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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谈谈竞赛。对于我们这个行业来说，参加设计竞赛是有风险的。我们首先得设定一个目标：是要取悦评委和业主、或者取悦当地的文化和公众，还是要设计一个我们心目中最理想的建筑？这是一个建筑师做竞赛项目时，每时每刻都要判断的问题。
如果是一个委托项目，因为业主信任我，请我做这个项目，我把认为最好的设想告诉对方，如果对方不同意，我们可以继续研究、探讨，直到双方满意。但做竞赛是一次性的，你的判断如何，将决定你在这个竞赛里的输赢；如果不能赢，差不多就是白做了。一个建筑跟一件艺术品、一尊雕塑不太一样，它不是完全个人化的；建筑只有真正矗立在大地上，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建筑作品。那就是说，你必须被业主选择、接受，或者说你必须赢了这个竞赛才能实现它。
而我们这个设计，从最开始直到最后，并不是千方百计地想怎么赢这个竞赛：判断评委是谁、他会喜欢什么样的设计；中国人会喜欢什么样的设计，会不会接受它……我们会考虑这些因素，但把它放到一个次要的地位，而第一位的则是要做一个我们心目中理想的建筑。
这是一个建筑师达到一定层次后，才愿意去做的事。因为他要冒上面所说的风险，所以他一定要有足够的自信，相信自己可以承担这个风险才能这样去做。
现在很多建筑师从事自己的工作时，其实在不断远离建筑的本质：有些人前卫，或以吸引公众的眼球为目标；有些人迷失或沉溺于晦涩的理论思辨，而不解决实际问题；有些人则只把这个职业当作赚钱的手段，等等。
而我们的起点恰恰是想做建筑最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回到事情的原始状态：人在最本能的情况下，怎样盖一个房子？
人为什么要盖房子？是为了遮风避雨，为了拥有一个自己的家园；为什么要建一个体育场？是为了体育比赛和观看比赛，为了人性中有一种相互竞技的东西，我们的体育场正是从这开始的。
但它被做出来后，却被大家认为新潮或不可想象，甚至像张洁老师看到的，不是地球上的东西。我不是在批评您的这个判断力、这个感觉，我只是觉得有一点悲哀，地球上的人们，被自己生活的环境、城市，被建筑师引导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本来是一件最正常的事，却变成这样的不平常。
张：你们这个理念特别值得尊敬。
李：这是一个从建筑的起点逐渐发展的过程，而不是一刹那的冲动：嘿，让我们做一个“鸟巢”吧。
张：但是这个外壳太重要了。
李：这个外壳跟竞技场和坐席有关，其实这是一个很古典的形状，底下是一个包容长方形竞技场的椭圆形，上面是一个圆形，使得所有最上面的观众也都有很均衡的视线，这样观赛视线比较好的东西两边安排的坐席就多，南北安排的就少；因此，坐席多的东西看台一级级抬升起来，就比较高，而坐席少的南北看台则比较低，东西南北连接起来，就形成一个立体的、边沿起伏的碗形。
在这样一个体育场内，你可以想象如果满场的时候，观众和观众挨在一起，攒动的人头像建筑的组成部分一样，构成坐席的表面，紧密地围绕着竞技场上的运动员，运动员这个时候会更加激动，会有更好的竞技状态，更多的体育纪录会被创造，观众则因此而更加激动，体育场内充满热烈互动的气氛。
张：你们现在设计的东西两面座位和南北是不一样的。
李：不一样。
张：所以它的外壳必须是这样？
李：对，为什么要高低起伏？并不是美学上的而首先是功能上的考虑。
世界上体育场的看台千奇百怪，有很多首先是为了表达体育场外在的形象，有了什么样的外形，看台就得随后做成相应的样子，所以它是由外而内设计的；我们这个则是由内而外的，我们认为这个“内”对比赛和观赛是最重要、最需要的，也是体育场最核心的东西，所以在开始阶段就坚定不移地把这个原则确定下来。在整个过程中，设计的很多方面不断讨论、不断变化，只有这个原则是一直不动的。然后，考虑到为看台上的观众遮风避雨，观众的集散，一些贵宾、媒体区域等等，需要一个外罩把这些功能区围合起来。因为看台是东西方向高，南北方向低的碗形，外罩也按这个碗形设计，东西方向高起来，南北方向低下去，一个三维起伏的形状。这样，设计最重要的部分就完成了，剩下就是推敲这个罩到底怎么做。
