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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倩才不管儿子这一套。心想男孩惰性大，你不用鞭子在后面赶着，他是不会抬腿快步往前走的。
根据李倩的“侦察”和“刺探”得来的经验：要想让孩子成绩突上去，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多做题，二是巧做题。
第一条可行的路说白了就是多花时间。为此，李倩给儿子小虎的作息时间作了最详尽的安排，每天放学回家后先完成学校布置的作业，然后再做由她亲自选定的辅导资料二十题，文理各一天。第二天六点起床后用十分钟洗漱，再用半小时对前一晚上做的题进行检查，然后是十五分钟的早餐时间。留有五分钟机动时间作上学前的准备。周六星期天当然是全天候的复习与做题，其早晚时间与平时一样。
小虎对上述的安排表示默认，但他提出，我的所有时间已经被无情地填满了，如果要我像一台机器运转，条件是我的个人行为将同样全部机械化。
“什么意思？”李倩对儿子这一怪怪的问题不明白。
“没什么意思，你已经分分秒秒给我安排了，我不可能像以前做些我自己本应做的事，比如吃早餐时你得给我把热牛奶吹凉了，鸡蛋壳必须剥好，同样，晚上睡前也必须把洗脚水端到我脚跟前，等我洗完后再倒掉，最好还扶我上床——请别打断我，应该还用音乐为我催眠什么的。”
“你——！”李倩气得直想发作，又被儿子将了一军。
“先别急，如果我说的不成问题，那老妈你的要求我也答应。”小虎两眼盯着母亲，一眨不眨。
李倩“唉”地长叹了一声，说：“好吧，我们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儿子头也不抬地搁下饭碗就进了自己的小房间。
第二天早上起来后就开始“练兵”，儿子在“规定”时间段里做得一分不差，倒是当妈的李情有些极不自然：热牛奶有些烫，小虎夸大其词地在坐在桌子前大喊“快吹凉吹凉呀”，看着儿子在一旁扮着鬼脸看自己忙手忙脚剥熟鸡蛋壳的样子，李倩气得胸脯一起一伏。晚上母子俩又开始了“规定”项目的分工……12点差7分钟时，儿子宣告“规定项目”全部完成。已经困得眼睛都快睁不开的李倩，赶快为儿子端来洗脚水，等刚倒完洗脚水，躺在床上的儿子又大呼小叫地嚷着“催眠曲”没有打开，大约十来分钟后等到儿子“呼呼”入睡时，疲惫不堪的李倩就像浑身散了架似的。
可是说好的事就得坚持，否则前功尽弃。李倩咬咬牙，一个早上一个夜晚地跟儿子“开仗”。十几天过去后，俩人之间的“分工”，渐成习惯。只是有一日把李倩气得忍无可忍，那天早上她正忙着为自己上午要参加一个新闻发布会而做准备时，儿子则在外屋大声咋呼起来：“妈，不行不行，你耽误我时间了，怎么没有把鸡蛋壳剥好呀？”
正忙着的李倩一听便大怒：“混小子，你自己的手到哪儿去了？”
“这不是我的事，我不干！”谁知儿子毫不含糊地回答说。
“你——”李倩大怒，从里屋冲出来，拾起桌上的鸡蛋，就扔在了儿子的脸上：“我看你会不会剥！”
接下去，便是母子俩的一场激烈争吵。李倩为此班也没上成，自己采访任务也搁下了——那天她在家里关起门哭了半天。儿子放学后回来就钻进了被子，什么作业都没做。
最后着急和投降的，还是当母亲的李倩。
第二天早上开始，李倩无可奈何地对儿子说，是你妈不对，我们还是像以前一样，明确分工。该我做的全部我做，该你完成的你也必须完成。小虎没有说话，同样机械地恢复了以往的做法。
只是事过三个多月后，令李倩更发愣的事发生了。
那天，儿子放学回家后吃完晚饭，照例一个人关在自己的那间小屋里。李倩呢，则在自己的卧室赶着一篇明天就要发排的新闻稿。像通常一样，过10点半后，她就会轻轻敲一下儿子的房门，问问儿子饿了没有，想吃点什么夜宵。
