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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8世纪以后出现的第三代文明形态，最显著的文化特点就在于，各大文明体系已经开始有了自己的高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用我刚才的那个比喻来说，这个时候亚欧大陆的几个文明体系已经成熟了，已经树立起自己的永远不折的精神砥柱。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文明体系就很不容易被别的文明所同化和改变了，无论是通过暴力入侵，还是通过经济渗透，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它们的文化性状。这些文明体系已经变得非常稳定了，它们赖以确立的高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已经基本定形。正因为如此，我把第三代文明叫做宗教时代的文明。在宗教时代，亚欧大陆形成了以不同的高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作为基本依托的四大文明体系，彼此之间出现了文明的对垒和冲突，这种对垒和冲突的主要原因不像英雄时代那样是出于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的抵牾，而是出于精神文化方面的差异。不同文明体系中的人们由于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彼此仇杀，这一点尤其明显地表现在亚欧大陆的西部。在西欧基督教文明与中东伊斯兰教文明之间，历史的夙怨由于宗教信仰的对立而进一步被激化，从而在整个中世纪，在这两个文明体系的人民之间不断地激起心理仇恨和暴力冲突。从公元7世纪开始，随着伊斯兰教的产生和阿拉伯帝国的崛起，穆斯林们对西方基督教社会发起了来势汹汹的西侵运动，从正面威逼君士坦丁堡，从侧翼越过直布罗陀海峡，占领了西班牙，对欧洲形成了一种钳形攻势。从公元7世纪阿拉伯帝国的西侵运动开始，一直到1683年奥斯曼土耳其人最后一次围攻维也纳，在这整整一千年的时间里，亚欧大陆西部的这两个文明之间始终是一种你死我活的关系。这一段时间的基本趋势，是东风压倒西风，即穆斯林主动攻击西方基督教社会，而西方的基督教徒在大多数时间里只有招架之攻，没有还手之力。在穆斯林的压倒优势下，基督教世界偶尔也组织过一些反攻，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十字军东征。从11世纪开始，基督教世界先后进行了八次十字军东征，但是除了第一次取得了暂时性的军事胜利之外，其他几次不是中途流产，就是演变成为荒唐的闹剧。例如，其中有一次变成了对君士坦丁堡的抢劫，西欧天主教徒组成的十字军本来是为了帮助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兄弟们去攻打穆斯林，结果却演变成为对君士坦丁堡东正教兄弟的大抢劫，从此就加深了西欧天主教与东欧东正教之间的矛盾。还有一次，西欧基督教社会组织了一支“儿童十字军”，由德国和法国的两个少年牵头，参加者都是十来岁的少年儿童。这支童子军浩浩荡荡地开往东方去讨伐穆斯林，他们还没有走到地中海，就被一些人贩子给拐卖了，成为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
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亚欧大陆西部的这两个文明之间的三次历史冲突，即特洛伊战争时希腊人的东征，希波战争时波斯人的西侵，以及从亚历山大大帝到罗马人的再度东征。到了宗教时代，穆斯林的西侵构成了这两个文明之间的第四次大冲突，这一次又轮到东方的穆斯林主动地去攻打西方的基督徒了。这场东风压倒西风的文明冲突一直持续到17世纪下半叶，到了18世纪以后，迅速崛起的西方工业文明开始对仍然停留在农耕状态中的伊斯兰教文明和东方其他古老文明发起了全面反攻，从而掀起了一个全球性的殖民化和西方化浪潮。
与亚欧大陆西部打得不可开交的紧张格局形成鲜明的对照，在亚欧大陆的东部，在素来以阴柔忍让为文化基调的佛教—印度教文明与奉行中庸之道的中国儒家文明之间，却保持着一种相对和平的关系，这是由这两个文明体系所信奉的宗教—伦理价值系统的基本特点所决定的。佛教与世无争、隐忍为怀，印度教也主张不以暴力抗恶；而中国儒家伦理呢，素来讲究仁义道德、和合为贵。因此在这两个文化之间，没有发生暴力冲突，基本上保持着一种和平交往的友好关系。在这两个文明的交往过程中，最著名的当数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了。自东汉以来，印度的很多高僧来到中国讲学，中国的一些僧人如唐玄奘则到西域去取经，双方进行了许多和平的文化交流。在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也被中国人加以伦理化改造，变成具有中国文化特点的佛教，产生了禅宗、净土宗、华严宗、天台宗、法相宗等八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乘宗。由此可见，中国文化在古代就具有同化外域文化的巨大能力。同样，印度文化也具有很强的同化能力，尤其是当它受异族的武力统治时更是如此。在宗教时代，亚欧大东部的情况基本上是和平的，佛教—印度教文明与中国儒家文明之间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吸取对方的东西来发展壮大自己的固有文化。至于在亚欧大陆中部，在伊斯兰教文明与佛教—印度教文明之间，这一强一弱，一个主动攻击、一个隐忍为怀的状况必然导致弱肉强食的结果。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以佛教—印度教为安身立命之本的南亚次大陆一直处于穆斯林的暴力征服和奴役之下。这就是宗教时代亚欧大陆各大文明体系之间的基本格局。
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第三次大入侵
到了12世纪以后，当信奉四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的人们各自封闭局限在自己的文化藩篱中的时候，在亚欧大草原上，又有一些不安定的因素开始躁动。这些躁动不安的因素就是蒙古高原上的蒙古人和中亚草原上的突厥人，他们对南部农耕文明地区的进攻构成了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第三次大入侵浪潮。这次大入侵的结果，导致了一些国家的灭亡，但是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四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的文化特性和亚欧大陆文明体系的基本格局。原因何在呢？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因为四大文明体系有了自己的高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以后，它们就很难从根本上被改变了，也很难再像神话时代和英雄时代的文明那样，发生形态嬗变了。
