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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公司必须提供独立研究业务；华尔街必须支付高额罚金。谈到花旗集团时，斯皮策要求我们必须支付尤其高的罚款。
我认为这是明显的不公，因为花旗集团所犯的错并不是最严重的。不幸的是，当监管者想整我们的时候，是能够成功的，我们曾遭遇最不利的公众舆论，也就无法避免支付额外的罚金。虽然花旗集团在法律上不承认任何错误，但监管者坚持要我为花旗集团的行为发表道歉声明21。这不是问题，现在我已经不止一次地向公司客户表达忏悔之意。最后，我们同意支付3亿美元的罚款，并额外提供1亿美元专门用于为美邦客户提供研究服务。
当听说我们的谈判人员即将结束和解谈判时，我正在莫斯科旅行。几个月来我第一次感觉好一些。我入住酒店时得到了一瓶俄罗斯伏特加酒，现在我开始好奇它的味道。我已经坚持了五个月的“斯皮策食疗法”，履行了只要监管调查不结束就不接触马蒂尼酒和油脂食物的自我保证。现在，来自纽约的令人鼓舞的消息告诉我没关系，于是我呷了一小口，庆祝谈判的结束。
一天以后，我抵达巴黎，在当地时间早上5点接到同事从纽约打来的电话，告诉我协议已经签订。那天下午，查克打来电话，我们一起观看了宣布统一和解协定的新闻发布会的直播。提问阶段，一名记者向斯皮策问到我，总检察长明确回答不会起诉我，因为我没有不正当行为。听到这些话，我确定喝一杯马蒂尼的时候终于到了。这是我很长时间以来喝的最美味的一杯酒！
解脱的感觉棒极了，但我天生爱操心，知道不应该高兴得太早。12月20日的和解公告只是总体协议，各当事方还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把一切形成文件。我还听说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差一点在最后时刻拒绝和解，因为他们对斯皮策宣布和解的时间不满。任何显示监管方犹疑的事都令我紧张，因为我只想确定我们已经达成了协定，它能让我们不受干扰地回去工作。
逆境之后我通常能很快恢复，并把注意力重新放到未来。但在达成和解之后，我感到一种伤害。虽然我经受住了这次残酷的折磨，但我的名誉被玷污这一事实使我感到深深的伤害。斯皮策允许我的律师在公开声明中包括我们的白皮书，它详细反驳了我在监管调查中受到的中伤。不幸的是，大部分公众都忽视这份文件。琼妮对和解也百感交集，认为它忽视了我的声誉受到的不公平损害。
但我必须继续我的生活，我告诉琼妮这是我们继续前进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在和解后花旗集团的第一次部门首脑会议上，我再次表达了我的遗憾。站在事后的角度，我对我的同事说我希望当初能够预见监管重点的转变，并更早改变公司的业务行为。我后悔没能更敏感地注意到长期的牛市已经削弱了华尔街对冲突的容忍力。我还说我希望从没遇见过杰克·格鲁曼！我并非沉湎于过去的人，强调必须把那些艰难的日子抛在身后，重新向前看，并以身作则。我们早在和解达成之前就实施了许多先进的公司治理改革，现在必须显示花旗集团对这些改革的决心。
这次经历给我们最重要的教训是声誉风险和其他形式的商业风险一样重要。虽然我们无法把公司声誉受到的打击量化，但花旗集团的股价在2003年3月只有35美元，在过去12个月下跌了30％。从任何角度看，它都损失了监管问题出现以前的全部风光。
和解之后，监管者和公众都以更高的标准衡量花旗公司，不管怎样，它的规模和经营范围意味着它不可能不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我们必须表现出最好的行业行为。我们在公司层面和每个主要业务部门内部建立了行业操守委员会，以防止重大违规和保证花旗在未来努力为客户寻求利益，甚至不惜损失收入。