“儿子，说话呀！”李倩感到有些奇怪地追问了几声。
背对着她的儿子仍然不说话，直挺挺地坐着，并没有像睡着的样子。于是李倩走了进去。当她看到儿子的模样时大吃一惊：以往虎头虎脑的儿子，今儿个咋傻瓜似的愣在那儿，两眼朝着黑洞洞的窗外面无表情，一言不发。“怎么啦？小虎小虎！”李倩使劲地摇晃儿子，直到她急得快要掉出眼泪时，儿子总算不紧不慢地吐了一句话：
“其实我对考大学一点兴趣也没有。妈，真的，我不想考大学了。”
什么什么？你给我说说清楚！李情惊愕得半天没把张着的嘴合拢。
“为什么，啊，到底为什么？你给我说说清楚！”李倩急得直跺脚。可儿子说的还是上面那句话，任凭妈妈怎么跺脚，他的脸上依然毫无表情。
这一回，李倩哭了一夜，她是搞新闻的人，平时见多识广，小虎突然出现这种精神状态的后果太可怕了，这不仅意味着当妈的这几年来花费的精力付之东流，更严重的是，盼望孩子考大学的愿望将成泡影。
第二天一早，小虎还是机械地在6点起床，可这回当妈的李倩
在单位，因为儿子得了“精神病”而上不了学后，李倩总感觉那几位家中也有正在准备高考的子女的同事，似乎总用异样的目光在看着她，而且让李倩不能容忍的是，她们的每一个笑声似乎都在有意嘲讽她。
“有什么好笑的？”一天，李倩实在受不了了，便拍案大怒。当时编辑部的人都感到莫名其妙，李倩在身后隐约听到有人在轻轻骂她：“准是也得了神经病。”
“你们才是神经病呢！”李倩觉得自己再也忍受不了了，在编辑部又哭又闹了一场。当她被单位的一个主任送回家时，她一下想到了自己没了脸面，恨不得死了算了，可是回头看看愣在一边的儿子，她情不自禁地走过去，抱住他大哭了一场……
然而眼泪救不了儿子，也改变不了自己的处境。小虎的父亲因为工作忙，放下几千块钱又离开了家，小虎的爷爷奶奶倒是与李倩一样着急，但又急不到点子上。怎么办？李倩想来想去仍不愿轻易放弃小虎的高考，因为从老师那儿知道，小虎他们的课程实际是早已学完了，现在直到高考，所有时间里就是重复地做各种试卷，没有新课。这情况让李倩产生了一个念头：儿子不去上学，只要安排好，一边治疗一边照样可以争取参加7月份的高考。到时候也许让那些笑话我李倩和小虎的人大吃一惊呢！
行，就这么干！目标一定，李倩倒是心情平静了许多，对小虎的治疗也进入了正常的安排之中。
她想，先必须把小虎学校每天的学习安排弄到手，这样就尽可能地让儿子与班上的同学复习内容接近。为了做到这一点，李倩又是塞红包又是说好话，跟小虎的几个任课老师达成“协议”——每天放学之前，她到学校把当天复习的内容记录下来，然后回家给儿子布置。这件事看起来简单，做起来特费时间和精力。李倩每天要准时赶到学校，否则人家老师就回家去了，这就等于影响小虎后一天的学习。李倩又常常不能守时，而任课的老师也常常有其它事不能在约定时间跟李倩见面。有一次为了等物理老师，李倩左等右等了三个多小时，后来才知道那位老师生病住院没有来！在西北风里冻了几个小时不说，第二天李倩还不得不掏出一百多元钱买了礼品上医院看望人家。不这样做还能有什么法子？拖着疲倦不堪的双腿回家的李倩，瘫坐在木椅上，对着镜子里那似乎一下老了几岁的影子，那辛酸的泪水忍不住哗哗地流淌出来……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来。李倩充当着有病的儿子的“家庭老师”的重任，每天除了自己的工作之外，所有的时间全部用在了儿子的学习上，其实她的工作中相当一部分的时间和精力，也在为儿子准备这准备那，好在报社的工作弹性很大，这使李倩有机可乘，否则换了那种上下班都要签到的企事业单位，她李倩早被老板“炒就鱼”了。
时至1999年7月的那个高考日子，北京的天气突然异常凉爽。当几十万家长和考生山呼万岁满脸笑意地走进考场时，小虎突然对她说：“妈，我觉得自己没有把握，我想明年再参加高考。”
