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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慢慢切入正题。“我考虑了很长时间的继任问题。现在一切都走上正轨，我想在7月的董事会议上提出来。我已经做了决定，并且与继任委员会谈过，获得了他们的支持。”停顿一下之后，我直接抛出重磅炸弹：“查克，我想让你当我的接班人！”
只有一次我们在阿迪朗达克斯的冬季计划会议期间乘雪橇之后，我见过查克的脸变得如此煞白。我以为他要从椅子上跌下来了，显然他没想过我会提拔他为我的接班人。他来到我家里，一直以为我要和他说合并的事，而我却给了他这个一辈子只能遇上一次的机会。
他吃惊地在椅子上默默坐了一分钟。最后，他说他想和佩吉商量一下。他走到屋内去，试图给他的未婚妻打电话，但没有找到她。他回来时，已经从震惊中恢复过来，我们很快就开始讨论我对他的期望。
我解释了为什么我现在想退出，并明白告诉他，与鲍勃·维拉姆斯塔德紧密合作至关重要。我还强调，我计划留任董事会主席，直到2006年的年度大会。 “你应该留得更久一些。我们不必理会退休计划什么的，”查克说。与过去许多次一样，查克非常关心我的感受。但我回答，我不会留太久，但会帮助他顺利过渡。
查克终于表现出兴奋。一会儿之后，琼妮加入我们的谈话，并表达对他的鼓励。那天下午离开时，查克答应只要未婚妻同意，他就上任。那天晚上他打来电话，确定了这件事。
查克的同意上任让我放松下来，但仍然担心鲍勃·维拉姆斯塔德对此事的反应。星期一，我在早上8点每周一次的部门主管会议上找到鲍勃，要求在会后立即与他谈话。他说他还有别的安排，最后我不得不等到下午。把这一消息告诉鲍勃和告诉查克将完全不同，因为担任花旗集团总裁一年多以后却不能当上CEO一定会使鲍勃非常失望。
我一直重视团队合作和忠诚，担心鲍勃在冲动之下会突然离去。我还不禁担心假如他退出，还会有别人离开。我们终于坐在一起时，我没有绕弯子，直接提出了继任计划。在我强调良好合作的必要性时，鲍勃只是不出声地坐着。“你是一个非常好的管理者，查克需要你的很多帮助，”我说。“你与查克已经合作了很长时间，你们会合作得很好的，”我最后说。鲍勃明白了我的意思，说他要仔细考虑我说的话。
第二天早上，我们再次谈话，他说他感到了比预想的更大的伤害。他说他非常想要这个职位，而且他已经担任了一年多的总裁，这让他很难堪。鲍勃不是爱抱怨的人，我意识到他并没有接受这一安排。我不知道如何回答，建议他和查克当天晚上讨论一下如何共事，看看能不能让对方满意。鲍勃一离开我的办公室，我就打电话给查克，告诉他必须尽一切努力让鲍勃高兴。
他们当晚会面，查克尽最大的努力示好。星期三早上，我真的开始紧张，因为董事会议还有一个星期就要召开。鲍勃再次来我的办公室，说他对职务安排仍有保留意见。“如果我们要成为搭档，我们应该在所有方面是等同的——我们应该拿同样的报酬；我们应该都进入董事会；我们应该享受一样的待遇。”我答应他立即咨询继任委员会，并且很快就得到了符合他要求的回答。鲍勃终于接受了新安排，这让我松了一口气。
董事会在一个星期后开会，继任委员会把我们的计划向其他董事提出？董事会较为着重地讨论了我留任董事会主席的想法。一些董事警告说留任对我和公司都不好，指出我会很难不干涉我的继任者。我明白他们的想法，但指出我的情况较为特殊，我需要时间完全退出。幸好，董事会同意了我的留任，并批准了继任计划。
董事会议后不久，我把决定传达给花旗集团每个部门的主管。许多人都对我在前一年的纷扰之后采取如此迅速的行动感到疑惑，但对我而言，斯皮策事件早已过去，我们的财务成就使得现在正是离开的好时机。我还认为，我们最终为继任问题找到了漂亮的解决方案，在我看来，任何不导致有才能的管理人员流失的领导层更换都是巨大的成功。
7月16日，我在一次员工会议上宣布了管理层的变动，并指出我会在年底卸任CEO。我们播放了这次会议，并将录像分发给全球的办事处。我们对外宣布这一变动是在报告第二季度的强大盈利之后几天，而之前我们刚刚宣布对西尔斯信用卡业务的收购。
