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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都离开后，琼妮和我一直没睡，我们谈到凌晨3点，我最终说出了我逃避了很久的一句话：“我想到了让杰米离开的时候了。”对杰米长期以来行为的恶化感到心寒的琼妮只是点点头，没有说话。第二天早上，我装出无所谓的样子，试图忘掉所发生的事，送走了许多来自花旗公司的新同事。然而，我内心对这次聚会发生的不快以及杰米和他的心腹团在我们的新同事面前让我们难堪一事感到十分苦恼。
这天下午，我打了两个电话，使我与杰米的关系进入最后阶段。首先，我打电话给约翰，情绪激动地向他讲述了前一天晚上发生的事。约翰提前离开了绿蔷薇，没有看到最后的闹剧，他简直不能相信我说的话，并很快提醒我：“你不能允许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他的话听起来有很深的言外之意，但我不愿意告诉他我想让杰米离开。时机不太合适。相反，我征得他的同意，让花旗集团的首席律师查克·普林斯调查并报告此事。
星期一和星期二，杰米仍然留在他在市中心的办公室。我们只进行了简短的电话通话，其间他明显表示不准备为自己的行为道歉。星期三，查克提交他的报告，约翰和我则坐下来确定对策。约翰或许在我们第一次宣布合并时尊敬过杰米，但杰米几个月来的争吵和粗鲁行为浪费了里德对他的看重。
对于约翰这样信奉基督教伦理的人来说，殴打他人是不可想象的事。他在沉静的商业银行世界成长，人们提到“银行”时总是充满敬畏。在他的公司里是没有人争吵的。我首先表态了。“约翰，我们必须做些什么。如果我们任由这种行为继续发生，我们两家公司将永远不能合为一体。杰米已经成为合并的绊脚石。我们必须让他离开。”
让我感到极大放松的是，约翰站起来坚定地说出了决定性的话：“不能容忍这种情况。你绝对是正确的。杰米必须走。”我立即感到了放松和感激，因为约翰帮助我做出了我自己没有勇气做出的决定。“谢谢你……谢谢你……”我说。“我很激动，我终于有了真正的搭档了。”约翰提出由他向杰米通知这一决定，但我坚持应该由我亲自做这件事。那一刻，我与约翰的关系大概达到了最高点。与我解雇员工时一贯的不安相比，约翰的冷静和理智使它看上去这么容易。
约翰和我决定在几天后再宣布决定。我们首先需要确定一些细节，比如由谁来代替杰米以及如何进行职位变动。我认为如果由德瑞克来接替他的位置会不太好看，因为让他看上去像一个靠打压杰米而获胜的人不太合适。我也注意到德瑞克在前一年也并非一直表现得像个圣人。我们最后把他移到一个战略职务上，战略计划在我们公司一直是停滞不前的领域。定下这个问题后，约翰和我很快决定迈克·卡彭特和维克托·梅尼泽斯会是一个好的合作团队，也能维持花旗公司和旅行者管理人员的平衡。
卡彭特是理智的选择，但我知道他会引起争议，而且也不能肯定他是否愿意接受这一工作。三年前，基德…皮博迪公司对于他对交易行为的不力控制大为恼火。虽然迈克失去了职位，但我总觉得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迈克经验丰富，我感到只要约翰和我能给他适当支持，他就能大有作为。约翰很容易就同意了，但还有一个问题：迈克在加入旅行者时就坚持一点，那就是，由于他在基德的经历，他再也不想从事证券业的工作。现在，我们必须说服他改变主意。
星期四，约翰和我与迈克坐在一起，告诉他我们的决定。“我们希望你同意。我们需要你同意。我们知道你可能有顾虑，但你比公司里的任何其他人更有资格。”迈克的态度最初不明朗。但第二天他就接受了这一任务，条件是我们把由于对冲基金和交易业务的亏损而被大幅削减的年终奖金池重新充盈起来。迈克最不想看到的就是接手这一工作之后立即面临员工对薪酬的不满。