虽然我发表了公开道歉，但我们的行为远远不是华尔街最糟的。应该认识到其他机构对牛市中的放任行为也应承担责任。美国公司经常颠覆向关键员工奖励期权的好处。牛市使许多公司发放了相对于发行在外的股份而言数量荒谬的期权，这通常会鼓励短视的决策。花旗集团较早采用了期权激励，但我们一直控制着这些奖励。华尔街的分析师和投资银行家同样失去了主见，去接受各种事后看来愚蠢可笑的稀奇古怪的估价模式。从某种程度上讲，网站点击率或利息和折旧前盈余比老式的现金流指标更能说明问题。
我也要指出其他人的不足。法律人士在鼓励许多公司使用各种所谓“金融工程”的工具之前应该深思熟虑。我一直以为人们可以依赖法律意见，坚信法律的许可是不可能被收买的。许多著名的律师事务所显然不明白或者忽视了他们的工作所承载的信任。
会计师和监管者也负有责任。我承认，要任何人分辨出一次精心策划的欺诈都是困难的，但在美国企业界发生的一些不当行为牵涉很长时间内的大量阴谋。而监管者在问题曝光之后才以报复者的姿态出现。
最后，媒体也应该受到谴责，它在市场上扬的时候刺激人们的疯狂，又在市场下滑的时候助长恐慌。较早的时候，媒体的行为变化还没有这么大，但现在无处不在的电视和网络新闻加剧了人们的疯狂。
虽然公司治理的缺陷也应承担一部分责任，但市场崩盘后的冲击波已经导致了深刻的变革。公司董事会通常会召开更长和更具实质意义的会议。公司董事已经越来越普遍地作为董事会和投资者之间的桥梁存在。交叉担任董事的做法基本已经停止，新的股票交易规则要求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必须占压倒性多数。
同时，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扩大了信息披露范围，推动了财务透明，虽然它带来了关于合规成本的问题。公司CEO和首席财务官必须对公司财务结果进行确认，这意味着法律越来越依赖公司内部人和第三方会计师及律师首先审查公司财务结果，也使传统的公司看门人复活。
当然，证券业本身也在经历深刻变化。和解协议要求华尔街提供独立的第三方研究服务，并从制度上把研究分析师与投资银行业务分隔开。投资部门被要求监控其评级的准确性，并额外设立负责合规性的员工来监督分析师的独立性。同时，证券业还被要求在经营自营性产品时审查潜在的利益冲突。
重新掌握我的生活（2） … 《桑迪·韦尔自传》 第四部分 … 格林斯潘、基辛格推荐：花旗集团前CEO桑迪·韦尔自传
对2002年监管事件的事后分析如果不谈到我自己的管理风格，将是不完整的。在那以后，一些朋友和同事问我是否放权过度以及我的管理方式是否增加了花旗集团的问题。这种说法是不公平的。管理花旗集团这么大的公司，我必须依赖他人。我不可能了解有近30万员工的公司的点点滴滴，如果不把权力下放，我们公司就不可能吸引高质量的高级管理人员。不过，我还是后悔没有更深入地了解我的管理人员和更有力地质疑我们的执业行为。毕竟，顶尖的管理才是我建立声誉的基础。
虽然统一的和解协议使大家都能返回工作，但重建失去的信誉度却是巨大的挑战。我们进行业务操作改革部分是为了平复客户的顾虑，但这并不能使在熊市中遭遇亏损的大量个人投资客户获得完全的安慰。我在经纪部门工作的朋友毫不避讳地告诉我他们现在面对客户有多困难。以我做经纪人的经验，我亲身体验过看到客户赔钱是多么难受的事。
我能够感同身受。由于担心零售业务受到的打击，我决定与沙莉·库朗契克一起会见尽可能多的经纪人员。表面上，我希望介绍沙莉，她刚刚担任我们的私人客户部门主管三个月；实际上，我是渴望与那些我一直怀有特别感情的人见面。与一线人员在一起总能让我情绪高涨。
沙莉和我一天走访了三个城市，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我们会见了近三分之一的一线员工。虽然这些活动并不都很顺利，但仍然令人兴奋。几乎每到一处，我们的经纪人员都会提到失望的客户和人们对美邦员工不诚实的指责。我知道他们都是勤奋认真的员工，对于他们感到的压力非常难过。幸好，我也看到我们与许多客户的关系仍然很牢固。