对于这两件事，我说：“我们从不静止。我们总是在做事……收购某公司的信用卡业务和报告强大的盈利并不足够。不，我今天要宣布一项新的管理安排。”在进入会议的真正目的之前，我强调我们拥有金融服务业最好的管理团队和竞争优势，并指出我骄傲于我们带领金融业走过了前一年艰难的监管时期。我有意慢慢进入正题，小心地说出了下面的话：“我一直希望以这样一种方式，让所有人感到他们都不必退出……同时我也希望给人们带来意外……所以……查克·普林斯将成为我们的新CEO……”
我的心情突然很激动，不得不停顿一下。“不管好坏，我是一个情绪化的人，”我终于继续说下去，并讲完余下的话。
吐出那些话让我感到释然。我放松情绪，开玩笑说查克和鲍勃最好不要“搞砸”，否则我会找他们算账的。然后我们开始现场提问。大部分提问者担心我们是否会改变战略重点，查克和鲍勃向所有人保证一切按原轨道进行。查克还说，不能每天看到我他会很难过的。我开玩笑地打断他说：“查克，我们有传真机……而且，为什么你认为我不会每天露面呢？”最后，会议结束，人群起立鼓掌。
我只是说：“大家再见了，”并做出一个飞吻的姿势。
虽然我计划留任CEO到2003年底，但很快认识到我的处境很尴尬。同时，花旗集团的财务表现非常好，这使我对最初阶段的无缝过渡非常满意。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我认为假如我在年底制定新的预算和报酬安排之前退出会更好。通常当我做出决定时会立即行动。因此，我改变了时间计划，9月中旬告诉董事会我想把退休提前到本月底。
确定正式退休日起之后我什么感觉也没有，7月时，这个日子看上去还很远；现在它就在两个星期之后。9月末，我来到佛罗里达棕榈滩的波瑞克度假村，参加美邦董事会为业绩最好的员工举办的年度会议。与经纪人朋友在一起总能引起我的兴奋，而我此时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这一点。但这一次，我忍不住感到悲伤，因为这有可能是最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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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抵达时，场面就好像每一个有资格的经纪人都参加了，整个场地挤满了人。人们过来与我握手，许多人请我以后继续来参加聚会。在人群中演讲时，当我讲到我的事业给了我巨大的成功以及这次聚会将是我最后一次尽情狂欢时，我哽咽地哭了。我突然想到，我正好在开始的地方结束：与一群正好是经纪人的朋友们在一起。
不再是CEO的最初几周，我感到无措和失去方向。查克几乎立即决定让他的高层管理人员与我保持距离，他将他和他的团队的办公室搬到我的下一层。所有人都搬离，让我一个人留下来，而且只能与他们有很少的接触，这让我很难过，因为我一直喜欢在楼层里转，意外地造访我的管理人员。现在，我觉得刻意走到楼下和他们交谈不合适。我继续每星期去办公室四天，但在工作了那么久和强度那么大之后很难适应新的节奏。不过，我还是克服了最初的不适应。我忙于慈善事务，查克和鲍勃也主动在每个星期三的午餐时间向我汇报情况。
在接下来的六个月左右，我感觉相对不错。琼妮和我在我们的新船上度过了很多时间，这是一艘150英尺长的漂亮的意大利船，我们还款待朋友并与儿女及孙子们一起度假。我享受着不必为公司担心的感觉，在星期天的晚上也能安睡，而不用想下一个星期的计划。我享受着放松和阅读的自在。50年来，我都没有经历过这些快乐。同时，我开始钻研我最喜欢的非营利机构。
我对它们的兴趣比以往更强烈。在韦尔康奈尔医学院，我们在医学研究和未来医疗服务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我们在全世界，尤其像卡塔尔和坦桑尼亚这样的地方，推动教育取得的成就让我十分鼓舞。