接下来的两天，我们着手准备宣布人事变动的细节，并决定在星期天晚上向媒体发布消息，因为这样我们能够最好地控制媒体的那一套。我知道我们的决定是正确的，但整个周末我都在折磨自己。杰米在过去三年令我非常苦恼，我们之间的关系糟糕到对公司的其他人造成伤害的地步。想到我们一起做出的成绩，我就非常难过。杰米想让我把他当作平等的合作伙伴对待，我理解他对获得承认的渴望，但不愿意满足他。我比他年长近25岁，一生都在与各种人物建立关系，为股东创造价值。他对平等对待的要求与他应该得到的不相符。杰米或许认为我在分享荣誉这一点上很吝啬，但他与我共事这么多年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承认。
然而，我知道我一直都在犯错误。我快速地提拔他，这或许使他认为这是应该的，并打消了他养成合作的管理方式的积极性。我还迫使他反对与弗兰克·扎布、鲍勃·格林希尔和德瑞克·摩根进行分权管理，直到最后花旗集团公司投资银行部的三头管理。不过，我真正的错误在于，在我们共事的早年，我不断错过制止他的强势行为和将他训练为团队合作者的机会。一旦格林希尔离去，一切就都太晚了。这之后，我本应该更强硬一些。我不该恳求他，说“谨言慎行，所有这一切有一天都是你的”这样的话，而应该警告他“闭嘴，否则去别处找工作。”
虽然琼妮和我那个周末都很沮丧，但我妻子尽最大的可能激起我的信心。我们不断地谈杰米如何在太长的时间里把事情弄得很难办，以及我如何在每个晚上下班回家后对他的行为感到困惑。就像他浪费了约翰·里德对他的信任一样，杰米也失去了琼妮的支持，尤其在他如此卑劣地对待了我们的女儿之后。她或许害怕真的失去杰米的后果，但一旦我下定决心，琼妮就做了她一贯最擅长做的：她提供了无条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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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日，星期天，我在家里给杰米打电话，让他立即到阿尔蒙克来。他说时间不方便，他正在为一批新员工主持早午餐会，但我要求他放下所有事情，因为我们必须解决在绿蔷薇没有解决的问题。他一来，约翰和我就把他引到一间小会议室。杰米桌在桌旁，我们移到另一边。我控制住情绪平淡地说：“我们按照你的要求对公司做了许多思考，约翰和我做出了如下决定：卡彭特将掌管所罗门美邦；维克托负责全球银行；德瑞克将从事战略工作；而我们希望你辞职。”
之后是颇具意味的沉默。显然，这一决定使杰米大吃一惊，他最后只是低声说了声“好吧”。
“你想知道为什么吗？”我问。“不想，”他回答：“我肯定你已经想得很清楚了。”我不管他的回答，继续说：“合并没有按照应该的进度进行。你对公司一直非常重要，但你的态度使事情无法进展。这样的现状对公司不好，对你也不好。”我一直担心会不小心说出来的话继续从最里冒出来。“你必须在今天宣布辞职。我们可以一起写新闻发布搞，不然我们也可以自己写，这取决于你，但我们希望在今晚公布。”约翰接着以强硬而冷淡的方式强调了杰米造成的不合会使我们的合并承受风险。
震惊中的杰米能够看出我与约翰立场一致，他没有申诉的机会。他接着以柔软而不带长久以来玷污他声音的怨恨的语气说：“我想就是这样了。我不打算再争。我希望以专业的风度辞职，我会配合的。”整个会谈持续了15分钟。我们然后让杰米与查克·普林斯一起审阅新闻发布稿，并留下来在那天下午与公司投资银行部的计划小组见面。
杰米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留在阿尔蒙克与查克拟定新闻稿。鲍勃·利普也来了，表达了他的遗憾。下午4点，公司投资银行部管理团队中的高级成员到齐了，他们还完全不知道为什么被召集起来。一群人在一间大会议室坐成半圆，然后杰米、约翰和我进去了。