李倩久久地看着儿子，她心里真想大喊大骂“你这个王八蛋”，可嘴上没吐半个字。她只是朝儿子点点头，然后回到自己的卧室，躺在床上痛哭了一场……她感到过去几个月、几年的辛辛苦苦全都白废了。哭过之后，李倩又重新抖起精神，认真地叫来儿子，坐在她面前。
“小虎，我尊重你的意见。不过，我们还必须像从前一样我安排你做题，争取参加2000年的高考。”李倩俨然像一个严肃的教父，让儿子在自己面前起誓。
“妈，明年我一定参加高考。”儿子起誓道。
“这不，又快一年了。我和小虎从来没有放松过一天。其实着魔的倒是我，因为孩子还在家里治病，能够稳定就行，所以凡是听说外面有什么对高考有好处的事、名师开的复习班，我几乎都要去看一看，了解了解。这不，你都看到了，为了这，我如今早已变成了一枝枯萎的花了……”李倩朝我苦笑道。
“想开些，高考虽然重要，但儿子毕竟更重要嘛。”我想不出更具说服力的话来安慰老同事。
李倩嘿嘿冷笑道：“话这么说，可是儿子已经这个样了，如果还考不上大学，今后他这辈子还会有什么前途？”
我想了想，真的答不上来。
也许这正是中国千千万万父母想的同一个问题吧！我不能不再次深思。
在采写这部作品时，正值1999年高考的最紧张时刻。有一天我看到了一则北京广渠门中学“宏志班毕业生全部考上了大学”的新闻消息，于是便决定去采访“宏志班”毕业生们的家长。
高全根，是“宏志班”班主任高金英老师向我介绍的第一位家长。高金英现在也算是北京教育界的名人了，但她一讲起高全根一家为了孩子求学的事，就会情不自禁地落泪。高老师把高家的地址抄给我后，第一次我竟然没有找到。因为高家没有电话，我只能估摸着节假日他家应该有人，所以就在五十周年国庆放假的那几天里找他们。
这一日，我骑车去崇文区幸福大街的樱子胡同寻找高家。关于北京的穷人我以前有所了解，也到过一些贫困家庭，但此次高家采访却又使我“大开眼界”，原来住在小胡同里的北京穷人还有那么多啊！高家住的院子是个“门”字形三层简易楼，里面到底住了多少户人家我估不出来，反正从我踏进那个所谓的院子时，就得注意两边搭建的小棚棚可别碰了自己的头，扎了自己的眼睛。才下午三点，可那楼道里得摸着黑走，因为狭窄的通道上既没有照明，更没有一个窗子，各家堆放在两边的物品使留下的通道刚够过一个人。走道一侧还有一个公用水笼头，那水笼头上有一把很粗笨的锁箱。接我上楼的高全根师傅告诉我，他们一层楼的人全都在这一个笼头上用水，所以大家有个习惯，一到规定时间就得把笼头锁上，以防浪费或另层楼上的人来窃水。我听后真忍不住要笑：都到网上购物时代了，可这儿的百姓还在过着20世纪60年代的生活呀！一点没错，当我走进高全根家时，这种感受就更强烈了。
老高的家只有一间房子，总面积十五点七平方米，没有厨房，更没有厕所，也没有内间外问之分，里面竖排着的一双一单两张床，双人床上面搭一个小阁层。老高说他两个儿子上大学之前就有一个睡在上面。但我怎么看怎么觉得无法睡下四个成年人。老高苦笑着解释，1996年3月他住进这儿后，就没有一天是全家回个人同时在这间房子里睡过，如果孩子回来了，就是他和妻子到单位去“值班”，如果孩子上学住在学校，他才和妻子有可能“团圆”。房间里除了两张床以外，就剩一个三展桌和一个木箱，木箱上面是一台二十时的新电视。老高说这是他家为“迎国庆”多年来添过的惟一的东西。我听后心头直发酸，是啊，建国都五十年了，就在我们首都北京，竟然还有像高全根这样的贫困户！老高很客气，要给我烧水，我说不用，他非要烧，可他家连个水壶、水瓶都没有，只能用那个做饭的大铝锅，搁到走廊里他的“露天厨房”去烧。
当老高用双手端着大铝锅为我倒水时，我不由感叹地说你这儿太艰苦了！这位共和国的同龄人却连连说：“我们全家已经知足了，很知足。”
这是怎么说的？我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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