罩是一个钢结构，上下各有两层膜，上面一层是一种透明、叫做ETFE的薄膜，目的是尽量利用透明效果，突出鸟巢的网格。下面一层是半透明的，叫做PTFE薄膜。为什么下面一层要用半透明薄膜？如果它也是透明的，那么纷乱的网格就会投影在场地上，会影响比赛，并分散观众的注意力。而这个半透明的薄膜，就像一个窗帘，光线可以透过这个窗帘进到场内，为体育场提供很好的光线，又不会在场地上形成纷乱的钢构阴影。透过这个窗帘往上看，可以看到影影绰绰的钢构形状，然而这个形状是朦胧的。同时，这层PTFE薄膜又可以起到声学吊顶的作用。
这样，观众在场外的时候，注意力会被鸟巢的外形和构造所吸引，一旦进入赛场、进入这个“碗”内，注意力就该集中在赛场，而不是集中在建筑的结构，因为建筑不是为了表现自己而是为体育赛事服务的。这就像进入剧场欣赏歌剧，最明亮的应该是舞台，观众要欣赏的是戏剧本身而不是剧场长什么样子。
然后的问题就是，在竞赛任务书里，要求体育场有一个可开启屋顶。以前的体育场没有屋顶，因为体育场主要就是举行室外比赛的地方，体育馆才是室内的。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可以满足人类越来越多的需要，甚至是看起来不大合理的需要：一个体育场居然要盖上盖子，这也被视为世界上大型体育场的一个发展趋势。这次竞赛有13个来自世界各国建筑师的方案，大家为这个可开启屋顶花了很多心思，有飞起来的，有转起来的，五花八门，异彩纷呈。我们的这个可开启屋顶，可以说是其中最简单、造价最低，也是最容易操作的。因为我们觉得可开启屋顶不是这个体育场最主要、最应该表现的东西，它只是一个附属的功能，为了开闭幕式和赛后大型演出时的全天候需要，而大部分比赛的时候是不需要闭合屋顶的。因此，我们把它做成一个最简单的，像推拉窗一样一开一合就可以了。这时需要两条平行轨道来提供这种开合滑动的可能性，这两条轨道实际上是两根巨大的平行梁，以承载活动屋顶和承受它滑动时产生的应力。这个可开启屋顶，在图纸上看不大，但实际上有一万多平方米，因为它要覆盖的是超过一个标准的国际足球赛场的面积。
外罩是放射状的、没有明确方向的环形，而两条平行滑轨梁却有固定的方向，这在美学上是矛盾的，一个圆形加上两条平行线很难看，建筑师接受不了，虽然在功能上可以成立。如何实现这个功能，又在美学上可以成立？我们做了多种探讨。最终得到一个结果，就是现在的这样一个编织结构，两条平行线隐藏在里面，不仔细看您看不出来。
张：就是误导你的视觉。
李：对，实际上这是一个美学上的处理，同时具有结构上的合理性，又能满足功能的需要，提供给可开启屋顶需要的两条平行大梁。在这个基础上再发展，出现一些次一级的结构来加强主结构，立面上那些斜向的大楼梯梁也被编织进来，并延伸到屋顶，于是鸟巢出现在大家的眼前。
张：就是这两条平行线导致了这个编织结构？
李：可以说它是一个起点，是一个刺激点。
您可以看出鸟巢是一个结果，而不是一个起因。设计的出发点是最原始、最功能性的，但它最终激发了建筑师的潜能，最后达到这样一个结果，被大家称作“鸟巢”，或者是刚才张洁老师那种独特的描述。
所以有人问我，你们如何做出这样一个很前卫、很先锋的设计？
我总是回答，恰恰相反。从我参加这个设计的经历来看，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朴素的设计。可能因为大家现在不用这种朴素的办法做设计，反而觉得新奇了。甚至有很多争议，说这个设计是一个“实验品”，被列为“外国建筑师在中国的实验场”建筑之一，总之是不适合北京。面对这些批评我心里很踏实，因为我们的设计从那样一个起点出发，而那个角度是无可辩驳的。当然它会面临很多技术的挑战、资金的挑战等等，但出发点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我们现在还不能断定它是不是一个伟大的建筑，即使建筑师再自信，也不能在它建成之前给出最后的结论，也可能到时人们会发现很多失败之处。我们总说建筑是一个遗憾的艺术，因为建成之后，就很难再更改它，人总是有想不到的地方。