根据我自己在熊市中的经验，我尽可能地鼓舞他们的士气。我对销售人员说：“要坦诚，在艰难时刻不要害怕与客户沟通。躲躲藏藏只会给你带来更多麻烦。”我们正在经历18年来第一场严酷的熊市。虽然许多人已经不记得赔钱是什么感受，但我安抚他们说，我经历过类似时期，只要与客户保持紧密关系，我们的经纪人员就能够经受住考验。
我的同事和我还必须努力重新获得那些投资于花旗公司证券的机构投资者的信任。我们在2002年第四季度确认了大笔费用，用于支付和解成本和为可能的信贷损失提取准备。在之后的几个星期，投资者质疑我们是否确认了足够的费用，使我们的利润不会受到潜在诉讼的影响。毕竟，我们的情形仍然与烟草行业类似，而后者仍处于悬而未决的诉讼之中。
投资者也会问花旗集团的规模和经营范围是否使管理层无法管理。在短期，我们没有什么办法回答这些问题，只能强调花旗集团在前一年的市场混乱中业绩仍然很好。我们知道信心只能慢慢重建，必须不断提醒投资者注意正面因素。
实际上，花旗集团2002年的业绩好得出奇。我们的利润自1998年创建花旗集团以来已经翻了一番，达到150亿美元，即使在年底发生了超过20亿美元的不正常的费用，利润仍创了纪录。幸运的是，监管问题并没有严重影响我们庞大的消费业务，其利润在这一年的增长超过20％。我们在美国以外的庞大业务也表现强劲。不管纽约人怎么想，太阳并不按照股市的起伏升起和落下！
2003年最初几个星期，我开始越来越期待我们的利润将继续保持客观的增长。对墨西哥国家银行的收购以及最近对加利福尼亚一家储蓄贷款公司的收购为我们带来了好处；整个公司的成本继续得到严密的控制；收入正随着商业和消费者信心的复苏而复苏。我不喜欢我们的股票价格继续低迷；但我相信只要我们保持良好的财务成果，这个问题会迎刃而解。
虽然花旗集团的业绩很不错，但前一年的事件造成的个人伤害并没有被抚平。这年秋天，我接到纽约股票交易所主席迪克·格拉索的电话，邀请我加入交易所董事会。这一邀请使我非常高兴，我想一项纽约股票交易所董事会的任命将抵消那些关于我的越来越频繁的负面报道的影响。
令我失望的是，纽约股票交易所主席错误地让我相信他已经提前向所有监管者提出对我的任命。基于对他的信任，我接受了邀请。然而，当任命的消息公布时，艾略特·斯皮策公开批评格拉索。我感到很害怕。我希望中的信心体现变成了又一次尴尬。我不能相信斯皮策再一次当在我的面前，如此激烈地反对我的任命。
我迅速决定这一仗不值得打。我刚刚被重新任命继续担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董事，我想这一任命对我的声誉同样重要。我对格拉索说，只要他发表声明，说明对我的任命只是他个人的意见，我就退出。那年晚些时候，迪克·格拉索自己也面临争议，因为总检察长斯皮策对他丰厚的报酬安排提出质疑，并强迫他辞职。看到事情的后续发展，我觉得幸亏当初董事会任命没有通过。
纽约股票交易所的闹剧几乎就发生在2003年3月我70岁生日的时候。70好像是个很大的数字，迫使我认真考虑应该如何度过余生。我缔造了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服务公司。我在经济上已经自由。我有一个我爱的妻子、支持我的孩子和极可爱的孙子孙女。所有这些都引向一个问题：为什么我还要如此努力工作？我想我还有15到20年可以用于获得更多的生命成就，我开始认真考虑我的慈善事业以及如何在摆脱花旗集团繁重的日常工作后增强我在这些机构的领导。我对推动韦尔康奈尔医学院的国际化、把卡内基音乐厅建成音乐教育的领导者和把国家学术基金会建成高中教育改革的典范等想法感到兴奋。现在不做，更待何时？
那年3月，琼妮和卡内基音乐厅的发展总监杰伊·戈兰（Jay Golan）为我在音乐厅筹办了一次盛大的生日庆祝会。杰伊想到一个主意，那就是利用庆祝会举行一次音乐教育捐款。我的董事会成员和我都想把我们的音乐教育计划向全球推广，计划运用新技术辅助远程教育，并与全世界的观众进行互动。杰伊宣布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