我们与卡塔尔埃米尔及艾米尔夫人合作，在多哈建立了第一所在美国以外的美国标准的医学院。每年，来自中东、非洲和亚洲的50多名学生将从这里毕业，全部达到康奈尔大学严格的学术标准。在中东以及伊拉克战争的阴影下开办这所学校是很受当地人欢迎的，因为在那个复杂而使人丧失勇气的时期，我们正在为这一地区做它所遇到的极少的积极的事之一。
2004年，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坦桑尼亚，因为我与一位献身于这里的天主教传教士相熟，彼得·勒耶克（Peter LeJacq）神父。神父是医学院的校友，一生致力于改善这个东非国家的生活质量。在韦尔康奈尔医学院和花旗集团基金人员的陪同下，琼妮和我走访了坦桑尼亚，考察该国第二大城市的一家合作医院。我们之前了解过情况，但仍然对坦桑尼亚的医疗系统感到吃惊。20年来，该国的平均寿命急剧下降。
开车去医院的途中，我们看到许多穿军装的可爱的孩子光着脚走向学校。琼妮悲叹这些孩子中的许多将无法享受应该享受的完整生命。可怕的死亡率上升趋势显示出世界上大量人口面临的医疗危机的严重性。由于勒耶克神父的介绍，韦尔康奈尔医学院（部分得到花旗集团基金的支持）同意为该国培养医生，并致力于其医疗水平的提高。
在国内，韦尔康奈尔医学院则努力成为美国医疗和临床研究的领导者。当得克萨斯州的贝勒和卫理工会医院（Baylor and Methodist）结束合伙关系时，我们迅速行动，建立合作医院，使韦尔康奈尔医学院能够在全国范围提供顶尖的医学教育和医疗服务。担任监管委员会主席十多年，我已经爱上了与超凡的专家和捐赠者合作，推动医学研究和临床医疗。这一经历是最令我有满足感的经历之一。
通过教育赋予人们力量是琼妮和我参与的慈善机构的统一主题。卡内基音乐厅赋予我对音乐的激情，但我对它的音乐教育计划最感兴趣。自我在70岁生日时创立了音乐教育捐赠基金以来，就非常关心它的发展。我认为音乐是一种通用的语言，能够联系不同的文化，让世界联系得更紧密。例如，2005年5月，我们从四个阿拉伯国家邀请了文化部长，向他们展示卡内基音乐厅能为他们提供什么，以及他们能如何改善管理。
同样，国家学术基金在探索更好的教育模式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自我退休以来，我一直把国家学术基金的重点放在小型教学区以及指导关系的建立上，从而使国家学术基金成为高中教育系统改革的模范。现有的高中教育通常是美国还主要是农业经济时设计的教育方式，当时学生的高辍学率不被当作大问题。但与那时不同，现在，只有很少的工作提供给缺乏技能的劳动者。我们必须让年轻人受到与当代经济匹配的教育，从而让他们创造有价值的生活。我希望国家学术基金能够弥补这一空白。
这些机构为我的退休生活带来了兴奋和目标，同时，我还获得了与国外政府和领导人合作的机会。私人与公共部门保持良好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我很容易就与重要政治家建立了关系，这让我自己也很吃惊。比如，2005年，我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建立了友谊，这是一个强硬的人，但也是西方必须持续打交道的人。我主动提出安排十位美国公司的CEO与他见面，讨论在他的国家投资的机会，这位俄罗斯领导人高兴地接受了。我与德国总理施罗德和法国及土耳其的政治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也为花旗集团带来了机会。
我退休之后，对交接十分满意，过程很顺利，管理人员也没有流失。但偶尔，我在感情上很难接受查克和鲍勃逐渐不再经常征求我的意见了。我努力不干预他们，也明白只有我表现得像“成年人”并让他们掌管公司，管理层的更替才会成功。
2004年，查克必须处理世通公司投资者对花旗集团提起的民事诉讼和其他影响公司声誉的问题。在考虑世通诉讼的和解问题时，查克必须决定是否为这些诉讼提取准备，并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