张：在通过这个设计上，是不是相当困难？
李：技术上是这么一个过程，首先由评委评选，评委中有将近一半是当代国际上很著名的建筑师，他们会用当代的、国际的眼光来判断每一个参赛的作品。
张：由设计师来评选？
李：确切地说叫做专家评选。另外还有一半是国内的著名建筑师和结构工程师，还有体育专家和政府的代表。评审团最后从13个方案里选出三个优秀方案，我们这个方案是被评审委员会推荐实施的方案，也就是获得了评委的高度认可。然后进入公众参观、评论、自由投票的程序，在亚运村国际会议中心展出。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的、北京2008奥运会的主会场，所以老百姓参与的热情非常高，我在电视上看到随机采访不同的人，有说很好，也有说不好，然后激烈批评的，各种意见都有。在公众评选中，我们以微略的优势领先，并不是绝对优势。最后是政府拍板确定。我听说大多数领导很喜欢，现在中国的政府官员自身素质、眼光、视野都很不错，而且不是单纯只听专家的。
张：有过争论吗，与瑞士的两位建筑专家。
李：有很多讨论，也有些争论，因为在设计过程中他们会不断问我的看法。
张：争论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李：比如一个“形”总会有不同的做法；如何设计可开启屋顶，包括平行线的处置；外罩的形状和网格与看台之间的空间应该是怎样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大家进行交流切磋。而我对他们来说，除了作为一个建筑师的角色提供判断之外，也会关注到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视点，因此每一次讨论会上，他们必不可少地要问到我的想法。中国文化对他们来讲很神秘，他们对中国的很多事情都有兴趣，比如国画、瓷器、玉器等，还有中国的园林，甚至园林里草皮、卵石的砌法，他们都觉得充满了中国人特有的智慧。
同时，将来这个设计会拿到中国，被中国公众、中国评委审视，而我代表中国一方，和这个背景是有关系的。我会直言不讳地发表我的看法。比如说对某个“形”，中国人会有什么样的联想，有时这种联想足以摧毁我们这个作品，这时候如果我意识到，就得特别及时地指出。
张：比如？
李：比如看似一个马桶，或是一顶警察帽子的形状。因为中国人很善于联想，也很在乎这种联想的结果或指向。并不是说它不好，也很难用合理不合理来界定。而西方人就会觉得无所谓，这个东西跟马桶，或跟警察帽子有什么关系，它只是一个体育场。
张：有过这样的设想吗？比如像一顶帽子或像只马桶？
李：只是一个比：方，但有类似的情况。虽然并没有那么绝对，但我个人感觉到不好，有点危险。本来是一个起点很好的设计，我不希望因为一些不必要的、中国人的小忌讳，而失掉它。
张：您和他们的差异，比如年龄上的差异会不会有代沟？
李：没那么严重。虽然我是一个中国的本土建筑师，但我们国家的大环境越来越国际化；我也在国外学习过；有很多机会去国外参观、与国外的建筑师交流合作；还有很多的文献可供研究……所以可以和他们在同一个语境里对话。这一点很重要，否则对话将是不平等的。如果对方认为你的意见是从一个低层次提出的，他不一定会采纳；如果他觉得我们处于同一语境，他就会信任、认可我的意见。所以我们真正是一种紧密的合作，就像PierredeMeuron先生说的那样，我们是一个团队，像一个足球队一样，每个人担任不同的角色，有的是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