从公元13世纪开始，蒙古人的金戈铁马横扫了几乎整个亚欧大陆，并在南部的那些农耕文明地区建立了四大汗国和元朝。但是蒙古人的统治并没有改变已经确立起来的四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许多入侵中亚和西亚的蒙古人皈依了伊斯兰教，逐渐融合进当地的文明体系中；另一些蒙古人拒绝接受被征服地区的高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试图以一种野蛮的方式来管理当地的人民，结果很快就被赶走了。到了14世纪，蒙古人的四大汗国和元朝都像骄阳下的冰雪一样迅速地瓦解了和衰落了，蒙古人入侵的浩劫结束以后，四大文明体系依然如故地彼此对峙着，并没有因为蒙古人的短暂的入侵插曲而发生任何实质性的改变。蒙古帝国衰落之后，一支伊斯兰教化的突厥人又迅速崛起，这就是土耳其人。他们在小亚细亚建立了一个奥斯曼帝国，并且迅猛地进行军事扩张，吞并了西亚、北非和东欧的大片疆域，并且在1453年攻陷了屹立千年之久的君士坦丁堡，对基督教欧洲形成了极大的威胁。这些在伊斯兰教化的过程中很快就接受了文明教化的土耳曼人，标志着3000年以来不断冲击农耕世界的游牧民族入侵浪潮的最后一个狂澜，他们既是对广阔的农耕世界发起最后一次入侵的牧羊人，也是近千年来向西方基督教文明发起尾声攻击的穆斯林战士。
与蒙古人的入侵活动一样，土耳曼人的征服浪潮也没有改变亚欧大陆的文明体系，但是它却刺激了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内在变革。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以后，西方基督教社会就开始了一系列的文化变革，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接着，在文化变革的基础上又开始进行政治层面上的变革，资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宪政体制和民主政治取代了专制制度。最后又在资本原始积累的基础上进行了工业革命或产业革命，完成了西欧社会的经济体制转型。到了18世纪中叶以后，一个新兴的西方工业文明开始崛起于亚欧大陆的西北隅。与这一系列的内部变革活动相呼应，早在15世纪的时候，西欧就开始进行航海活动，通过地理大发现和海外贸易、海外扩张，逐渐建立起全球性的殖民体系。航海活动开辟了海外市场，为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大家知道，资本主义是一种世界现象，它一旦产生出来，就必然要把商品倾销的触角伸向全世界，伸向地球上一切有人居住的地区，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在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发展壮大的。正是在经历了这样的内部改革和外部扩张之后，曾经在中世纪积弱不振的西欧社会迅猛地发展起来，从农耕世界的广阔背景中脱颖而出，率先完成了社会形态的转型，以一种崭新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面貌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从18世纪开始，这个新兴的西方工业文明就取代了几乎已经没有立锥之地的游牧世界，构成了像汪洋大海一般泛滥的农耕世界的强劲对手。
殖民化浪潮的消退与文明分野的前景（1）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公元15—16世纪构成了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从那个时候开始，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之间的冲突和融合就结束了，3000年来推动人类文明发展演变的这个宏大主题结束了。一个新的时代主题开始出现，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新兴的西方工业文明与传统的农耕文明之间的对峙和冲突。在近两百多年的时间里，这种对峙和冲突以西方工业文明的全面胜利而告终，其表现形态就是从18世纪开始的全球性殖民化浪潮。这个殖民化浪潮使得世界上所有的非西方地区都相继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并且在武力征服、经济渗透和文化引导的多重作用下，使这些传统文明地区的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西方的制度规范和价值观念。
到了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非西方世界在经历了一两百年的殖民化或半殖民化的苦难历程之后，终于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在当今时代，一方面，整个世界在经济上越来越走向全球化或一体化；另一方面，随着政治上的独立和经济上的发展，许多非西方国家迫切地感觉到文化重建的重要性，这样就必然会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呼声下，导致一种文化多元化甚至文化保守主义的前景。特别是到了20世纪末期，随着苏东的解体、两大政治阵营对垒的结束和冷战时代的结束，在传统的四大文明地区，似乎又出现了一种重振固有的宗教—伦理价值系统的趋势。在20世纪，特别是在冷战时代，宗教—伦理价值系统之间的文化差异完全被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给掩盖住了，全世界的人民都是根据“姓资”还是“姓社”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区分来进行心理认同的。但是在冷战时代结束以后，两大政治阵营的对垒不复存在，人们也不再按照政治意识形态的区分来进行认同了，而是重新以传统的宗教—伦理价值系统作为心理认同的标准。非西方世界的人们纷纷转向了自己的文化根源，试图从中发掘出建设现代化的精神支柱。如何把自己的传统文化资源与现代化事业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放在所有非西方国家和地区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面对这个时代性问题，中国领导人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两岸三地的人民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达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大家都是炎黄子孙，都是华夏子民，都是中国文化的传人。儒家伦理思想也一度出现了复兴的迹象。同样地，我们看到近两届的印度领导人也在大声疾呼，要用印度教的精神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印度。至于伊斯兰教世界，这种文化认同的强烈程度就更不用说了，许多穆斯林都对西方基督教徒有一种情感上的隔阂和冷漠，有些人甚至还怀有深切的仇恨心理。这样一种历史的夙怨，是未来世界可能发生文明冲突的重要原因。即使是在西方基督教世界中，近二十年来也出现了一种保守主义的潮流，在经历了两百多年的启蒙和世俗化过程之后，西方世界同样也表现出某种再神圣化的要求。以基督教信仰作为文化认同的根本纽带，似乎已经成为西方人的一种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总而言之，随着政治意识形态对垒的结束和冷战时代的终结，当今世界上确实出现了几大传统宗教—伦理价值系统复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