大义凛然，毫不畏惧。
为了更好地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黄遵宪主张华侨建立自己的组织，便于互相关照、互相帮助和团结对外，并率先发动侨居美国三藩市的嘉应籍客家人组成了以“团结互助，抵抗暴行”为宗旨的三藩市嘉应同乡会，后发展扩大成为中华总会馆。据史籍记载，黄遵宪在任期间，还曾为加拿大侨胞向当地政府申请豁免或减轻“人头税”，颁发护照。在他的带动和努力下，旅美、旅加华工和侨胞加强了大联合、大团结，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由于黄遵宪不遗余力地维护侨胞正当权益，极得华工和侨胞的敬仰和爱戴，他离职返国时，加拿大侨胞感念其恩德，特送“万人伞”及“德政匾”以作纪念。黄遵宪也成为一百多年来在海外侨胞中深孚众望的杰出的外交家之一。
六
黄昏降临，黑夜伸展出巨大的翅膀。
群山一片苍茫。仿佛一夜之间由青转黄的茅草，在飒飒寒风中萧瑟地起舞。
一辆马车孤独地颠簸在嘉应州的古道上。
1898年10月（光绪二十四年八月）的一个黄昏，进入知天命之年的黄遵宪，以戴罪之身，拖着憔悴的病体，被“放归”回广东嘉应原籍。
3年前，黄遵宪回国以后，就积极参加了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变法运动，他在上海加入“强学会”，邀请梁启超到沪创办《时务报》。1896年，在湖南任长宝盐法道、署按察使时，他积极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厉行新政，提倡变法，先后创办时务学堂、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