“感谢你们的到来，”约翰说。“杰米有些话要讲。”杰米于是站起来，平静地对他们说我们要求他辞职。在这一刻，杰米表现出了高姿态。“花旗集团有巨大的潜力，也有了不起的人才，你们都应该感到骄傲。我祝你们一切如意。我很遗憾它不适合我。如果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告诉我一声。”
然后他走出会议室，回家了。
公布新闻稿之后，我们与媒体召开了电话会议。我们希望强调我们双方共同做出了这一决定，值得感谢的是，杰米配合了这一说法。我想这通电话在当时的情况下效果不错。不过，这一消息还是使我们的股票在开盘时出现了下滑，在接下来的两天跌了6％。我们的投资者喜欢杰米，认为他的辞职意味着我们的合并整合遇到了麻烦。
他离开之后，我们的律师拟定了断绝条款，杰米与我有一年多没有说过话。合并后的大量整合工作使我很容易忘掉了杰米，但我仍然不时地希望我们是以更好的方式结束了一切。1999年12月，杰米首先寻求和解，他打电话来说：“我们是不是该一起吃顿饭了？”
我们在四季饭店一起吃午饭，杰米尽了最大的努力让我们的交谈顺利开始。他说他只想用两分钟谈过去。他说他决不会做出我所做的事，我让他离开是错误的。但他也说明白我的一些想法，并承认他经常忽视我，而且并非一直把公司的利益放在自身利益之上。最后，他指出他已经获得了教训，我们应该向前看，而不应该再计较到底是谁的错。我以我的方式接过了橄榄枝，对他说：“你是对的。把事情弄得那样糟确实我们两个人都有份。”说完，我便改变了话题，谈论他找工作的情况以及世界新闻。
几个月后，杰米成为第一银行（Bank One）的CEO，当时这家公司已经陷入困境。在接下来的四年里，他明显改善了这家中西部银行的业绩，以至于他能够与J·P·摩根谈判一桩更大的合并。我们分开之后，只说过非常少的话，但显然我是他们宣布与J·P·摩根合并后第一个打电话祝贺他的。现在轮到杰米展现他是否有能力与其他人相处并建立更广大的团队。如果他吸取了教训，他会获得很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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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2月，我与约翰·里德的关系已经急剧冷却。我们都退回各自的领地。我们的一些同事后来这样描述我们在会议中的身体语言：约翰讲话时我的眼睛经常四处乱转，我讲话时约翰会用毛衣袖子挡住他的脸，掩饰他的皱眉。现在，这些事令我感到多少有些好笑，但重要的是约翰和我从来没有以无理的方式对待对方。真正的问题来自我们之间的差异以及无法让对方接受自己的信念。我们逐渐放弃了对方。
虽然我对约翰与董事会讨论继任问题很生气，但我不知道如何回应。不过，一次与鲍勃·利普的谈话很快刺激我采取行动。琼妮和我习惯在阿迪朗达克斯与一群朋友一起庆祝新年，决定为新千年举行一次特别庆祝。那个周末下着很大的雪，每个人都享受着节日。最后一天，鲍勃要求与我私下谈话，听完他的话之后，我庆祝的心情陡然消失了。“桑迪，这不再是玩笑了，”他说。“我不能忍受里德，因为他，我不能按照我喜欢的方式做事。我想我该离开了。”
虽然鲍勃以前也曾威胁离开，但这一次我尤其看重。他的话提出了一个直接而个人的问题：如果我不能保住我最好的管理人员，这会为我的管理能力做怎样的注解？“我不喜欢你这么说，”我回答。为了安抚他，我又说：“请给我六个月时间，看看我们能否做出一些改善。如果我不能让事情达到你的要求，你可以离开，我会和你一起走。”
这番话使鲍勃平息下来，他答应我不会突然辞职。我后来告诉查克·普林斯我们的对话时，他警告我不应该把我的命运与鲍勃结合的这么紧，因为我们应该有不同的道路。我没有理会这一反馈，而是强调约翰损害了管理团队的凝聚力。
我们的计划小组按计划应该在2月初在亚利桑那进行年度战略审阅，我不动声色地安排会议日程，鼓励我们的管理人员对最高管理层的不和谐畅所欲言。我设定了会议需要做成的三件事。第一，我想让利普详细描绘公司的长期愿景，陈述公司在接下来的十年可能发生的变化，如果成功的话，这将驳倒里